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的“四重累”

《才女之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由于李清照生平资料罕见，其作品反而促成了其形象的形成。李清照本人促成了这个形象，但是最终的复杂与夸大版本，却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与她毫不相关的人创造和定型的，这远非词人自己所能掌控。

“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道德观在古代被普遍地认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女子不能有才，而是即使有“才”，也多是局限于在自身狭小的生活圈里展现，不必外露，不可张扬，否则就有可能招来责难和非议。作为一位以女性身份而著称于世的作家，李清照无疑也会被作如是观。关于李清照的生平，宋人的记载极其稀少，这也致使后人对其人其事及其作品的争议难以止步，关注她的生活世界，评议她的文学作品，古往今来就一直在不断地发酵，人们基于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据不同的理论解读李清照及其作品。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了美国学者艾朗诺先生的《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以下简称艾著）一书，是解读李清照的又一部新作。

艾著是基于女性主义来解读李清照其人其事及其作品的，在男性统治的社会里，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伦理等诸多领域都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在家庭生活中也是如此。中国在传统时代正是这样的社会。作者对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李清照其人其事及其作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辨析，对古往今来学者就李氏的评议进行了驳难，提出不少富有建设性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子，李清照勇于冲破世俗的诸般禁忌，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男性主宰的社会中张扬个性，成名文坛，实属不易，这是艾著着力要论证的。

成名之累

李清照的成名，主要体现在创作方面，这与她卓越的识见有关。在宋代有限的文献记载中，多称扬其才华。王灼云：“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 （《碧鸡漫志》卷二）朱彧云：“本朝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又“诗之典赡。无愧于古之作者。词尤婉丽，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见其比。” （《萍洲可谈》卷中）谢伋云其“妇人四六之工者” （《四六谈麈》）。朱弁云：“善属文，于诗尤工。”（《风月堂诗话》卷上）赵彦卫云：“有才思，文章落纸，人争传之。小词多脍炙人口，已版行于世。”（《云麓漫抄》卷十四）佚名《瑞桂堂暇录》云：“才髙学博，近代鲜伦。其诗调行于世甚多，尝见其为乃夫作《金石录后序》，使人叹息。”可知李清照不仅词写得优异，诗文也是很擅长的，在男性主导的文坛，她能占有一席之地，这是需要胆识的。

艾著认为，李清照以女性作家的身份名扬于世，为社会所关注，已属罕见，至于献诗给官员，贬斥男性领导层的软弱，又撰写《词论》，历数著名男性词人的短处，诸如此类，其言行更是令人震惊（艾著322页）。“生当作人杰”，这是李清照《乌江》一诗中的句子，她何尝又不是如此努力着的呢？富有才华，不让须眉，在男性主宰的社会中，她是不甘寂寞的。中国古代社会，男性无处不在的优越感是不争的现实，社会对女性言行的诸般禁忌也无处不在，作为一位富有才华和智慧的女子，勇于突破诸般禁忌，取得卓越的成绩，其中有赏识之音，也会招致男性的忌恨与讥讽。尽管这样，李清照以过人的才华和胆识，敢于挑战男性的权威，并在文坛上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不仅如此，还敢于对时政发表意见。李清照曾“作诗以诋士大夫云：‘南渡衣冠欠王导，北来消息少刘琨。’又云：‘南游尚觉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后世皆当为口实矣”（庄绰《鸡肋编》卷中），公开表达了对国事的忧虑，和对南宋官僚集团的不满，体现了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就女性而言，这本不属于她分内的事，更何况公开地指责官员呢？引火烧身，这是难免的。

再婚之累

宋代文献记载中除了称赞李清照的创作才华外，另一焦点就是关于其晚年再婚、随即离异的事，与赞赏其文学成就不同，在对待再婚这件事上，宋人的态度是极端的。如王灼云：“赵死，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碧鸡漫志》卷二）朱彧云：“然不终晚节，流落以死。天独厚其才而吝其遇，惜哉！”（《萍洲可谈》卷中）晁公武云：“然无检操，晚节流落江湖间以卒。”（《郡斋读书志》卷四下）陈振孙云：“晚岁颇失节。”（《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短暂的再婚，引起时人的讥讽和非议，不也是男性主宰下的社会对女性不公正要求的反映吗？这件事使李清照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境地，如何化解，变被动为主动，在这方面，艾著认为李清照表现出了高超的智慧，并依据对《金石录后序》（以下简称《后序》）等文章的解读给出了答案。

