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地上的脚印-关于脚印的文章-雪地上-短小说

2018-10-24 21:30 编辑:边幻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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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雪下得好大,深深的脚印在青春里面安了家……”每当听到电视剧《北凤那个吹》里的这首插曲,那年冬天苏北大地上纷纷扬扬的大雪就浮现在我的脑海。雪地上那一串串带血的足印,在我的眼前清晰地再现:那黑红黑红的足迹,在洁白的雪原上幻化成一行晕眼的血色,像盛开的红梅般刺眼。我的心,似乎也在汩汩地流血。

四十年前的中国大地上“十年动乱”虽已结束,但“左”的阴霾仍然像灌了铅的秤砣一样压在人们的心头。当时,家里受父亲历史问题的影响,两个哥哥一个在宿迁小厂里打工,一个在江浦最边远的山村插队,我和父母下放在苏北农村。中学毕业后,刚满18岁的我被分配到一个乡村小学教书。当时我酷爱书法,也没有老师,就是自己找字帖习字。虽不得要领,也足可消磨时间。小学也没有多少正经课好上,课余就练练字。这一来事多了,公社、大队经常要开大会,搞宣传,写大标语,写会标,田间场头的语录牌都由我包下来。那一年事情好像特别多,反击右倾翻案风,周总理去世,天安门事件,毛老人走了,“四人帮”倒台……大会多,写字就多。白天上课,晚上写标语,有时写到半夜,忙得不亦乐乎。当时加班都没有报酬,但大队管饭,有夜宵吃。每当工作完毕,厨房孟大爷就会端上热腾腾的的饭菜上来,什么韭菜炒鸡蛋、辣椒炒肉片、烧兔子肉,在当时绝对是美食。当时的我年轻力壮,平时像个饿死鬼,但因为天天熬夜,也吃不下多少。好在每天晚上有民办教师陪我熬夜,他们陪我吃饭,喝酒。很累,但也很兴奋。翌日清晨,每当我被太阳照醒起来上班时,看到校园里鲜红的纸上有我遒劲的大字,自豪感就油然而生。

俗话说乐极生悲。父亲经常跟我说:“少年得志大不幸”,我常常不解其意。但生活教育了我,使我对这句话有了刻骨铭心的理解。

不知道是被亢奋冲昏了头脑,还是忙得神魂颠倒。同事发现我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两句话,上下两行,分开来看没有问题,可连起来读就变成攻击当时的英明领袖。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是什么时候写的,为什么要写。估计是为了起草什么对联或会标,反正是有问题。这位老师开始也没当回事,但读读觉得不好,原来想吓唬我一下。但不知怎么被学校的老校长发现了,他当时什么也没说,直接将纸条锁在办公桌抽屉里。同事以为是为了保护我,也没在意。可后来的结果正相反。这位老校长虽然业务上很有一套,但胆子特别小。他老婆因为解放前在海州国民党部队当过报务员,其时正被当做特务批斗。为了避嫌,也为了不牵连孩子,他就与老婆分居。

一天下课,我刚回到办公室。老校长把一头雾水的我叫过去,给我看那张纸条。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出问题,但校长叫我上下句连起来读读看。我一读,惊出一身冷汗。他问我:“是不是你写的?”我当时就蒙了,摇摇头,又点点头:“是,是我写的,但我……”老校长表情丰富地望我笑了笑,将纸条又锁进他的抽屉,留下茫然失措、忧心忡忡的我,呆呆地立在那儿。我的心一下子坠入海底,几年前恐怖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在南京上小学时,自己曾经因为写错字疑为“反标”,被班主任老师关在办公室里,两星期不让上课,非要我交代幕后指使人。后来还是因为全家下放,让我摆脱了无休止的检讨与批判,那简直是一场噩梦。

同事看到我脸上悲戚的神情,说:“幸好被我们发现,校长收起来,否则你就摊上大事了。”另一位一直像姐姐一样关心我的女教师说:“老陈头这人说不准,胆小怕事,但也不至于害你。待会让他撕掉就没事了。”我知道她们都是在宽慰我,但心里还是有点放不下。

