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作家都怕读者在作品中认出自己，但他最爱在小说中扮演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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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英国的文学批评家詹姆斯·伍德的分类法，我们可以把作家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狄更斯这样的作家，他们好像是不自觉地就创造出了很多和自己绝不相同的人物；而另一些作家“要么没兴趣，要么在这门手艺上欠缺天赋，但不管怎样却对自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如詹姆斯，福楼拜，劳伦斯，伍尔夫可能也是，穆齐尔，贝娄，米歇尔·维勒贝克，菲利普·罗斯”。（《小说机杼》）

第二类作家中，作家对自我的兴趣一般都是遮遮掩掩的，他们最担心地就是被读者指认出来，哪位角色是自我的化身，而且就算被发现了也会用“虚构”为自己辩护。但是对菲利普·罗斯来说，他小说中的第二自我仿佛就像是换个名字的自己。我们在他不同时期的作品中，都能发现那个自我一直存在，而且丝毫不想遮掩自己，他的自我是一种极度膨胀之后的异化自我，这个自我有时候会用内森·祖克曼的形式存在，有时候会用大卫·凯普什命名，有时候干脆直接用罗斯的真身出现，他们的身份各异，有时候是大学教授，有时候是广告人，有时候是大学生，有时候甚至是个色情狂，总之，我们会在不同的时代中辨认出来这些熟悉的角色，并且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去年五月，罗斯去世的消息在中国文坛并未激起太大的反响。对很多人来说，他只不过是每年十月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前夕，赔率榜单上反复出现的陪跑人物，他不像米兰·昆德拉这么畅销，不像保罗·奥斯特那么讨巧，不像村上春树那样轻逸，也不像麦克尤恩那样精致，没有波拉尼奥的诗意，更没有拉美作家的魔幻风情。罗斯的小说缺乏那种一鸣惊人的要素。他绝不是昙花一现靠一本书赢得一辈子名声的作家。罗斯被媒体津津乐道的一点就是，他是美国文学中的长跑健将，创作生涯长达四十多年，留下了二十八部长篇力作，几乎每一篇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一生更是获奖无数，除了诺贝尔文学奖。

罗斯之所以被成为美国文学的神话，源于他多年来精心打磨的小说，都紧贴时代的变化。在我看来，罗斯更像是一位小说中的社会学家，几乎每个时代都可以从他的小说中找到印记。像著名的“美国三部曲”，《美国牧歌》写到了一个犹太企业家美国梦的破灭；《我嫁给了共产党人》写的是受到二战后麦卡锡主义迫害的故事；《人性的污秽》写的是美国的种族迫害。这些作品在不同的时代中都会有回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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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相对于那些描述大时代的小说，我更钟情于罗斯笔下的多个自我和分身。罗斯去世之后，我重新把书架上关于他的小说重读了一遍，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所谓罗斯的多个“分身”，倒不如说是一个作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审视自己的人生。他的每部小说都可以归纳为一个主题，比如模仿卡夫卡的风格《乳房》的主题是异化的欲望，当自己的性欲无处发泄的时候，大卫·凯普什教授把自己变成了一只七十多公斤的乳房。《欲望教授》的故事可以看作是大卫·凯普什的前传，同样是讲述一个教授的欲望，但是却把欲望放置在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中，凯普什回忆他年轻时候的放纵，中年对婚姻的恐惧，他内心的欲望之火并未熄灭，但又无处安放，只能通过讲授文学史中的“情欲”来试图规训自己内心的欲望之火。凯普什系列的最后一部《垂死的肉身》虽然同样涉及到凯普什的情欲故事，但主题变成了衰老。

这些不同的主题涉及到一个人的身体政治学。在我的阅读视野中，还没有一个作家像罗斯这样如此深刻地剖析自己的内心的的情欲，我们都深恐别人发现我们内心不可遏制的欲望，深深以此为耻，更别说讲述出来。罗斯对情欲的认知已经超越了大部分的作家，因为情欲再也不是一种奇观，不是唤起人们内心欲望的一种情色机制。

