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纪四 烈祖明皇帝中之上太和五年(辛亥、231)
魏纪四 魏明帝太和五年(辛亥,公元231年)
春,二月,吴主假太常潘浚节,使与吕岱督军五万人讨五溪蛮。浚姨兄蒋琬为诗经》所歌咏的就再现于当今圣世了!我私下反省自己,连锥刀的用处都没有;但看到陛下所提拔任用的人,如果把我当作皇室之外的人,私下度量,也不比在朝人士差。如能允许我脱下藩王所戴远游冠,戴上大臣的武弁帽,解下藩王的红绣带,佩上大臣的青绣带,得到一个驸马都尉、奉车都尉之类的名号,把宅第安在京师,手执马鞭,帽边插笔,天子出游时随从前后,天子返宫后待命殿前,圣上垂问,承应回答,拾遗补阙,侍奉左右,这就是我亦诚之心的最大愿望,梦以求的理想。我追慕《鹿鸣》所描述君臣之的情景,经常吟咏《常棣》‘兄弟不是外人’的告诫,近思《伐木》求友的意义,最终感怀《蓼莪》父母之恩难以报答的悲哀,每逢四时节令,离群独处,左右只有奴仆,面前只有妻子儿女,高谈阔论没有人听,精辟见解不能发挥,未尝不是听到音乐就抚心悲痛,举起洒怀就长长叹息。我以犬马的诚心不能感动人,正如人的真城不能感动天。感动上天而使城墙崩塌、夏日降霜的典故,我当初相信它们,但以我的心相比,这些不过是些虚夸!犹如向日葵倾向太阳,虽然太阳不为之回光,然而倾向之心是真诚的。我暗中自比为向日葵,而能够降下天地般恩惠,赐给日月星一样光明的人,其实正是陛下。我听说《文子》一书上说:‘不要开始有福,不要首先遇祸。’现在互相疏远隔阂,兄弟一同担忧,而我独自首先上奏的原因,实在是不愿意在圣明之世仍有人蒙受不到恩泽,想使陛下崇尚唐尧时代亲族和睦的美好,发扬文王之世政治清明的德政!”明帝用诏书回答说:“教化的推行,各有兴盛和衰落,不都是开始完善,终局非坏不可,而是时势迫使它这样。现今只是让各封国兄弟之间人情礼仪间化,妃妾母家减省脂粉馈赠,并没有禁止各封国往来问候的诏命。矫枉过正,下边的官吏害怕受到谴责,才造成您说的那种状况。已命令主管官员,照您的意见办。”
植复上疏曰:“昔汉文发代,疑朝有变,宋昌曰:‘内有朱虚、车牟之亲,外有齐、楚、淮南、琅邪,此则磐石之宗,愿王勿疑。’臣伏惟陛下远览姬文二虢之援,中虑周成召、毕之辅,下存宋昌磐石之固。臣闻羊质虎皮,见草则悦,见豺则战,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将不良,有似于此。故语曰:‘患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为也。’昔管、蔡放诛,周、召作弼;叔鱼陷刑,叔向赞国。三监之衅,臣自当之;二南之辅,求必不远。华宗贵族藩王之中,必有应斯举者。夫能使天下倾耳注目者,当权者是也,故谋能移主,威能慑下,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专其位,凶高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其其荣,殁同其祸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今臣与陛下践冰履炭,登山浮涧,寒温燥湿,高下共之,岂得离陛下哉!不胜愤懑,拜表陈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书府,不便灭弃,臣死之后,事或可思。若有毫厘少挂圣意着,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纠臣表之不合义者,如是则臣愿足矣。”帝但以优文答报而已。
曹植又上书说:“从前,汉文帝众代国出发,怀疑朝廷肆生事变,宋昌说:‘京城内有朱虚侯、东牟侯这些皇亲,外有齐、楚、淮南、琅琊各封国,都是磐石般的皇族,望君王不要怀疑。’我想陛下远的一定观览过周文王依靠虢仲、虢叔两位弟弟完成王业的记载,近一点还考虑过周成王时召公、毕公辅佐朝政之事,再就是关于宋昌磐石之固的比喻。我听说羊披上虎皮,看见草就高兴,看见豺狼就胆战,是忘记它身上披的虎皮了。而今任用的将领不优良,则与此相似。所以俗话说:‘怕就怕做事的人不了解所做的事,了解应该怎样做事的人却不能够去做。’古代周成王杀死管叔,流放蔡叔,用周公、召公作为辅佐;叔鱼被恶侯所杀,叔向却助晋国以成霸业;西周三监之乱,我自会引以为戒;二南之辅,不必远求。皇宗显贵和封国藩王中,必定有这种人才。能使天下倾耳注目的人,是当权者。所以谋略能够使人主改变,威望能够使下面慑服。豪门大族执政,不在于是否皇亲国戚,掌握着权柄,虽然疏远也举足轻重;势力衰落,虽是皇亲也必定轻微。所以取代齐国的人是田姓家族,而非吕姓家族;瓜分晋国者,是赵姓、魏姓,而不是姬姓,请陛下明察。在吉祥太平时专擅权位,在凶祸来临时赶快逃避的,都是异姓之臣。希望国家安定,祈求家族高贵,存则共享荣耀,亡时同当灾祸,都是皇族之臣。而今反倒疏远皇族亲近异姓,我因不解。我跟陛下齐踏薄冰,同蹈炭火,攀登高山,跨越深漳,寒冷炎热,燥热潮湿,无论环境好坏,都在一起,怎么能离开陛下呢?我内心不胜悲愤苦闷,上书陈情,如有不合圣意之处,请求暂且交给书府收藏,不要毁掉丢弃,我死之后,或许可以引起深思。如果有一丝一毫能合陛下圣意的地方,请在朝廷公开,使博古通今之士纠正我上书中不合大义之处。如能这样,我的愿望就满足了。”明帝只是以措辞感人的文章作为回答而已。
