贺绍俊：现实主义笔记

我希望作家多一些焦虑，因为作家的焦虑正是推进现实主义不断发展的动力。但作家们多半是从技巧和手法上寻找突破口，却忽略了思想上的突破。现实主义之所以能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直面现实，对现实中发生的新变具有高度的敏感，能够随着现实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思路。

在讨论当代小说创作时，现实主义显然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当代作家对待现实主义有一种复杂的情感，有的爱之犹深，有的恨之入骨，但无论以何种情感对待，每一个作家都没有走出现实主义这株大树的树荫。从这个角度说，即使在今天各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已经变得像家常便饭一般，现实主义仍是值得我们正视的话题，然而也由于我们情感之复杂状况折射到现实主义上面，使现实主义的面貌变得暧昧不清，如果我们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考量当代小说创作的话，就会发现人们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和表达不仅存在着越来越深的困惑，而且在这种理解和表达中逐渐丢失掉了一些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东西。

现实主义是欧洲19世纪兴起的艺术理论，最初是由法国一些画家提出来的，后来移植到文学，特别成为小说家所倡导的一种理论。而这种强调与现实世界关系的小说理论很快被以启蒙为己任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所看重。当现实主义与启蒙、革命结合起来后，情况就逐渐发生了改变，现实主义被赋予了多重的含义，它不再仅仅是一种小说理论了。

更重要的是，现实主义在与政治和革命的密切结合中，越来越加重其意识形态性，因而它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就大大超出文学理论的范畴了。现实主义的确是检视当代小说创作成果的重要标尺。自新时期以来，在二十余年的探索、突破、发展的过程中，作家们逐渐卸下现实主义厚厚的意识形态外衣，在现实主义的叙述中融入更多的现代性意识，大大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表现能力。在创作观念越来越开放的背景下，我们应该认真总结现实主义在艺术表现上的无限可能性。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现实主义是最适宜于小说的叙述方式。现实主义遵循的是常识、常情、常理的叙述原则，这不是一个艺术风格或艺术观的问题，而是一种讲故事的基本法则。所以小说家进行革命，哪怕采取反小说的极端方式，革命可能带来艺术上的重大突破，但最终小说叙述还是会回归到现实主义上来 （当然回归的现实主义与过去的现实主义相比已经有所变化）。

我们对现实主义有一种误解，以为现实主义的作品最容易写，只要有了生活或者选对了题材就成功了一大半。岂不知，现实主义是一种最艰苦、最不能讨巧、也丝毫不能偷工减料的创作方法，它需要付出特别辛劳的思考才能触及现实的真谛，缺乏思考的作品顶多只能算是给现实拍了一张没有剪裁的照片而已。所幸的是，现实主义作为当代长篇小说的主流，仍然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首先来自作家的思想深度。陶纯的《浪漫沧桑》和王凯的《导弹与向日葵》采用的都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方法，而且两位作家都是军旅作家。我发现军旅作家在对待现实主义的态度上往往更加严肃认真，这是否与军队更注重铁的纪律与不能马虎敷衍的训练有关系呢？两位作家对军旅生活非常熟悉，也为创作做足了功课，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自己的思考。陶纯写革命战争有自己的反思。王凯写的是在沙漠中执行任务的当代军人，他对军人硬朗的生活有着感同身受的理解，也对最基层的军人有着高度的认同感。

现实主义必须认真倾听社会共识。所谓社会共识，是指人们从公共价值系统出发而形成的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是非评价。现实性的小说往往是在导引出社会共识，但在社会共识形成后，作家再次讲述同一现实问题的故事时，有可能就只是在重复表达已有的共识，这时候作家就难以避免重复的烦恼。那么，是否同一现实问题的故事只能讲述一次呢？作家如何才能做到既不想与社会共识发生冲突，又能将同一现实问题的故事讲出新意来呢？我以为关键还是要对现实有深刻的思考。从一些作家成功的实践来看，作家要善于使自己的思路在已有的共识路径上再延伸开去。比如写矿难的小说比较多见，矿难所带来的愤怒和思考也基本上形成了共识，胡学文的中篇小说《装在瓦罐里的声音》看似是以矿难为题材的，但他力图从关于矿难的共识中延伸开来，于是他写频繁的矿难造就了寡妇村，寡妇村的出现虽然是悲伤的事情，却解决了农村光棍的难题。农村的光棍“嫁”到寡妇村，还算计着寡妇从矿难中获得的赔偿金。这不仅延伸了矿难的故事，而且也揭示了矿难存在的复杂原因。刘庆邦的中篇小说《哑炮》同样也写到了矿难。但他完全放弃了社会苦难的考量，而是趋向于去探询人类的共同性的问题。小说最有新意的思想发现就在于：当善与恶的幽灵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游走时，也许不经意间就在我们的心底埋下了一颗精神“哑炮”。所以我们得提防着，我们也得小心地处置精神“哑炮”。我以为，这就是一个人类共同性的问题。

现实主义必须发展，对此人们似乎没有疑义。因此现实主义作家也在为如何创新与突破而焦虑。我希望作家多一些焦虑，因为作家的焦虑正是推进现实主义不断发展的动力。但作家们多半是从技巧和手法上寻找突破口，却忽略了思想上的突破。现实主义之所以能够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直面现实，对现实中发生的新变具有高度的敏感，能够随着现实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思路。所以寻求突破的现实主义作家更应该到现实中去寻找思想的突破口。比如我们经历过一次大的社会转型，由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此巨大的社会变化必然给文学带来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当然首先会体现在经济生活在作品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且经济题材可能会成为一种重要的题材类型。但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影响也许悄悄发生在思想层面。

