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源《诞生：一份小说手稿》：元叙事与主题的必要性

作者决没有死去，文本会传唤他出庭作证。

在《诞生：一份小说手稿》中，主人公是一位老批评家。小说写到近来有两件事深深地困扰着他：第一件事，源于工作现状。“今年学校出台了项新教学政策，每个在编教师，无论职称等级高低，一周须匀出两个小时跟学生面对面，传道解惑”。但“他并不赞成这个愚蠢的规定”。为什么不赞成？因为“平日学生上完课就散了，也鲜少主动围过来和他探讨问题”，而“来访学生以理工科居多，他们有的连起码的文学素养也没有，又不肯多读书”。尽管如此，“每次他们像赶集一样，备着一堆疑问而来，提问，然后在本子上埋头苦记”。“他们提的问题，在中文系学生那里都是常识”。在这所“理工科闻名的大学里”，老批评家的文学研究，原本是边缘化的学科，因此突然冒出来“这么多文学爱好者”要他启蒙，使得他既不胜其扰，也不胜其烦。

第二件事，则大抵是对自身从事职业的深刻怀疑。他并不十分确信——也可以说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专业对于文学创作能有何助益（“顶多就是给这个贫瘠的世界增添几个话语和概念”）。看起来，这位批评家终于倒戈一击，攫住了反文学理论的良知。在这种怀疑的反面，古典主义也战胜了他对当代的兴趣。虽然他常教导学生：“做批评，首先要介入文学现场，多读文学期刊，鸡蛋里挑骨头，总会捡到几根好的，多介入，毕业论文也有线索了。这些年他就是这么指导学生的。但他自己，几乎不读文学期刊了，他宁愿从文学场逃开，宁愿花时间多读几页《杜甫集》。”两者合而观之，我们就为他的恍然不知所以理出了一个头绪：他因此觉得“世事变幻莫测，眼下的生活仍是一头雾水”。

我倒是觉得作者无意间透露的这位老批评家，本身即是文学理论的象征。作者的用意也端的在此：说他“眼下的生活仍是一头雾水”，指涉的正是此一学科的现实。他一面“清楚得很，理论对写作并无甚帮助”（为此他建议理工科的学生去读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一面又因为某位青年作家“连巴赫和巴赫金都分不清”而“莫名心慌”（于是他将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推荐给这位青年作家）。事实上，如果说批评家是清醒的，那么文学理论的困惑也并不少于任何一门价值难以自足的专业。更何况，钱谷融先生在那篇文章里对理论与意识形态的化简就繁，岂不正说明了某些问题吗？在这种心境下，在题目中虚闪一枪的“手稿”，终于露出眉目。

此后作者特别注明，稿纸每一页的抬头都是“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看守所”。手稿从闽南寄来。在word文档中，《诞生：一份小说手稿》有十一页；在杂志上刊载时，小说有九页；而这份手稿有十九页。稿纸是米黄色的，“字是用蓝色圆珠笔写的，字迹潦草，有的字写错了，有的还歪歪斜斜出了行”。尤其吊诡之处，在于信没有署名，只有一个寄来的地址；而《诞生：一份小说手稿》署名林培源，写于2018年初的美国东部城市达勒姆（威廉·斯泰伦的文学源头）。这封不明不白的来信也让那位批评家困惑：首先：两个天各一方、身份如此悬殊的写信者与收信人，究竟是怎样发生了联系？他暂时还想不明白；其次，他同样难以定义这份手稿的性质：是某个在押犯人闲来无事的涂抹，还是迫切寻求忏悔的告解或独白？