八月,诏曰:“先帝著令,不欲使诸王在京都者,谓幼主在位,母后摄政,防微以渐,关诸盛衰也。朕惟不见诸王十有二载,悠悠之怀,能不兴思!其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将适子一人朝明年正月,后有少主、母后在宫者,自如先帝令。”
八月,明帝下诏说:“先帝颁布诏令,不想让亲王们留在京都的原因,是因为皇帝年幼,母后摄政,防微杜,关系国家盛衰。朕不见各亲王已有十二年,悠悠情怀,怎能不思念!现下令所有亲王及皇族的公爵侯爵,各派嫡子一人于明年正月来京朝会,但以后如有皇帝年少、母后在宫摄政的情况,自当按先帝的诏令办。”
汉丞相亮之攻祁山也,李平留后,主督运事。会天霖雨,平恐运粮不继,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又欲杀督运岑述以解已不办之靓。又表汉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违错。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于是亮表平面前后过恶,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复以平子丰为中郎将、参军事,出教敕之曰:“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表都护典汉中,委君于东关,谓至心感动,终始可保,何图中乘乎!若者护思负一意,君与公琰推心从事,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详思斯戒,明吾用心!”
蜀汉丞相诸葛亮进攻祁山的时候,李平留守后方,掌管督运军需事务。当时正值霖雨连绵,他平担心运粮供应不上,派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传喻后主旨意,叫诸葛亮退军。诸葛亮承此旨退回。李平听到退军的消息,假装惊讶,说“军粮充足,为什么就回来?”又要杀督远粮的岑述来解脱自己失职不办的责任。还向汉王上表,说“军队假装退却,是想引诱敌人”。诸葛亮出示李平前后亲笔所写的全部信函、书奏等,矛盾重重。李平理屈词穷,低头认罪。于是诸葛亮上表奏明李平前后的罪恶,罢掉官职,削去封爵和食邑,流放到梓潼郡。又任用李平的儿子李丰为中郎将、参军事,写信告诫他说:“我和你们父子同心力辅助汉室,上表推荐你父亲典理汉中事务,委任你在东关镇守,自认为真心感动,自始至终可以依靠,怎么会想到中途背离呢?如果你父亲能认罪诲过,一心一意为国效忠,你与蒋琬推心置腹,同心共事,那么闭塞的可能通泰失去的可以再得到。请仔细思考这一劝戒,明白我的用心。”
亮又与蒋琬、董允书曰:“孝起前为吾说正方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吾以为鳞甲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者,卫尉南阳陈震也。
诸葛亮又给蒋琬、董允写信说:“孝起以前对我说李严居心刻深,乡里 认为不好接近。我以为他虽然严峻苛刻,但不触犯他也无妨,没有想到又有苏秦、张仪反复无常之事出人意料地重演,可以让孝起知道这件事。”孝起就是卫尉南阳人陈震。
冬,十月,吴主使中郎将孙布诈降以诱扬州刺王凌,吴主伏兵于阜陵以俟之。布遣人告凌云:“道远不能自致,乞兵见迎。”凌腾布书,请兵马迎之。征东将军满宠以为必诈,不与兵,而为凌作报书曰:“知识邪正,欲避祸就顺,去暴归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计兵少则不足相卫,多则事必远闻。且先密计以成本志,临时节度其宜。”会宠被书入朝,敕留府长史,“若凌欲往迎,勿与兵也。”凌于后索兵不得,乃单遣一督将步骑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击,督将迸走,死伤过半。凌,允之兄子也。
冬季,十月,吴王派遣中郎将孙布诈降,以引诱扬州刺史王凌,吴王在阜陵设下伏兵布诈降,孙布派人告诉王凌说:“道路太远,不能自己前去,请求出兵迎接。”王凌把孙布的书向上呈报,请求出兵相迎。征东将军满宠认为这必是许诈降,不给派军队,而替王凌写了一封给孙布的回信说:“知道邪正之分,想要避开灾祸,顺应天意,脱离暴政,归顺正道,非常值得嘉许。本打算派兵迎接,可是算计着兵少不足以保卫您,兵多则事情必然远近传播。请暂且先对你的意图严加保密,以成全本来的志向,临到时机合适时再做部署。”适逢满宠接到命令入朝,临行命令留府长史:“如果王凌想要去迎孙布,一定不要给他军队。”王凌在这以后要不到兵,就单独派遣一名督将率领步、骑兵七百人前往迎接,孙布乘夜袭击,督将逃走,兵士死伤过半。王凌是王允的侄子。