我注意到深圳作家丁力，他过去一直在企业工作，对深圳的经济潮流充满了热情，他所写的小说多与经济活动有关。我读他的小说，就发现他改变了我们在经济题材上的文学思维，在处理经济题材时，不少作家仍停留在革命时代的思维。革命时代的思维基本上是从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模式出发来对待经济的。这样的思维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人性的弱点。但我以为，它并不能引导我们认识经济活动的全部，特别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下，如果仍固执于这样的思维去观察世界，获得的只会是一种失真的镜像。丁力完全没有采取这样的思维，比如在他最近的一部小说《中国式股东》里，他以客观和理性的态度对待股份、资本、金钱等这些经济活动的基本元素，当这些元素在一个合理的经济环境中运行时，能产生积极的结果，而这些元素对于人的影响，既有激发奋进的一面，也有引诱堕落的一面。丁力的着力点放在做人上，也就是放在人性和人生上。他并不认为资本、股份、金钱等是可恶可怕的东西。那么他是彻底否定了以往经典性作品对于资本和金钱的批判吗？我以为不是。丁力的小说中不乏批判性，只是他要把造成恶与罪孽的原因辨析得更清楚。责任并不在资本、股份、金钱本身，而在掌控这些东西的人以及社会经济运行法则上。在经济活动中，人性中的善与恶都在进行积极的表演，作家不仅要从中发现恶，也要从中发现善，更要由此告诉人们，怎样才能让善在现实中得到最大的张扬。可以说，丁力的小说提供了一种积极面对经济时代的新文学思维，这同时又是一种充分体现出现实主义精神的新文学思维。

中国现实主义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的“风雅颂”。但后来我们谈现实主义传统，却只谈《诗经》中的风，好像风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传统，我觉得应该把三者看作统一体。风是土风歌谣，来自民间。雅是贵族文人的审美，带来典雅的东西。颂是在庙堂祭祀歌颂祖先功业的，有赞美的意思在内。所谓现实主义不是说我们写了现实生活就是现实主义的，而是说我们面对现实的姿态，是指作家看世界的方式。风雅颂的传统告诉了我们，赞美歌颂的姿态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诗经》时代就被确立了下来，我们看世界时不会忽略那些应该被我们赞颂的内容。

自从《诗经》确立了“风雅颂”的传统后，中国文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赞美歌颂的姿态，以这种姿态书写的文学作品也不乏优秀之作。当然，在当下的现实主义书写中，我们同样能够感受到作家的赞美歌颂的姿态，于是给小说带来一种温暖、善意和阳光的色调。我以为迟子建就是一位非常善于、也非常成功地采取赞美歌颂姿态的作家。她在小说中构建起一个温暖的世界。她以温暖善良的意愿接近普通人的内心，她乐于与普通人的世界交流，在交流中表达深深的爱意。她代表着温暖，代表着善良，代表着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强者。但这一切并不妨碍她对现实的批判和揭露。

但是，赞美歌颂的姿态对于作家而言，又是一种具有危险性的姿态，特别是在创作并不自由的环境里，或者在面对功名诱惑的情景下，赞美歌颂的姿态有可能带来的是阿谀奉承以及假话谎话连篇的后果。因此我们也要对那些充满赞美歌颂之辞的作品采取审慎的阅读方式。赞美歌颂姿态在主旋律的创作中所受到的伤害尤其为烈。主旋律是一个普遍的文学现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不同的时代都会有自己的主旋律。我们社会一直倡导主旋律创作，并给以各种优待，这无可厚非，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在这样的背景下，主旋律创作缺乏自省和完善的良好环境，在无形中就会形成一些模式化的思维，这些模式化思维是阻碍主旋律创作得到提高和突破的主要因素。模式化思维和表现之一就是以为主旋律创作只能采取赞美歌颂的姿态，这显然有悖于现实主义精神。因此，一个真正坚守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在进行主旋律创作时，要对赞美歌颂的姿态保持足够的警惕，要了解其危险性。由此我想起了被誉为人民作家的赵树理。

赵树理无疑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又是与主旋律创作有着密切关系的作家。他在文学上的正式出场是因为主旋律创作的需要而出场的。当年，延安时期的文学最初带有强烈的知识分子情结，主旋律的声音难以得到表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赵树理出现了。赵树理站在农民的立场，讲述普通农民的故事，与当时所强调的主旋律相吻合，因此，党的文学理论家陈荒煤兴奋地表示，主旋律文学就是要“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但赵树理并没有陶醉于赵树理方向的提法，相反，当他被赋予“方向”的意义后，他在创作中更能敏锐地感受到主旋律的要求与人民诉求之间有时存在着矛盾，他的创作并不回避这种矛盾，而是努力通过主旋律的变奏来表达人民的诉求。赵树理正是通过这种努力，使其作品具有更丰富、更新颖的思想价值。今天，我们应该重新认识赵树理的意义，他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山药蛋派”，而在于他在主旋律创作中维护和坚守现实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