在 2018 年 1 月份《纽约时报》对他的访谈中，罗斯回顾他的作品时坦言，在这几十年里，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了一群感到困惑与不安的男人，他们被性欲所控制，同时又努力地与其进行调和，希望找到一种平衡与满足，“在描绘这些男性时，我努力尝试复原他们最本真的面貌：他们的行为、所经受的诱惑、对性欲的渴求、以及所面临的精神和道德上的困境。在这些小说中，我并没有回避男人在性欲投射的过程中所作出的一些可能会引起反感与不安的行为”，与此同时，他不仅想要描绘出男性在进行这些行为时的内心活动，更想要“剖析这一顽固的、持续的欲望驱力对理性造成冲击的现实情境——在某些情况下，性欲的驱力过于强烈，以至于它可能会导致理性的消退或缺席”。

大概只有米兰·昆德拉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点——我们同样无法忽视昆德拉的系列小说对性欲的那种哲学化的探寻——二十世纪的人们与早先沉浸在清教徒信仰里的人们有着很大的不同，人们再也不把欲望看成是需要惩罚和扼杀掉的羞耻感。性欲已经脱离了奇观的神秘性，与欲望对立的再也不是法律、亲人、习俗，这一切都是被允许的，所以，我们唯一的敌人就是自己的身体，以及由这具躯体引发的孤独，“菲利普·罗斯是一位伟大的美国情色史学家，他也是书写这种奇异的孤独——人被抛弃、面对自己身体而生的孤独——的诗人”。（《加速前进的历史里的爱情》）当情欲被剥夺了这种神秘感，变成了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应对的问题的时刻，我们再也无法对它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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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的小说，之所以具有极强的自传性，也源自我们很容把他个人的经历与小说中人物的经历进行对照，比如他在《欲望教授》中写到探访布拉格，与小说家伊凡·克里玛的对谈都是有据可查的。当然，重点不是罗斯小说中这种把真实写入了虚构的创作手法，而是他为什么这样写？

这倒是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位喜欢的小说家库切。罗斯的小说《垂死的肉身》总让人拿来与库切的《耻》相比较，库切本人也给罗斯的小说《反美阴谋》写过评论——值得一提的是，罗斯几本还没有翻译成中文的小说《欺骗》、《夏洛克行动》和《反美阴谋》，主人公的名字都叫做罗斯。小说家罗斯已经懒得使用分身，直接带入人物，让人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但是恰恰在这几本使用“罗斯”的小说中，小说家直白地说，这些书是虚构作品。比如《反美阴谋》中，罗斯虚构了一位白宫总统受到了纳粹德国的支配，赢得了选举，这很明显是一个幻想故事。但是这个幻想故事，现如今却能在特朗普与俄国之间扯不清的关系中得到一种巧妙地印证。这种意想不到的巧合，让我们意识到，没有什么是纯粹的虚构的，甚至真实也需要虚构来完成，才能更加的丰满。所以，罗斯是用罗斯写小说，还是使用大卫·坎普尔和内森·祖克曼虚构小说，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罗斯通过他的小说展现了一种文学性的真实。

正是在这点上，库切与罗斯的观点形成了某种不谋而合的效应。库切有一个有名的观点，所有的自传都是在讲故事，而所有的创作都是一种自传。艺术创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忠实地再现事实，而是要使用与处理事实。但是，文学中一个最大的悖论就在于，我们很难把作家的经历与小说中人物相似的经历区分开来。罗斯小说大量的性描写，对女人的毫不掩饰的情欲，让很多读者觉得不适。同样，因为罗斯小说中描述了自己犹太家庭成长中的经历，袒露自己对有犹太身份的困惑，被斥责为一个反犹主义者。这些都让人觉得现实具有了荒诞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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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罗斯写下了一系列以内森·祖克曼为主角的小说，包括《鬼作家》《被释放的祖克曼》《解剖课》《布拉格狂欢》。这个系列的成功就是把现实中的作家形象复制到了祖克曼身上，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系列作品，相比较“美国三部曲”那些描写时代的作品，以及描写欲望的作品，罗斯在祖克曼身上投射了很多自己的困惑，比如如何面对自己身上的犹太性，如何面对批评和诋毁，身为一个畅销小说家如何面对自己的生活等等。

在《鬼作家》中，年轻的作家祖克曼去拜访他最崇拜的作家洛诺夫。他以为可以在这位隐居多年的作家身上找到认同感。祖克曼发表了几篇小说，但是他描写家族成长的小说遭到了父母的反对，他的父母反对发表这样的作品，因为其中有污蔑和诋毁犹太人成长的片段。

