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尹学芸小说的三重视角：杂志，作家，读者

坊间流传一种说法，只要在《收获》发表三篇小说，就能在地方作协谋个一官半职。这颇具意味的论调背后，如果仅仅当做八卦一笑了之，那多半说明你对当代文学生态多有不知。其实这看似玩笑的背后，对杂志、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建构，提供了生动的写照。作为一本有六十余年办刊经历的文学名刊，如何讲述当下复杂的现实经验，其实可以从它的作品中得到确认。你的作品如果在较短的时间内不断亮相《收获》，可能不单单只是杂志对其艺术品质的表彰，也隐含着对刊物和作家之间，彼此精神气息的寻找。

翻看近年的《收获》杂志，尹学芸的名字十分抢眼。大致从2014年第一期的《玲珑塔》开始，到2018年第三期的《望湖楼》，5年发表6部中篇小说，其中包括了《收获》60周年特刊号，有一半是头条。首发之后又被多方转载、获奖，形成了文学圈的热门现象。这当然是尹学芸多年来默默写作厚积薄发的必然，但某种程度上，也跟《收获》杂志的大力推崇不无关系。在写作日益丧失创新思想能力的时代，作家和杂志合谋成就纸上的虚构，导致了无数装腔作势却僵硬苍白的文本。《收获》杂志却坚守着万象包容的海派姿态，从办刊策略和审美趣味上，都敏感地见证着中国在巨大的社会转型期，一撇一捺的人所结构的分量。

中国的小说家长期以来都被西方的叙事技术所迷惑，实际上中国的小说源流里有一个抒情的传统，这和西方小说的脉络有着根本的区别，当中国的小说家以叙述策略为荣的时候，也等于断裂了从抒情传统的内部向外实现精神探索的可能。现代小说对中国人内心图景的描摹缺乏传神的表现，文学已死，故事已被写尽，并不是源于故事本身，而是故事被技术支撑时形状干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阅读某些小说时，只看到作家的辛苦经营，那些技术趣味不过是一种美学表演，很难让人产生共鸣。

尹学芸小说的表达形式正好相反。她架构故事的核心方式里，有着明显的朴素与抒情的诗意，在现代语境的故事外壳包裹下，尤其显现出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从而繁衍为一种新的精神力量。这是因为在作品中生存呼吸的情感来源，更多的是个体的遭遇，在面对历史和现实的讲述中，个体经验是叙述的中心，故事的推动来自于“我”的真实表达，于是小说的形成也就有了高屋建瓴的意味，不仅仅是为了让他们依附在这个场所里活动，而是构筑一个合乎情理的空间，让人物的存在境遇能够从细节上展开，并一以贯之，让读者获得逻辑上的理解。

杂志构建的是一个经验化的大观园，它有一个基本的美学标准。应该看到，《收获》这座大观园的营造法式，着重的是文本的内在驱动力，它重视作品表层情节冲突下的机制反应，排斥基于概念和功能的演绎，拒绝上纲上线的廉价性思辨，推崇语言背后隐密的外延。最具典型意义的便是黄永玉先生的《无愁河边的浪荡汉子》，这部作品由于长达十余年的连载，更显出针锋相对的争议性。但不可否认，作品在扩展一种文学书写的场域，丰富一种文学经验的活力上，建构的是传统中国的美学体系，那种博大精深的精神风范，无疑具备不容忽视的价值。

尹学芸的小说也是传统的，但她的智慧在于，她没有被旧的话语体系局限，而是通过这种让人亲切的讲述方式，引领读者进入熟悉的情境，又打破他们固有的思维常识，得以深入人和世界的内部，剖开了生活残酷与温情的肌理。这就是尹学芸在作品中建立的恒常的人物命运关系，个体在裂变时代的疼痛与爱，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作品舒展的过程，还原的正是他们自身。对“活得好”的渴望成为了这些人挣扎的根源，但尹学芸却故意绕开了人物的正面交锋，人间的暗流让他们腹背受敌，于是我们窥见了这些人慌乱之中破绽百出的本能。