先是凌表宠年过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将召宠,给事中郭谋曰:“宠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余年,有勋方岳;及镇淮南,天人惮之。若不如所表,将为所窥,可令还朝,问以东方事以察之。”帝从之。既至,体气康强,帝慰劳遣还。
先前,王凌上表说满宠年纪老迈,酷嗜饮酒,不可再担任独当一面的职务。明帝将要召回满宠,给事中郭谋说:“满宠任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多年来,著有功劳,后来镇守准南,吴中十分畏惧他。如果情况不象王凌上表所说,将被敌人窥探利用,可以令他还朝,用询问东方军事的方式考察他。”明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满宠既到,看起来身体健康气色强壮,明帝加以慰劳后让他回任上。
十一月,戊戍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戊戌晦(三十日),出现日食。
十二月,戊午,博平敬侯华歆卒。
十二月,戊午(二十日),博平敬侯华歆去世。
丁卯,吴大赦,改明年元曰嘉禾。
丁卯(二十九日),吴国大赦,改明年年号为嘉禾。
六年(壬子232)
六年(壬子,公元232年)
春,正月,吴主少子建昌侯虑卒。太子登自武昌入省吴主,因自陈久离定省,子道有阙;又陈陆逊忠勤,夫所顾忧。乃留建业。
春季,正月,吴王的小儿子建昌侯孙虑去世。太子孙登从武昌入朝晋见吴王,诉说自己久离京城父母,不能尽到儿子的孝道;又说陆逊忠心勤恳,没有什么可顾虑担忧的。于是孙登留在建业。
二月,诏改封诸侯王,皆以郡为国。
二月,魏明帝颁诏改封诸侯王,都由郡改称为国。
帝受女淑卒,帝痛之甚,追谥平原懿公主,立庙洛阳,葬于南陵,取甄后从孙黄与之合葬,追封黄为列侯,为之置后,袭爵。帝欲自临送葬,又欲幸许。司空陈群谏曰:“八岁下殇,礼所不备,况未期月,而以成人礼述之,加以制服,举朝素衣,朝夕哭临,自古以来,未有此比。而乃复自往视陵,亲临祖 载。愿陛下抑割无益有损之事,此万国之至望也。又闻驾欲幸许昌,二宫上下,皆悉居东,举朝大小,莫不惊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以便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为喜凶有命,祸福由人,移走求安,则亦无益。若必当移避,缮治金墉城西宫及孟津别宫,皆可权时分止,何为举宫暴露野次,内公私烦费 ,不可计量。且吉士贤人,犹不妄徙其家,以宁乡邑,使无恐惧之心,况乃帝王成国之主,行止动静,岂可轻脱哉!”少府杨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备不虞也;何至该抱之赤子而送葬也哉!”帝皆 不听。三月,癸酉,行东巡。
明帝的爱女曹淑去世,明帝极为悲痛,追谥为平原懿公主,在洛阳建庙,在南陵安葬,取甄后已亡的侄孙甄黄与她合葬匹配,追封甄黄为侯爵,并为他选立继承人,承袭爵位。明帝想要亲皇送葬,还想前往许昌。司空陈群直言规劝说:“八岁以下的孩子死亡,没有丧葬的礼仪,何况还未满月,就以成人丧葬之送葬,加穿丧服,满朝都穿白衣服,日夜在棺哀哭,自古以来没有能与此相比的。而陛下还要亲自去察看陵暮,亲自送葬。愿陛下抑制割舍这种有损无益之事,这是普天下最大的愿望。又听说陛下打算驾临许昌,太后、皇后两宫上下,都一齐随驾东行,满朝大小官员无不感到震惊奇怪。有人说这是想要避灾,有人说是打算营缮宫室而迁移殿舍,有的则不知什么原因。我认为吉祥和凶险,全是天命,灾祸和福分,由人掌握,用移居来祈求平安,也无益于事。如果必须移居避灾,修缮整治金墉城西宫及孟津别宫,都可暂时分住,为什么要举宫上下暴露在旷野之地,公私花费巨大,难以计算。而且贤人吉士还不轻易迁居搬家,以便乡里安宁,使乡亲们没有恐惧之心,何况陛下是天下的主人,一举一动怎么可以如此轻率呢!”少府杨阜说:“文皇帝、武宣皇后去世,陛下都不送葬,为的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以防不测,为什么要给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送葬呢?”明帝都不接受。三月,癸酉(初七),起驾向东巡游。
吴主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从公孙渊求马。
吴王派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船渡海到辽东,向公孙渊求购马匹。
初,虞翻性疏直,数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见谤毁。吴主尝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而神仙,世岂有仙人也!”吴主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及周贺等之辽东,翻闻之,以为五宜讨;辽东绝远,听使来属,尚不足取,今去人财以求马,既非国利,又恐无获。欲谏不敢,作表以示吕岱,岱不报。为爱憎所白,复徙苍梧猛陵。