艾著指出李清照撰写《后序》，是试图凭这篇文章重塑自己的形象，再次确立自己作家的身份，恢复先前的地位与尊严（艾著148页）。又指出，李清照写信给綦崈礼，拜见高官米友仁，使自己重新回到了士大夫精英阶层。从写信的自省自责，到重新步入上层社会的自尊自信，撰写《后序》是重获尊严的关键一步。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重新振作，从再婚而又离异的泥潭里摆脱出来，其目的有三：第一，重新成为亡夫赵明诚的“命妇”，如此能得到朝廷颁发的月俸；第二，想与赵家亲属重归于好，因赵氏家族政治势力大，能协助其重新获得“命妇”之名，或至少不阻挠其行为；第三，恢复先前在士人圈中独享的“才女”光环（艾著160页）。艾著又认为李清照通过撰写《后序》，至少从四个方面力图表达或暗示了这些意图：其一，描绘了自己与赵明诚本是夫唱妇随、情投意合、天生一对的夫妻形象，以赵明诚忠贞之妻的面目示人；其二，是想表明在赵氏猝然离世后，仍然为之守寡，全力保护其所珍视的收藏——这些是早年婚姻的纪念；其三，暗示读者，在赵氏去逝后，自己只身一人，处境艰辛，而再婚，则是在病痛、困惑、求婚者的欺骗与弟弟的催促下再嫁的错误决定，委婉地说明了当时不容她保持单身，由此希望世人淡化对她失节不忠的看法；其四，影射赵氏对自己后来的艰难处境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赵氏不切实际地要她保护文物，不能为将要守寡的妻子作出规划（艾著161页）。作者认为，李清照在一篇要公开的文章中，详细地陈述夫妻间极其私密的事，这是不寻常的，是违反常理的，像她这样有修养和地位的女性，不应如此。此外，也对后人多从《后序》得出二人理想婚姻的说法提出了质疑，指出李清照在《后序》中其实暗示了二人关系并不那么美好，委婉地表达了对赵氏的埋怨（艾著164页）。总的来看，艾著对《后序》写作动机和创作意图的解读是别开生面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小词之累

李清照现存的作品，除零散的诗文，只有词集保存了下来。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载有《漱玉集》一卷，又云别本分五卷。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十载有《漱玉词》三卷，知宋时李氏词集有一、三、五卷之别。入元，《宋史》卷二○八“艺文志”载有《易安词》六卷。至明代，见于藏书家著录的有：钱溥《秘阁书目》载《漱玉集》，未标明卷数；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卷下载《漱玉集词》一卷；赵琦美《脉望馆书目》载《李易安词》一本，未标明卷数；毛晋《汲古阁毛氏藏书目录》载有《漱玉集》一卷。知明代李氏词集只存有一卷，明末毛晋汲古阁刻《诗词杂俎》本《漱玉词》一卷，存词仅十七首，已属不全。清以后，诸藏书家著录的《漱玉集》或《漱玉词》多作一卷，其来源，多与毛氏汲古阁藏本有渊源，在此基础上增扩的也不少，所据为宋以来诸种词集选本、野史笔记等。关于其作品，目前能确认的不到四十首，外加疑似的，有八十首左右，较两宋词名家而言，李清照词作的存世量还是有限的。在男性主导的文坛，要取得超越男性的成就，李清照做到了；同时也要力求有别于男性的特点，就词的创作而言，李清照也做到了。这才使得其作品有别具一格的魅力，为历代文人所喜爱。

艾著认为，词作为一种与女性形象、声音和情感紧密相关的文体，李清照在创作时，其竞争意识尤为强烈。艾著指出，大量证据表明，李清照有着对文人身份的自觉，对自己女性身份的敏感，有着要与男性作家相较量的意识（艾著269页）。因此，在词的创作方面，李氏词中的主观元素往往是最新颖、最容易被记住的，这是与众不同的。她擅长描写女性形象与感受方式，在描写这些女性的时候，告别了男性词人所依赖的写作传统（艾著290页）。比如，李清照在化用和改写前人成句的方式方面是大胆的，足以自我宣扬或引起他人的注意。书中以《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一词为例，指出此词是自唐人韩偓《懒起》（一作《闺意》）一诗化用而出，诗凡十二句，末四句云：“昨夜三更雨，今朝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又有“瘦觉锦衣宽”句，艾著认为李词意由此生出，李氏摈弃了韩诗前八句闺怨诗意的传统语汇和意象，而偏偏截取缺乏闺怨元素的后四句，敷演成一首小词，并把“瘦觉锦衣宽”之原本很普通的“瘦”字意，转用成不同凡响的意蕴，使整首词显得新颖别致，赢得历朝文人墨客的激赏（艾著270页），这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技巧。书中又以《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为例，指出“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

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数句是化用范仲淹《御街行》“纷纷坠叶飘香砌”之“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诸句，艾著以为范氏词中，愁情在女子的“眉间”（即脸部表情）与心底是同时出现的，而李词则在“眉头”与“心头”之间设置了等级顺序，意指愁情即使在脸部消失，但会留在心底，也就是愁情太浓烈，超出女主人公的掌控与应付，尽管她可掩饰面部的情感表现，给人以冷静矜持之感。较范氏词而言，其表达精微细妙，就不言而喻了。上述几例，可见艾著对李氏词的解读是有独到之处的。