三天过去了,一切似乎都平静下来。

可两天后的一个中午,校长把我叫过去谈话。到了办公室,只见一个长相精瘦的老头坐在那里,原来是公社的公安助理。老头态度虽然不是很凶,但清瘦的面容,睿智的眼神,让人感到不怒而威。老头显然是成竹在胸,单刀直入:“你父亲是干什么的?”我一时语塞,不知道他什么意图,含糊不清地说我爸成分有点高,具体干过什么也不清楚。老头很干脆,叫我这几天别乱跑,随喊随到。旁边的校长插嘴:“他跑不了,我们看着呢。”老头骑上车一溜烟走了。

仿佛料到有这一天,三天后的一个晌午,老头如期而至。这次老头满脸严峻,冷言厉色:“你父亲反动透顶:四一年参加国民党,四三年就成了高级警官,跟军统、中统都有关系,还是三青团骨干。”老头拼命地咳嗽了几声,瘦脸上绽开几根爆红的青筋,他清了清沙哑的嗓子:“拨乱反正期间你写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我当时头脑里一片空白,脸色更加苍白,什么也说不出来。随后,他关照学校革委会主任把我送到县里去,说是跟他们领导谈谈,也没叫带行李。我以为去谈谈就回来,就跟着他拦了一辆拖拉机去了县城。到县城已过了晌午,匆忙中两人都没吃饭,我还在小西湖饭店请他吃了饭。吃饱后他才告诉我,要送我去公安局。

我虽然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感到诧异和不解。自己稀里糊涂被他送到公安局,我还请他吃饭,似乎还要感谢他。这算什么事呢?我真是自投罗网啊!

在公安局政保股办了拘押手续,那个蛮帅气的年轻民警在填表时一脸惊讶和不解,但态度和蔼:“小梁你才十八岁,怎么就……你不要害怕……”他似乎同情而无奈地摇摇头,就叫一个民兵把我押送到兴安镇派出所。没有带铐子,他们估计我不敢跑,也不会跑。我们前后脚走进派出所后院,在一排红砖墙平房前停下。民兵收走了我的皮带,钥匙。他打开里面倒数第二间牢门,让我进去,随即反手关上门,“卡擦”一声,司必灵锁锁上了。周围死一般的寂静。房间不大,光线不太亮,一个人都没有,什么陈设也没有,靠墙的水泥地上铺着干草,上面一张凉席。我头脑里面一片空白,呆呆地席地一坐。满脑子的糊涂心事: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处置我呢?提审,用刑,还是先被牢头揍一顿?心里很乱……

大约下午两点进去,到天擦黑才叫我出来上厕所。上完厕所,就让我到隔壁监室和其他犯人一起蹲在地上吃饭。吃的是胡萝卜掺糙米饭,以后中午和晚上都吃这个。以至于到现在我都不喜欢胡萝卜。记得当时我没有碗,还借了一个老犯人的搪瓷缸子盛饭吃。吃完饭,民兵仍然让我回自己监室。我又呆呆地坐在席子上想心事。时值隆冬,天冷,心里也惶恐。我想,这样在地上坐下去,夜里非冻死不可。想着想着,我太累了,就靠在墙上睡着了。但又睡得很不踏实,做了好多噩梦:被犯人打,被反剪双手坐“喷气式”飞机批斗,拉出去枪毙!噩梦中突然被一阵开门声惊醒。电闸开了,灯光亮起来,刺得我睁不开眼。恍惚中,看到我一个插队的伙伴脸铁青着走进来,一句话不说,只把怀里抱着的一卷行李扔在地上,就出去了。纷乱中,我发现被子是家里带来的,我非常着急,忙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可他好像没听见,匆匆忙忙地就走了。因为在公安局,我嘱托民警不要告诉我父母,怕他们为我感到丢脸和担心。但现在一切都完了。父母知道我出事了,但不知道什么事,肯定担心死了……