起初,虞翻性情粗疏率直,洒后屡次出现过失,又喜好顶撞别人,多次被人毁谤。吴王曾与张昭谈论到神仙,虞翻指着张昭说:“他们都是死人而你却说是神仙,世上哪有仙人!”吴王对虞翻的恨愤不止一次两次,于是将虞翻贬到交州。等到周贺等去辽东,虞翻听到后,认为应该出兵讨伐五,辽东相隔极远,即使前来归附,也不足取,而今派人带财物去辽东购马,既不是国家之利又恐怕没有收获,想上书规劝不敢,将奏章给吕岱过目,吕岱没有回答。虞翻被怨恨的人告发,再次被贬到苍梧郡猛陵县。
夏,四月,壬寅,帝如许昌。
夏季,四月,壬寅(初六),明帝到达许昌。
五月,皇子殷卒。
五月,皇子曹殷去世。
秋,七月,以卫尉董昭为司徒。
秋季,七月,明帝提升卫尉董昭为司徒。
九月,帝行如摩陂,治许昌宫,起景福、承光殿。
九月,明帝前往摩陂,修整许昌皇宫,新建景福殿、承光殿。
公孙渊阴怀贰心,数与吴通。帝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军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陆道讨之。散骑常侍蒋济谏曰:“凡非相吞之国,不侵叛之臣,不宜轻伐。伐之而不能制,是驱使为贼也。故曰:‘虎狼当路,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质,岁选计、孝,不乏职贡,议者先之。正使一举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国,得其财不足为富;傥不如意,是为结怨失信也。”帝不听。豫等往皆无功,诏令罢军。
辽东太守公孙渊暗地怀有二心,多次与吴国联系,明帝命当南太守田豫督领青州各路大军从海道,幽州刺史王雄从陆路同时进军讨伐公孙渊。散骑常侍蒋济劝谏说:“凡不是准备加以吞并的国家,不骚扰又不叛逆的藩属,都不宜轻易出兵诗伐。讨伐他们而不能制服,是迫使他们成为寇贼。所以说:‘虎狼当路,不治狐狸。’先除掉大害,小害自会消失。如今海边之地,世世代代臣属于朝廷,每年上计报告人口、赋税、刑狱等情况,推举孝廉,不缺赋税和贡品,朝廷官员议论时都把辽东排在前面。即使一举出兵就能把他们打败,获得的民众也不足以增加国力,获得的财物也不能使我们富足;倘若失败,会由此结下怨恨,自毁信誉。”明帝不接爱。田豫待前往征讨都徒劳无功,下诏停止用兵。
豫以吴使周贺等垂还,岁晚风急,必畏漂浪,东道无岸,当赴成山,成山无藏船之处,遂辄以兵屯据成山。贺等还至成山,遇风,豫勒兵击贺等,斩之。吴主闻之,始思虞翻之言,乃召翻于交州。会翻已卒,以其丧还。
田豫认为吴国买马使节周贺等行将返归,时已冬季,海上风急,肯定畏惧海浪飘摇,靠岸行驶,而东边海岸水浅不能靠岸,必当赴经成山,成山又没有藏船之处,于是就派出部队把守成山。周驾等返回行至成山,果然遇风上岸,田豫率军袭击周贺等,并杀了他。吴王听说后,才想起虞翻的建议,于是召 虞翻从交州返回。这时虞翻已经去世,只运回灵柩。
十一月,庚寅陈思王植卒。
十一月,庚寅(二十八日),陈思王曹植去世。
十二月,帝还许昌宫。
十二月,明帝回到许昌宫。
侍中刘晔为帝所亲皇。帝将伐蜀,朝臣内外皆曰:“不可。”晔入与帝议,是曰“可伐”;出与朝臣言,则曰“不可”。晔有胆智,言之皆有形。中领军杨暨,帝之亲臣,又重晔,执不可之议最坚,每从内出,辄过晔,晔讲不可之意。后暨与帝论伐蜀事,暨切谏,帝曰:“卿书生,焉知兵事!”暨谢曰:“臣言诚不足采,侍中刘晔,先帝谋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晔与吾言蜀可伐。”暨曰:“晔可召质也。”诏召晔至,帝问晔,终不言。后独见,晔责帝曰:“伐国,大谋也,臣得与闻大谋,常恐眯梦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诡道也,军事未发,不厌其密。陛下显然露之,臣恐敌国已闻之矣。”于是帝谢之。晔见出,责暨曰:“无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予诚直臣,然计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谢之。
侍中刘晔为明帝所亲近器重。明帝将要讨伐蜀国,朝廷内外都说:“不可。”刘晔入朝与明帝商议,则说:“可讨伐”;出来和朝廷大臣讨论,则又曰“不可”。晔有胆有识,谈论起来,有声有色,很动听,中领军杨暨是明帝的亲信大臣,也看重刘晔,是持不可伐意见中最为强硬的人,每次从朝廷出来,就去拜访刘晔,刘晔都讲不可讨伐的道理。后来,杨暨和明帝谈起伐蜀之事,杨暨恳切规劝,明帝说:“你是个书生,怎么知晓军事!”杨暨谢罪说:“我的话诚然不足采纳,侍中刘晔是先帝的谋臣,常常说蜀不可讨伐。”明帝说:“刘晔与我说蜀可伐。”杨暨说:“可以把刘晔叫来对质。”明帝下诏让刘晔来,问刘晔,刘晔始终不说话。后来刘晔单独晋见,责备明帝说:“讨伐一个国家,是一项重大的决策,我知道这件大事后,常常害怕说梦话泄漏出去增加我的罪过,怎么敢向人说这件事?用兵之道在于诡诈,军事行动没开始时,越机密越好。陛下公开泄漏出去,我恐怕敌国已经听说了。”于是明帝向他道歉。刘晔出来后,责怪杨暨说:“渔夫钓到一条大鱼,就要放长线跟在后,必须到可以制用时再用线将它牵回,那就没有得不到的。帝王的威严,难道只是一条大鱼而已!你诚然是正直的臣僚,然而计谋不足以采纳,不可不仔细想一想。”杨暨也向他道歉。