《玲珑塔》中很容易就失控陷入流俗的情感故事，被一座辽代白塔镇守的岁月稀释，然而塔身垂范人心却不古，于是一段因缘交错在平静与悬疑的对峙下，竟也有了传奇的意思。《李海叔叔》是人与人之间陌生化的直接书写，两个家庭几十年的交往，投射的是中国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情交往史。父辈和子辈的并置，使亲疏的变迁获得了更加切肤的完整性。父辈所处的农业时代，人与人的交往呈现的是赤裸裸的人性本能的欲望，交杂了历史阴影混淆后的复杂面貌。到了子辈进入城市成为社会主流的时代，他们的人情交往，很大程度上是对父辈生活的模仿，在《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里，感慨着某种稀缺的情感与隔膜如何延续和生长。《士别十年》行文奇崛，细节处是精妙的寒光，最大限度地指证了权力结构的深渊，以及人在其中的异化。“郭缨子淡淡地听着，手中晃着酒杯。里面的液体不断变化着角度。从高处跌到地处，又从低处涌到高处。其实高处低处全无用处，可那些酒就是乐此不疲。”语言是风格的最终体现，一句话的写法也就是一部小说的写法，也就是一个人的写法。作品剔除了对官场生态的直观介入，反之以人的日常活动景象为核心，是否也说明了作家内心蕴藏着更紧要的精神问题需要拷问。只有将人物置身于家常性中去观察，逼视出他们被胁迫后的浑然忘我，才能还原出他们如此享受的被戕害的后果，那些望而生畏的惨烈才会呈现出令人战栗的艺术效果。

这些努力构建的小说世界，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人物的塑造。落在人一生中的雪，并不是都能被看见。但尹学芸通过她的写作实践，呈现了一种真实的力量。她铺陈了白茫茫的世界真干净，映照着人隐藏的不堪和猥琐，最终这些人物和故事的走向都归于一声叹息，不见得有多么悲剧性的意义，却在某种程度上解剖了中国社会的现状。

人生所有的不快都是源于贪念。贪，主宰了尹学芸小说的每一个人物，他们逐渐被蚕食，成为阴影的一部分，进而波及旁人。尹学芸并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对这些人物进行批判，然而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却能轻易地带入读者的体验。小说的核心密码由此被一点点解锁，艺术的呈现在杂志、作家和读者之间合力作用下达到高潮。

在这里，《收获》作为汉语文学重镇所代表的高度，从尹学芸的作品里可以看到实践的意义。经验的、情感的作品，首先展示了美学的纯度，它所充分舒展的故事空间，能让读者深入其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反应出身临其境的情感投射，在此基础上，读者才有可能进入到小说作为艺术的第二层空间。伪劣的故事往往连情感反应都无法实现，而在《收获》的高格体系下，尹学芸的小说无疑都能得到第二层空间的确认。

发表于《收获》2017年第一期的《花匠与看门人》，是一篇依赖读者的发现来完成的小说，可能你处于不一样的视角，你所获得的阅读体验都是不同的。谁是螳螂，谁是黄雀，谁又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到的，究竟又是什么？随着故事脉络的纵深，情感张弛起伏，推动了读者从局外人的角度自觉进入窥视者的角色。不仅仅是花匠老陈和看门人老胡，这篇小说里的每一个人，都在试图窥视别人的隐私生活，带着热心的关心的名义，人情的往来钳制了他们做出抗拒的姿态，于是他们变本加厉参与到了窥视对方的行为上，这个通过猜测和想象营造出来的世界，扭曲到了每个人都毫无秘密可言的地步，最恐怖的是这些秘密可能并不是真相。小说在窥视局长与那个香艳女人的关系上，完成了艺术性的审美升级，女人意外死去，为了掩盖丑行，他们私下掩埋了她，于是小说里的每个人都被裹挟期间，惶恐地经受着煎熬。从被动地窥视者到主动窥视别人，罪恶显然不是作品建构的重点，反而是彼此兜着秘密的生活，无处可逃的窥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异，才是小说内在的张力。最后花匠计划“来年还是给人家去看稻田，没有这里挣得多，但比在这里踏实”，看似是他对这个世界的逾越，实际上在小说之外读者的视角里，看到的却是窥视欲的胜利，它如何得意忘形，成为一种生存的法则。