这时候,我才想起害怕。身上虽然盖着自己的被子,心里却冷得发抖。一种比孤独更可怕的感觉涌上心头。委屈、心酸、痛苦的泪水夺眶而出。那是悲伤的、难以名状的痛哭。我为自己未卜的前途担忧,更为父母的牵挂担忧。是的,十年来,父亲和母亲精神上经历了太多刺激和打击,“文革”开始,父亲的诊所被关闭,天天在街道上扫马路。然后是家庭四分五裂,五口之家被发配到三个地方。父亲一直在母亲的埋怨和痛苦的自责中度过,而母亲更是在担惊受怕中整日以泪洗面。直到今年我刚有了工作,他们心理上才有了些许安慰。可是我连转正定级工资还没拿到,就进了局子。我真是太不应该了。

在深深的自责和无奈中,我昏昏沉沉地睡着了。第二天,无人管我,第三天,白天仍然无人管我。我就是整天昏睡,醒来就乱想。大约上半夜,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将我从梦幻中惊醒。随着门被打开,一道手电光照进来,闪烁中,一个人影被猛地推进来,接着扔进一包行李。只见两个警察解开这个人身上绑着的绳子,出去了,门迅速地锁上。夜,又沉寂下来。

黑暗中,那个人影很快平静下来。接着就是酣睡。我却再也睡不着了。这是什么人?为什么也关在我的屋子里?是政治犯吗?官司肯定不小,不然怎么被五花大绑呢?不管怎么说,我有伴了,不孤独了。凌晨四五点钟,天还没亮。这个人醒了。挣扎着坐起来,跟我讨了口水喝。夜色中,我仔细打量了一下,年约20上下,身材比我高不了多少,穿着却比我时髦。草绿色旧上衣,细腿黑杆裤,长头发,像个知青。一张嘴,竟然也是南京人。我又惊又喜,忙问他犯了什么事。他先不肯说,良久,才慢慢道来:几个南京小杆子,在县城街上和供销社一个小干部发生纠纷,小干部平时骄横惯了,哪容得别人跟他叫板。几个小杆子看他叫人,立刻冲上去拳打脚踢,有一个还动了刀子,伤了他的大腿。等民兵来时,几个人已作鸟兽散。这个叫“王小五”的,大概年龄最小,知道害怕,当夜逃回南京。可第二天就被县里警察在家里抓住,押回县城。

第四天,终于有一个警察叔叔来提审。警察看我这么年轻,也没想问出什么东西。无非是为什么会写这样的文字?是否有意的?临走让我不要急,慢慢等消息。当天晚上,就让我住到七八个人一间的大号子里。我沉重的心稍稍放松,似乎过几天就能出去。

等待是漫长的。监牢里的“犯人”干什么的都有:赌钱的,逃税的,小偷,还有跟我相似的现行反革命,五花八门。但互相问问,似乎问题都不大。因为我会代他们写检查交代,所以他们不但没有为难我,而且对我这个唯一的“文化人”还不错。看着他们吃饭时常常为谁多谁少而争斗,我还觉得有点好玩。

关进大号子后就没有先前清闲了,要参加劳动改造。但事情也并不多,无非是把派出所厕所里面的粪水挑到两里外公安局后院浇菜,要不就是排队到公安局去搬建材,砖头,水泥,黄沙。当时年轻,也没觉得活累。但一队形容枯槁、蓬头垢面的人在荷枪实弹的民兵押解下,在县城大街上来来回回地走,也如示众一般。其他人没感到什么,有的可能还很开心,因为这比放风要好玩。但我却很惶恐。多少天没洗漱,没理。,饥饿加上恐惧和忧虑,让我瘦得不成人形,眼窝深深地凹下去。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怕碰到熟人;其实并没有熟人,但我觉得街上所有人都在用鄙夷的目光盯着我。

不劳动的日子,除了每天下午有半小时放风,其余时间就窝在地上昏睡或者对着门上唯一的洞口向外望呆。寒冬腊月,窗外少有阳光,也没有云彩。有的只是灰暗的阴霾沉重地压在心头。没有人来提审,也没有人来看我。偶尔,窗外广播喇叭里传来的歌声,会让我暂时忘却孤独和惆怅,和着音乐唱起来。但唱着唱着又觉得不对劲,那是歌剧《洪湖赤卫队》里韩英被捕后的唱段:“娘啊!儿死后,你要把我埋在那洪湖畔,将儿的坟墓向东方……”这歌声婉转而凄惨,唱得我眼泪都下来了。京剧《红灯记》:“儿受刑不怕这浑身筋骨断,儿坐牢不怕把牢底来坐穿……”可人家李玉和是为革命坐牢牺牲,我这是算什么呢?