或谓帝曰:“晔不尽忠,善伺上意所趋而合之,陛下试与晔言,皆反意而问之,若皆与反问反者,是晔常与圣意合也。每问皆同者,晔之情必无所逃矣。”帝如言以验之,果得其情,从此疏焉。晔遂发狂,也为大鸿胪,以忧死。
有人对明帝说:“刘晔不尽忠心,善于探察皇上的意向而献媚迎合,请陛下试一试,和刘晔说话时全用相反的意思问他,如果他的回答都与所问意思相反,说明刘晔经常与陛下圣意相一致。如果他的回答都与所问意思相同,刘晔的 迎合之情必然暴露无遗。”明帝如其所言检验刘晔,果然发现他的迎合之情,从此疏远了他。刘晔于是精神失常,出任大鸿胪,因忧虑而死。
《傅子》曰;巧诈不如拙诚,信矣。以晔之明智权计,若居之以德义,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贤,何以加诸!独任才智,不敦诚悫,内失君心,外于俗,卒自危,岂不惜哉!
《傅子》曰:巧诈不如拙诚,确实是这样。以刘晔的聪明智慧和权术计谋,如果坚守道德大义,将忠信作为行动的准则,即使是古代的贤人,又怎能超过他!而刘晔只是施展才智,不重诚恳,在内失掉君王的宠信,在外受窘于世俗的压力,最终因此危害了自己,岂不可惜!
晔尝谮尚书令陈矫专权,矫惧,以告其子骞。骞曰:“主上明圣,大 人大臣,今若不合,不过不作公耳。”后数日,帝意果解。
刘晔曾经进谗言说尚书令陈矫专权,陈矫十分害怕,将此事告诉儿子陈骞。陈骞说:“主上圣明,您是大臣,如果不能融洽,不过不当三公而已。”几天后,明帝的不满之意果然消除。
尚书郎乐安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抉群臣细过以求媚于上。黄门侍郎杜恕上疏曰:“伏见廉昭奏左丞曹以罚当关不依诏,坐判问。又云:‘诸当坐者别奏。’尚书令陈矫自奏不敢辞罚,亦不敢陈理,志意恳恻。臣窃愍然为朝廷惜之!古之帝王所以能辅世长民者,莫不远得百姓之欢心,近尽群臣之智力。今陛下忧劳万机,或亲灯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独臣不尽忠,亦其主不能使也。百里奚愚于虞而智于秦,豫让敬容中行而著节智伯,斯则古人之明验矣。若陛下以为今世无良才,朝廷乏贤佐,岂可追望稷、契之遐踪,坐待来世之俊乎!今之所谓贤者,尽有大官而享厚禄矣,然而奉上之节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不责不专,而俗多忌讳故也。臣以为忠臣不必亲,亲臣不必忠。今有疏者毁人而陛下其私报所憎,誉人而陛下疑其私爱所亲,左右或因之以进憎爱之说,遂使疏者不敢毁誉,以至政事损益,亦皆有嫌。陛下当思所以阐广朝臣之心,笃厉有道之节,使之自同古人,垂名竹帛,反使如廉昭者扰乱其间,臣惧大臣将遂容身保位,坐观得失,为来世戒也。昔周公戒鲁侯曰:‘无使大臣怨乎不以。’言不贤则不可为大臣,为大臣则不可不用也。《书》数舜之功,称去四凶,不言有罪无问大小则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为不能,以陛下为不任也;不自以为不知,以陛下为不问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反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书坐则侍帷幄,行则从华辇,亲对诏问,各陈所有,则群臣之行皆可得而知,忠能者进,暗劣者退,谁敢依违而不自尽。以陛下这圣明,亲与群臣论议政事,使群臣人得自尽,贤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办;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军事,诏书常曰:‘谁当忧此者邪?吾当自忧耳。’近诏又曰:‘忧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后私即自办也。’伏读明诏,乃知圣思究尽不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忧其未也。人之能否,实有本怀,虽臣亦以为朝臣不尽称职也。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遗其力,而不能者不得处非其任。选举非其人,未必为有罪也;举朝共容非其人,乃为怪耳。陛下知其不尽力而代之忧其职,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岂徒主劳而臣逸哉,虽圣贤并世,终不能以此为治也。陛下又患台阁禁令之不密,人事请属之不绝,作迎客出入之制,以恶吏守寺门,期实未得为之本也。