艾著认为，在词的创作上，李清照只身闯入文人圈，屡遭质疑，处处碰壁，仍以出色的才华证明自己：她不仅能驾驭不同类型的男性化题材，写出足以媲美男性的上乘之作；而且，她的词富有内在而持久的魅力，这些特质与男词家们的杰作迥然不同（艾著324页）。正因如此，李清照的词也招致时人的非议，如王灼云：“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碧鸡漫志》卷二）一方面肯定了李氏在小词创作方面所显现出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对李氏染指女性不宜的小词创作深表不满。

接受之累

男性作家和评论者赏识李清照的词，却不能回避她的晚节是非问题。如此，则“作为女性作家典范”的李清照与“没有操守”的李清照之间的矛盾就愈加尖锐（艾著323页），也就有了后人对李氏其人其事及其作品接受时出现的两难选择。

对其词作的接受，主要是指对李清照小词的解读。艾著认为现存最大的弊端，就是自传性的解读。长期以来，这些传统的解读，仿佛认定李氏词只能被理解为简单的第一人称叙述，只是反映了词人的私人情境（艾著169页）。因李清照词真伪杂陈，解读中就会出现以下现象：一旦被认为是原作，就会被套用李氏生平，很可能被系年，用来重构词人的身世（艾著87页）；一旦被鉴定是李氏的作品，就不会被视为平庸；一旦被署上李氏的名姓，疑作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先的陈词滥调也被注入了新的光彩和感召力。凡此种种，是以伪历史或传记体的阅读方式来理解作品，把李氏词看成字里行间都充盈着词人自己的所思所感（艾著308页）。更有甚者，词人的身世也可能被相应地篡改，而且这类“修改”在李清照身上并不少见（艾著314页）。这种现象的确存在于对古人作品的解读与研究中，其中或有出于标新立异等目的而强作解人。

对其形象的接受，则由于李清照生平资料罕见，其作品反而促成了其形象的形成。艾著认为这一形象的生命和推动力却是男性读者和评论家所赋予的，并将之复杂化、浪漫化，其原因在于这一形象投合了男性的审美观，他们通过编选李氏的作品使其强化。此外，男性文人还把这个形象编入了小说轶闻，使其更加复杂精细。李清照本人促成了这个形象，但是最终的复杂与夸大版本，却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与她毫不相关的人创造和定型的，这远非词人自己所能掌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李氏的全集在南宋选家重建自己心中的词人形象之后可能就散佚了，于是选家们建构出的李氏形象，实际上有着特别的影响力（艾著182页）。李清照在南宋时被视为晚节有失，历元明清以至近现代，在学者中就出现了承认与否定的两种态度，在否定一方成为主流观点时，要把李清照这样的女子纳入男性文人圈，就得对之美化与净化，必须对她的形象及其立场以微妙或不怎么微妙的方式加以改变，就会有重塑李氏形象的事发生，如晚清方志中，李清照传从“文苑”移至“列女”（艾著226页），“列女”部分记载当地的女性道德英雄，李清照的形象显然就是被改造过的形象。

不论是小词的解读，还是形象的重塑，艾著指出了对李清照其人其文的研究与解读中存在的种种不是，并提出了不少富有建设性的看法。

艾著在研究李清照中，引入女性主义，借此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和理论基础，来挑战李清照的传统解读模式，针对老问题提出新方法，促使人们反思其人其文，使这部著作充满亮点。由于李清照的生平资料匮乏，存在着对前人的记载又有不能坐实的困惑，其中存在着的矛盾心理是难以消除的。元人陈世隆《宋诗拾遗》卷十一云：“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自号易安居士。”知李格非也号易安，而李清照为格非女。陈世隆，字彦高，书前陈氏小传云：“诗文集不传，惟《宋诗补遗》八卷，《北轩笔记》一卷，彦博馆主人陶氏有其抄本云。”今存有《两宋名贤小集》，为抄本，题陈思辑，陈世隆补，此书荟萃两宋诗人小集二百四十种，《宋诗拾遗》或针对此书而言，《宋诗补遗》或即《宋诗拾遗》，只是卷数不同，当是传抄歧岀。《宋诗拾遗》藏南京图书馆，为旧抄本，凡二十三卷，为海内孤本。收两宋诗人近八百，诗一千四百多首，其中不少诗作仅见于此书，一些小传中有关作家的行迹，也为他书所不载，文献价值颇高。其云李格非号易安居士，当有其资料来源。易安之号本于室斋名（如李清照《上枢密韩肖胄诗》《打马图序》《金石录后序》等文均有易安室之称），这个室斋名疑最初为李格非所用，后为其女李清照沿用，并作为自己的别号。如果李格非确实曾号易安居士，那么署名李易安的部分小词以及《词论》作者等的归属就成了问题，解读的困惑仍会继续，当然这并不妨碍李清照成为才女的事实。

（作者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