冷空气来了,沸沸扬扬的大雪飘了三天三夜。透过洞口望出去,外面皑皑一片,整个牢房像掉进了冰窟窿。那天午后,刚吃过饭不久,我就饥肠辘辘,坐在铺着薄薄稻草的水泥地上,冷得瑟瑟发抖。心情更像一根草芥在狂风暴雪中坠落。忽然,我隐隐约约听到对面接待室中传来断断续续的对话:

“他还是个小孩,刚满十八岁,怎么会……”这声音怎么有点耳熟?

另一个年轻的女声:“那也不一定,十八岁就是成年了,也可以有自己的判断力了……再说,他从小在这样的家庭长大……”

“不会的,他在村里很懂事,那些大爷大妈都很喜欢他……如果不是每天让他写那么多字,就不会……”这下听清楚了,这是我妈妈在讲话。我妈妈来看我了!我听得很真切。我又惊喜又忐忑。终于有人来看我了!但转念一想:这么大的雪,二三十里路,她怎么来的呢?

但不一会,就听不清楚了。偶尔会听见那个女警察的声音:“不行,没有断下来的案子是不能探视的,尤其是家里人……“

妈妈哀求:”能不能给他带点吃的,孩子身体不好……”

“放心吧,我们的政策不会让人饿肚子……“

对话一直持续了一个下午,但我那可怜的妈妈却始终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子,我也一直没吃到母亲带给我的食物。

经过53天的漫长等待,我终于在春节前被放出来。熬过了一生中最漫长的冬天。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并没有轻松。我那年老的父亲哮喘病还发作吗?那患高血压的母亲还好吗?到家后,果然,父亲花白的头发几乎全白了;母亲躺在床上,脸色发暗,人也瘦了一圈。

后来,我从邻居的口里才知道:父亲得知我犯了事,连夜烧掉了我积攒了多年的邮票。他觉得是自己连累了儿子,那么坚强的人,半夜里躲着母亲在野地里痛哭。母亲从我被带走起,就天天到处托人捞儿子。可在那样的年代里,谁敢帮忙,谁又能帮得上忙呢?那天,她下定决心,一大早就冒着暴雪走到县城来看我,也想求求警察开恩。没看到儿子,她老人家只得带着落寞和失望的心情踏上艰难的回程。

一路上,风更猛,雪更大!20多里路,风雪载途。可怜的妈妈是个近视眼,又患高血压,身体虚胖。凛冽的寒风吹得她睁不开眼,举步维艰。开始,她还能顺着公路一步一步向前挪。等下了公路,还有七八里乡间小路,夜幕降临,风雪弥漫。母亲根本看不清那里是路,那里是沟。脚上穿着的旧球鞋,沾满了泥泞和雪水,两个后跟已戳破进水,冰碴子把脚后跟都磨破了。血从脚下流出,又和雪水冻在一起,雪地上留下一串殷红的足印。母亲想到丈夫带着个“帽子“,身体不好还要天天劳动改造,两个大一点的儿子还不能自立,唯一在身边的小儿子又身陷囹圄。一天奔波下来,没有吃喝。虽然包里带着玉米饼,但那是准备给儿子吃的,儿子吃不到,自己更吃不下。暴雪、劳累、饥饿、忧虑,一切是那么沉重,浑身冰凉,胸口却湿热滞堵。她实在是走不动了,头一晕,就径直栽倒在雪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路上走过一对爷孙。发现母亲倒在地上,孙子认出是学校的老师。他俩二话不说,回家找板车把母亲送回了家。如果不是他们,母亲那夜肯定会被冻死。

四十年过去了,我在漫长的岁月里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么大的暴雪,人生道路上再也没有遇到那么肃杀的寒冬。但是,那旷野中蹒跚独行的身影,那雪原上刺眼的血梅般的脚印,仍会时时袭进我的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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