昔汉安帝时,少庥窦嘉辟廷尉郭躬无罪之兄子,犹见举奏,章劾纷纷。近司录校尉也羡辟大军狂悖之弟,而有司嘿尔,望风希指,甚于受属,选举不以实者也。嘉有亲戚之宠,躬非社稷重臣,犹尚如此;以今况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罚以绝阿党之原耳。出入之制,与恶吏守门,非洽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纳,何患于奸不削灭,而养若廉昭等乎!夫纠奸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顾道理而苟求容进也。若陛下不复考其终始,必以违众世为奉公,密行白人为尽节;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为此邪?诚顾道理而弗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趋利,则人主之所最病者也,陛下将何乐焉!”恕畿之子也。”
尚书郎乐安人廉昭因有才干受到宠信,他喜好收集群臣的微小过失用以向 上献媚。黄门侍郎杜恕上书说:“我看见谦昭上奏说左丞曹有罪罚应当禀报,但曹不依据诏书,应深入追究责问。还说:‘其安应当处罚的人另行奏报。’尚书令陈矫上奏说自己不敢逃避处罚,也不敢陈述理由,辞意恳切悲恻,我暗自哀怜而为朝廷惋惜。古代帝王所以能矫正世风抚育人民的原因,没有不是远得百姓的戴,近靠群臣的竭尽智力。而今陛下日理万机,担忧劳苦,有时还在灯光下处理公务,但很多事情仍不能安顿,刑法禁令日渐松弛。察究原因,并非只是群臣不尽忠心,也是主上不能恰当地使用他们。百里奚在虞地愚钝而在秦国足智多谋,豫让在中行氏那里马马虎虎过日子,而在智伯那里显出了节操,这些都是古人的明证。如果陛下当今之世没有良才,朝廷乏贤能辅佐,难道可以追望稷、契的遥远踪迹,坐等来世的俊杰吗?现在所谓的贤能,都做了大官而享受着厚禄,然而侍奉君王的节操没建立,奉公守法的心思不专一的原因,是由于对委任的职责没有独断的权力,而时俗有许多禁忌的缘故。我以为忠臣不必是亲信,亲信不一定就忠心耿耿。现在被疏远的人批评别人而陛下怀疑是挟私报仇,赞誉别人则陛下怀疑是出以私情偏爱,左右亲信有的就乘机顺着您的心意说话,于是使被疏远的人不敢提出批评或赞誉,以至政事中的变更也都受到猜嫌。陛下应当思如何使朝臣的心胸开阔起来,鼓励有道之士的气节,使他们自行向古人看齐,垂名史册,可是现在反而让像廉昭这种人在中间扰乱,我恐怕大臣们将会只要求安身保位,而坐观国家得失,成为后世的鉴戒。古代周公警告鲁侯说:“不在使大臣抱怨不任用他们。’这是说不是贤能就不可用为大臣,凡是大臣就不可不用。《尚书》举出舜的功劳,称他除去四凶,不是说有罪的人可以不问大小一概赶走。而今朝廷大臣不是认为自己没有才干,而认为是陛下不任用;不是认为自己无知,而认为是陛下没有询问,陛下为什么不遵照周公和贤能,大舜排除奸恶的作法,使侍中、尚书坐则在帷幄中侍侯,行则跟从在御驾左右,亲自答对陛下诏问,各尽所知,那么群臣的品德行为都可以了解,忠成贤能的人进用,愚笨恶劣的人降职,谁还敢模棱两可而不竭尽才能。以陛下的圣明,亲自与群臣商议国家大事,使群臣人人能竭尽才能,是贤能还是愚劣,在于陛下使用恰当。这样治理事情,什么事不能办;这样来建立功勋,什么功勋不能成就!每有军机大事,诏书上常说:‘谁能忧虑这些呢?我只能自己忧虑。’最近诏书上又说:‘忧公忘私的人必定不能这样,但先公后私自己就可以做到。’恭读圣明诏书,才知道陛下对下情了解得很深很透,然而也对陛下不根本上治理而只忧虑枝节问题感到奇怪。人贤能与否,当然有先天本情,就是我也认为朝廷大臣不都完全称职。圣明的主上用人,是使贤能的人不敢保留他的能力,而使没有才能的人不得占据不能胜任的官位。推选不是贤能之人,未必是有罪过;满朝上下都能容得这种不适当的人,才是怪事。陛下明知某人没有尽力而为他的职责忧虑,知道某人没有才能而教他办事,岂不只是主上辛劳而臣下安逸吗?即使圣贤同时并存于世,也终究不能认为这样就算是治理国家。陛下还担心台阁禁令不够严,人情请托不能断绝,定出迎客出入的制度,让凶恶的官吏守卫官府厦门,这实在不是实行禁令的根本作法。以前汉安帝时,少府窦嘉征召廷尉郭躬无罪侄儿,还有人止书控,纷纷弹劾。最近司隶校尉孔羡聘用大将军狂妄无理的弟弟,而主管官员不说一句话,那种望风迎合的态度,甚于接受嘱托,这是不按实情选用人才的结果。窦嘉有皇亲的宠信,郭躬不是国家重臣,还尚且如此;用今天的情况和古代相比,这是陛下自己没有作出必要的处罚用以杜绝结党营私的源头。也入禁地的制度,让恶吏守门,不是治世的办法。假使我的话有一点承陛下明察采纳,还怕什么邪恶不除灭,而豢养廉昭之辈!本来,检举揭发奸恶,就是尽忠的举动;然而世人憎恨小人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顾情理而只是以迎合以求提拔。如果陛下不再察究事情的来龙去脉,一定以为违背众议抵世事是为奉公,窥人过失向上告发是尽忠节。那么为什么真有才能的人反而不去做这种事?实在是顾及正道而不去这样做而已。使天下的人都背离正道而去谋取私利,本是君王所最忧虑的,陛下还有什么可高兴的呢?”杜恕是杜畿的儿子。