《曾经云罗伞盖》中的钉子户朱玉兰，她所抵抗和捍卫的，可不是通过拆迁谋取的利益最大化，她竭尽全力争取的，是对曾经成就过她的价值观的保护，她的前半生被这些价值观捆绑，断送了一个农村女人所有的希望，因此，朱玉兰的形象象征的是理想与道德的失守，时代无情地背叛了她的相信，轰轰烈烈碾压而过，徒留了她一个人，成为一座充满废墟的村庄。“有关人文的、地理的、历史的、哲学的种种思考，对一座废弃的村庄都不为过。”那从故事层面进入价值层面，对作家以及读者来说，抵达的必然是一个深刻的美学的艺术世界，只有当两者合乎情理地构建起来，其中的递进关系才能不断衍生下去，因为故事后面还有故事。那些拘泥于故事的实效性而忽略了价值追问的写作，最终一定只会被现实世界的庞杂吞没，毕竟再怎么力透纸贺，也难以穷尽当下这个时代的错综复杂，这种对事实世界的复制，不过是一堆生活的赝品。

无论是抒情传统里的情感经验，还是故事营建中的多重空间，都是尹学芸小说艺术的法门，但是，如果小说只停留在情感和欲望产生的空间里，它所企及的高度依然是有限的，不过是基于生活经验的想象，还是无法成为一种精神的突围。经典的小说应该是放在任何时代都有效的，它能潜入历史文化的内部，解锁并回答人们精神的困惑。作家在文本里制造冲突，推导故事，但不去清算这些人物的归处，就好像发现了问题却避而不见，这样的写作恐怕也只会将自己悬空。那些回避了小说世界归属的写作，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假冒伪劣的小说，消费的是读者的感情，对于存在的根本困境却保持着沉默。这沉默代表了作家的无能和纵容。当小说的感情与空间建立起来以后，解决存在的冲突才是好小说该有的风范，才有资格去抗衡历史的挑剔眼光。

尹学芸显然没有满足于小说艺术的美学高度，新作《望湖楼》就是力图洞悉存在之真相的写作，她把心酸放到了欢乐的层面去探讨，提纯出了精神的重量。作品中的贺三革一家受惠于陶大年，多年以来始终念念不忘，然而庶民贺三革与离休高官陶大年之间是身份的悬殊，这就为善良的开端打开了心酸的立场，同时也启动了小说的情感冲突。“跟富人打交道，倒霉的总是穷人”。于是一场完全超出穷人预算的宴席，奠定了小说悲剧性的存在，陶大年与他的情人及同僚酒饱饭足离开，贺三革的人生命运却从此陡转急下，心酸就在这种矛盾中逐渐深化。尹学芸在呈现如此种种的人性困境时，她对人物的刻画甚至是轻松诙谐的，可是当贺三革意外跌倒瘫痪后，小保姆便架构起了穷人和富人的对峙，她在小说的内在维度上贯彻着一种反抗的作用，迫使每一个人物都躲起来清洗自我精神上的不洁，也让读者作出了情感与价值的反应，而两者融合所实现的质变正是精神的超越，也就是当人们被世界困顿的时候，依然可以获得的肉身之外的自由。

一部作品最终能否从现实主义的架构上，升华出更大的精神可能，主要取决于作家看待世界的方式，如果缺乏对存在的纵深和思考，那她交付的文本一定还是指向了具体的当下，时过境迁就变得黯淡失效。小说中小保姆短信各位高官请求“帮助”的桥段，在如今的民生新闻里早就已经不够新鲜了，尹学芸却能够转化成与文学的现实相遇的形式体验，完成了对一个时代众生浮世绘之精神真相的比喻。艺术的转化验证的是写作者是否具备精神的想象力，是否能够以此为主动性去挑衅存在的边界，剔除现实的障碍和经验的困顿，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并指证它恒定的价值体系。

从创作谈中得知，《望湖楼》的初稿在2015年底完成，最终由《收获》发表，其间在汉语文学的江湖只身闯荡，四易其稿，经历了一些文学之外的波折。小说的命运和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共同地走向了某种突围，作家为纯真的理想获得了缅怀的立场。写作最终的向度大概都是听从于良心的呼唤，良心的冲突正是人性与世界存在的冲突，生存的悲欣发生在良心与世界抗争的那一刻，良心也还是世界的最大公约数。罪与罚，爱与痛，善良和宽容，它们都浓缩在尹学芸的小说空间里，是温柔敦厚雅俗同体的姿态，一个作家能在作品中写尽人世万象，她作品的精神品格当然是值得人敬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