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憩园》到《故园春梦》

2019年是巴金诞辰115周年，也是巴金的小说《憩园》发表65周年。2019年同时还是根据《憩园》改编的电影《故园春梦》摄制完成45周年。

“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 ——巴金

1944年7月，巴金创作完成小说《憩园》。《憩园》的创作缘于巴金在抗战期间两次回到成都老家所得的印象。巴金在《后记》中写道：“这本小说是我的创作。可是在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我帮那些主人公说的全是别人说过的话。‘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我的心跟别人的心挨在一起，别人笑，我也欢乐，别人哭，我心里也难过。我在这个人间看见那么多的痛苦和不幸，可是我又看见更多的爱。我好像在书里面听到了感激和满足的笑声。我的心常常暖和得像在春天一样，活着究竟是一件美丽的事。’”

巴金在《后记》中引用的这两段话，出自小说主人公万昭华之口。巴金笔下的万昭华，美丽、善良、大方。小说多少有点将她理想化了:“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她每一笑，房里便显得明亮多了，同时我心上那个‘莫名的重压’（这是寂寞，是愁烦，是悔恨，是渴望，是同情，我也讲不出，我常常觉得有什么重的东西压在我的心上，我总不能拿掉它，是它逼着我写文字的）也似乎轻了些。现在她立在窗前，一只手扶着那个碎瓷大花瓶，另一只手在整理瓶口几只山茶的红花绿叶。玻璃窗上挂着淡青色窗帷，使得投射在她脸上的阳光软和了许多。这应该是一幅使人眼睛明亮的图画吧”。（摘自巴金：《憩园》，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第17页）

《憩园》是巴金“激流三部曲”的续篇。巴金曾经说过，《憩园》可以看作《冬》。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多次被内地和香港搬上银幕。《憩园》被拍成电影是在1964年。1960年代初，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将《憩园》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改编前征求过巴金同志的意见，我也力求忠实于原著，但动笔时为了适应香港这个特定环境，我也作了一些技术性的修改，如把原著的男小孩寒儿改为女孩子等等，小说中以第一人称出场的黎先生，也删掉了，我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要在八九千呎的篇幅内尽可能地刻画出万昭华、姚国栋、杨老三、寒儿这几个主要人物在四十年代这个特定时期的形象、性格，尽可能地再现这几个富有中国特色的普通常见的人物的欢乐和苦痛。”（摘自夏衍：《电影文学剧本后记》）

《憩园》电影文学剧本，是夏衍应廖承志的要求，支援香港进步电影，专门为香港演员夏梦写的。夏梦喜欢巴金的《憩园》，夏衍也认为夏梦适合演万昭华这个角色。在《憩园》剧本中，夏衍对万昭华的出场描写，与巴金原著几乎一字不差：“万昭华有一张不算怎么长的瓜子脸，两只黑黑的大眼睛，鼻子不低，肩膀瘦削，腰身细，身材修颀，她站在丈夫身边，她的头刚达他的眉峰，脸上常常带着笑意，是一个可以亲近的、相当漂亮的女人。”

1964年，《憩园》剧本由香港凤凰影业公司投入拍摄。导演朱石麟；主演：鲍方、夏梦。夏衍提出不要在片头打上“夏衍编剧”，朱石麟照办了。夏衍原剧本的结尾十分悲怆：小虎淹死了，连尸首也找不到。姚国栋拿起酒瓶，倒了一杯又一杯。万昭华不禁哽咽地哭出声来。朱石麟改动了剧本，影片的结尾有了一抹亮色：“姚国栋拉着万昭华的手：‘昭华，你要原谅我，我没有早听你的话，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万昭华娴静地说：‘国栋，过去的让它过去吧，只要记着就是了。’”为了适应香港的特定环境，朱石麟将片名改为《故园春梦》。据鲍方回忆：“夏公的原稿文学性太高，朱先生为了顾及海外观众欣赏习惯，一改再改，经年累月才拍成了《故园春梦》。在这部影片中，他让我扮演那个书香门第的破落子弟，染上毒瘾而又无法自拔的杨梦痴。在朱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我演了一个自认为我的‘代表作’的好戏。”《故园春梦》摄制完成后，拷贝送到北京。廖承志看了很高兴。

《故园春梦》是朱石麟的最后一部导演作品。

1979年1月，夏梦在中国影协举行的茶话会上看到79岁高龄的夏衍。夏梦握住夏衍的手，想起了《故园春梦》。夏梦回忆说：“我见他精神不错，从心底里感到高兴，也多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就是我把他老人家亲自编写的《故园春梦》演坏了，虽然他从未对我有过责备。”

1983年5月，夏衍重读《故园春梦》剧本，写下一篇《后记》：“现在有不少人在谈中国电影民族化的问题，我认为‘民族化’不应该单从形式上去下功夫，最主要的还是要写出有中国特色的人物、有中国特色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伦理、道德，而《憩园》这部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具有中国民族的特色，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万昭华，不可能有寒儿，也不可能有姚国栋这样的人物的。这就是民族性，这就是《憩园》动人心弦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