帝尝卒至尚书门,陈矫跑问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文书耳。”矫曰:“此自臣积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臣不称其职,则请就黜退,陛下宜还。”帝惭,回车而反。帝尝问矫;”司马公忠贞,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也;可谓社稷则未知也。”
明帝曾经突然来到尚书台门,陈矫跪着向明帝说:“陛下要去哪里?”明帝说:“我想看一看公文。”陈矫说:“这是我的职责,不是陛下应该亲临的事情。如果我不称职,那么就请罢免我,陛下应该回去。”明帝惭悔,乘车返回。明帝曾经问陈矫:“司马懿忠贞不渝,可以答得上是国家大臣吗?”陈矫答:“他是朝廷中有声望的人,国家能不能依靠他不知道。”
吴陆逊引兵向庐江;论者以为宜速救之。满宠曰:“庐江虽小,将劲兵精,守则经时。又,贼舍船二百里来,后尾空绝,不来尚欲诱致,今宜听其遂进,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军趋杨宜口,吴人闻之,夜遁。
吴陆逊率军向庐江进发,朝中议论认为应该火速前往救援。满宠说 :“庐江虽小,但有精兵良将,可以防守一段时间。而且,敌人是舍船登陆行军二百里而来,没有后继部队。不来还找算引诱他们来,现在应该听任他们向前行进,怕的就是他们逃走我们赶不上。”于是整军直赴杨宜口,吴军听到消息后,连夜撤退。
是时,吴从岁有来计。满宠上疏曰:“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官兵救之,当先破贼大辈,然后围乃得解。贼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为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于计为便。“护军将军蒋济议以为:“既均天下以弱,且望贼烟火而坏城,此为未攻而自拔;一至于此,动略无限,必淮北为守。”帝未许。宠重表曰:“孙子言‘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骄之以利,示之以慑,’此为形实不必相应也。又曰:‘善动敌者形之。’今贼未至而移城却内,所谓形而诱之也。引贼远水,择利而动,举得于外,则福生于内矣!”尚书赵咨以宠策为长,诏遂报听。
这时,吴国每年都有攻魏的计划。满宠上书说:“合肥城南临长江、巢湖,北面远离寿春,敌军围攻合肥,肯定据水取占地势;我军救援,应当先攻破敌人主力部队,然后包围才会解除。敌军进攻极为容易容易,而我们出兵救援却很困难,应该调出城内军队,在城西三十上,有奇险可依,另建城堡固守,这是为了引诱敌人上岸,在平地上功断他们的退路,此计为宜。”护军将军蒋济议论说:“这样做既是向天下表现出软弱,而且望到敌人烟火就毁坏城池,这是敌人还未进攻而先自动解除防守。一旦到这种地步,敌人就会肆强抢掠夺,我军肯定将会退到淮河北岸防守。”明帝不同意。满宠又上书说:“孙子说‘用兵必须诡诈,所以要能战而显示也不能,以小利引诱敌人骄狂,假装恐惧使敌人上当’,这就是表面和实质不必相适应。又说:‘善于牵动敌人者要造成一定的势态。’现在敌人未到而我们已从城内撤出,这就是以阵势引诱敌人。引诱敌人远离水域,选择有利时机发动攻击,在城外战场上取胜,城内就会得到保佑!”尚书赵咨认为满宠的计策比较完善,明帝于是下诏批准。
青龙元年(癸丑、233)
青龙元年(癸丑,公元233年)
春,正月,甲申,青龙见摩陂井中。二月,帝如摩陂观龙,改元。
春季,正月,甲申(二十三日),在摩陂中出现一条青龙。二月,明帝去摩陂观青龙,更改年号。
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奉表称臣于吴;吴主大悦,为之大赦。三月,吴主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将兵万人,金宝珍贷,九锡备物,乘海授渊,封渊为燕王。举朝大臣自顾雍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护关舒、综而已;”吴主不听。张昭曰:“渊背魏惧讨,远来求援,非本志也。若渊改图,欲自明于魏,两使不反,不亦取笑于天下乎!”吴主反覆难昭,昭意弥切。吴主不能堪,按剑而怒曰:“吴国士人入宫则拜孤,出宫则拜君,孤之敬君亦为至矣,而数于众中折孤,孤常恐失计。”昭孰视吴主曰:“臣虽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诚以太后临崩,呼老臣于床下,遗诏顾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横流;吴主掷刀于地,与之对泣,然卒遣弥、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称疾不朝;吴主恨之,土塞其门,昭又于内以土封之。