在祖克曼的父母和他身边的犹太同胞看来，不能玷污太人的形象是基本的原则，因为犹太人本来就遭受到了这世界不公平的对待，身为犹太人的祖克曼（罗斯）自然要维护这种宗教和族人为己任。但是对一个年轻的作家来说，他无法理解这种把历史与虚构混淆一起的做法，他需要某种精神上的支持，他去寻找他景仰的作家来获得认同感。这个故事到小说的最后并没有真正解决，或者说，根本没有答案。因为作家写作的是为人类写作，而不是为某种特殊的族群，他描述的是某种人性，而不是某个族类的属性，他的写作是虚构，而不是现实。问题是，他的同胞并不这样认为。

在祖克曼系列的第二部《被释放的祖克曼》中，这个故事有了新的进展，祖克曼因为出版了《卡诺夫斯基》，已经成为了当红的畅销小说家，他名利双收，成为了大明星一样的人物，走大哪里都会被人认出来。这个故事对应的是罗斯出版他的第四部小说《波特诺伊的怨诉》出版之后，罗斯自身的经历。小说大获成功，罗斯也成为了百万富翁，但是这部小说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尤其在犹太人群体中，对罗斯的骂声不断。

在祖克曼系列的另外一本小说《解剖课》中，祖克曼依然是那个被人唾骂，靠出卖自己同胞的隐私成为畅销小说家的百万富翁。但是人到中年，祖克曼身患病痛，又遭受到了著名批评家阿佩尔的炮轰，一气之下，祖克曼想放弃写作，重新去大学读医学院，梦想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这部小说在罗斯小说系列中显得荒诞而疯狂，但是充满了迷人的魅力。

小说中最迷人的段落是祖克曼想去芝加哥重新读医学院的途中，在飞机和出租车上，祖克曼突发奇想，他开始像邻座自我吹嘘，他是一本色情杂志《立可舔》的创始人阿佩尔。他喋喋不休地用阿佩尔的身份吹嘘他的色情杂志，他对犹太人和天主教的偏见，他的性能力等等，直到飞机落地，邻座的男人再也无法忍受，落荒而逃。这大概就是对那些批评他的文学评论的一种报复。

我当然不是说，罗斯的这种恶作剧值得提倡。只不过这恰好就是罗斯所说的小说是一种扮演他人的艺术，他在小说中利用自己的角色身体力行地诠释了这种扮演，借用他在《巴黎评论》的访谈中所言，“内森·祖克曼是一出表演。这其实就是扮演他人的艺术，不是吗？这是写小说的天赋中最根本的部分。祖克曼，他是一个作家，想当医生，又假装成一个色情业贩子。而我，是一个作家，正写一本书，扮演着一个想当医生又假装成一个色情业贩子的作家——而为了混淆这种模仿，让它更具锋芒，我又假装自己是个知名文学评论家。造出假的生平，假的历史，从我生活中真实的剧情里调制出半想象的生命，这就是我的生活。这份工作里面总也得有些乐趣吧？”

这当然就是身为一个作家的乐趣，只不过，当祖克曼化身为他的敌人阿佩尔的时候，我们能意识到这种恶作剧中是一种无法抵御的绝望和空虚。因为如果普通人会认为你的小说是在侮辱一个族群的时候，你可以说他们不懂何为真正的文学，文学是虚构的，这是最基本的真理。但是如果一个著名的批评家也认为你的小说为犹太群体抹黑的时候，小说家就陷入了深深的厌倦。所以，对写作的厌倦，最终让祖克曼心灰意冷，他想放弃写作，投身到妇产科医生的事业。

当然，小说与现实无论如何真假难辨，最终都会有截然分明的那一刻。比如，现实中，罗斯不可能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而是经过了四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之后，在 2012 年，他宣布了封笔，在自己的电脑上贴上了一个纸条：“与写作的较量已经结束了。”他不想靠自己的分身来生活了，借用祖克曼在《解剖课》的话说，他已经厌倦了靠挖取自己的回忆，靠过去为生，他厌倦了将所有的事物都写到作品里，他想要和生活有更积极的联系，他想要真实的事物，没有加工的事物，不是为了写作，只为了事物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