在小说开头，作者提到批评家所在的学院现况：“这些年院系改了几次名，楼却还是这么一栋，三层，底层光线暗淡，每次推门，都像走进牢房。”恰恰是在此时，他面对着这封名副其实从牢房发出的信，“恍然发现，自己深谙的那套批评概念失效了”。他对照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和瞿秋白《多余的话》，缓慢着读起信来，也因此他和那个有待查明原因的犯人/作者，展开了对话。《诞生：一份小说手稿》在刊出时没有分章，其实可以说，在故事层面，它包含两个大的独立语义段：第一个语义段述及一位被专业束缚的批评家，偶然发现了一篇浑然天成的好小说（A——B——C——D）；第二个语义段，就是作为手稿的具体文本（a——b——c）；而在叙事层面，作者将这封信插入，将两个故事重叠并置，于是便造就了眼前我们读到的情节：楔子——A——a——B——b——C——c——D。

如果说由闽南寄来的手稿，对于原本的叙事是一次入侵，那么它正好呼应了拉康关于想象界和象征界的规定：想象界总要侵入象征界。A与a之间没有连续性，抑或换个说法，a的楔入使得A与B在文本中丧失了连续性。同样的情形还可涵盖此后的b与c，它们分别中断了B与C，C与D。直到老批评家读完这部手稿，进而侦破这封信辗转到他手中的缘由，也查到了写信人的姓名，他才将小说推荐给某家杂志。如此一来，林培源便将这篇小说文本的内外一一交代清楚，小说也因此自我赋予了一种元小说的特质。不过，文本的制作过程其实并不重要——《唐吉诃德》《项狄传》无不自我指涉，只是在后世的作家那里，方把它发展为一门技术，试图以此平衡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局限。我们应当追问的不是这个，而是这侵入的元叙事，它所质疑的现实基础何在？将两个语义段纵横交错在一起，其必要性又在哪里？

一旦我们将这位索寞与热心的批评家视作小说的初级叙事（叙事框架），那么除了这份手稿，小说里还藏着另一个次级叙事（元叙事）。这便是那位因为“连巴赫和巴赫金都分不清”，而惹得批评家“莫名心慌”的青年作家。他新近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可是，将这个人，与那位身陷囹圄的手稿作者并置在一起，除了刊登那部小说的期刊流落到闽南这一线索之外，作者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信服的理由——说明一个“连巴赫和巴赫金都分不清”的作家与一位可能连巴赫或巴赫金都不知道的作者之间，究竟有哪些奇妙的差异。当然，有一个细节的对比还是值得关注的，在不同的段落里，作者对这两位作家的描述有些不同：

写信人照理说未曾受过写作的训练，然而他好像天生是个讲故事的能手，叙述口语化，张力十足，对细部的描写也相当精准。他留意到文中几次出现的方言词，如“厝内”、“外嫲”、“落力”等。

小说在编辑部引起了一些争议，争议焦点落在小说人物的对话上。编辑部建议他将那些过于书面语的对话改得口语化些，但是这位固执的作者不从，他说：不要指责作家写的人物对话生硬、做作，不真实。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识字不多的人在提到 “半身不遂”的时候，用的不是标准的“瘫痪”，而是《庄子·杂篇》里的“偏枯”，你能说一个文盲不可能用这么深奥的词吗？他记得，当时写评论时，他也曾就语言的问题作了几点商榷，不过最后他还是肯定了作品叙事的野心和对人性恶的挖掘。

这是小说唯一可能抵达的主题，但也正是在这里，作者开始语焉不详。不过，在叙述语言的选择上，涉及的仅是作家在美学观念上差异，也并不能说明什么。塞万提斯与劳伦斯·斯特恩会觉得如此讲故事好玩，但他们尚且还有一个小说的主题；到了亨利·詹姆斯与康拉德的时代，主题的色彩渐渐隐没了。我所说的主题并不局限于道德困境，它指涉的是小说与读者之间共同构筑的心理基础；强调主题，同样不是要藉此凸显训谕或意图本身，而是指明了作家创作一部小说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意义发生的过程，是他维护一部小说得以成立的过程。

林培源的这篇小说着实令人耳目一新，但是我也必须要说，在叙事中发现意义，不只是批评家做的事情，——至少不是小说中的那位决心摧毁文学理论的老批评家会做的事情。防止过度诠释的最好办法，固然有批评家的反身与良知在里面；但对于一位自觉的作家来说，他同样无法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