公孙渊派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携带表章赴吴称臣,吴王非常高兴,为此大赦天下。三月,吴王派遗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率领大军万人,携带金银财宝、奇珍异贷及九锡齐备,乘船渡海赏赐公孙渊,封公孙渊为燕王。自顾雍以下的满朝大臣都直言规劝,座为“公孙渊不可轻信,这样做,对他的恩遇太厚了,只要派遣官兵护送宿舒、孙综就够了。”吴王不接受。张昭说:“孙渊背叛魏国,害怕讨伐,从远地而来求援,绝不是他的本意。如果公孙渊改变主意,打算自动向魏表明忠心,我们的两位使节不能返回,不也让天下人取笑吗?”吴王反复驳诘张昭,张昭越发坚持己见。吴王不能忍受,按着佩剑恼怒地说:“吴国士族之人入宫则参拜我,出宫则参拜您,我敬重您已经到了极点,而您屡次在大庭广众之下顶撞我,我常常唯恐自己做出不愿做的事。”张昭看着吴王说:“我虽然知陛下不会采纳我的建议,但每次都竭尽愚忠的原因,实在是因为太后临终时呼唤我到她的床前,留下遗诏,吩咐我辅佐陛下的话音犹在耳边的缘故。”接着泪满面,吴王将刀扔在地上,与张昭相对哭泣。然而还是派遣张弥、许晏去往辽东。张昭对不采纳他的意见忿忿不平,声称有病不去朝见。吴王怨恨张昭,下令用土将张昭家的大门都住,张昭又从里面用土将门封死。
夏,五月,戊寅,北海王蕤卒。
夏季,五月,戊寅(十八日),北海王曹蕤去世。
闰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闰五月,庚寅朔(初一),出现日食。
六月,洛阳宫鞠室灾。
六月,洛阳宫鞠室发生火灾。
鲜卑轲双能诱保塞鲜卑步度根与深结和亲,自勒万骑迎其累重于陉北。荆州只毕轨表辄出军,以外威比能,内镇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已为比能所诱,有自疑心。今轨出军,慎勿越塞过句注也。”比诏书到,轨已进军屯阴馆,遣将军苏尚、董弼追鲜卑。轲比能遣子将千余骑迎步度根部落,与尚、弼相遇,战于楼烦,二将没,步度根与泄归泥部落皆叛出塞,与轲比能合寇边。帝遣骁骑将军秦朗将中军讨之,轲比能乃走幕北,泄半泥将其部众来降。步度根寻为轲比能所杀。
鲜卑首领轲比能引诱保塞鲜卑首领步度根与他深交和睦,亲自率领一万骑兵在陉北迎接步度根的人马辎重,荆州刺史毕轨上表请求马上出兵,对外威胁柯比能,对内镇压步度根。明帝审阅上表后说:“步度根已以被轲比能引诱,心虚多疑。现在毕轨也兵征讨,一定要谨慎行事,不要越过边塞句注山。”等到诏书送到,毕轨已经进军到阴馆驻屯,派遣将军苏尚、董弼追击鲜卑人。轲比能派遣儿子率领一千多骑兵迎接步度根部落,自己与苏尚、董弼遭遇,在楼烦交战。苏尚、董弼战死,步度根部落与泄归泥部落全部叛变出塞,与轲比能联合,侵犯魏边境。明帝派遣骁骑将军秦郎率中军前往征讨,轲比能逃到漠北,泄归泥率领部众归降,步度根不久就轲比能杀掉。
公孙渊知吴远难恃,乃斩张弥、许晏等首,传送京师,悉没其兵资珍宝。冬,十二月,诏拜渊大司马,封乐浪公。
公孙渊自知吴国相距遥远难以信用靠,于是斩张弥、许晏等人首级,送到京城,全部吞并了吴国的士兵及带来的金银财宝。冬季,十二月,颁诏任命公孙渊为大司马,封为乐浪公。
吴主闻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难易,靡所不尝。近为鼠子所前却,令人气踊如山。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无颜复临万国,就令颠沛,不以为恨!
吴王听到消息勃然大怒说:“腾年已六十,人世间的艰难困苦,还有什么没经历过,近来却被鼠辈所戏弄,令人气涌如山。如不亲手斩掉鼠辈的脑袋扔进大海,就再也无颜君临万国,即令为此亡国颠沛,也决不怨恨!
陆逊上疏曰;“陛下以神武之资,诞膺期运,破操乌林,败备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虏者,当世雄杰,皆摧其锋。圣化所绥,万里草偃,方荡平华夏,总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发雷霆之怒,违垂党之戒,轻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图四海者不怀细而害大。强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远征,必致窥,至而忧,悔之无及。若使大事时捷,则渊不讨自服。今乃远惜辽东众之马,柰何独欲捐江东万安之本业而不惜乎!”
陆逊上书说:“陛下以神明威武的资质,生当大命,在乌林大破曹操,在西陵大败刘备,在荆州生擒关羽,这三个败虏都是当世英雄,却都被陛下摧折他们的锋芒。圣明的教化安抚四方,风行万里而小草为之倾倒,如今,正临荡平中原、统一天下之时,现在不能忍住小恨而发出雷霆万钧般怒火,是违背了‘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的古训,轻视自己为帝王的贵重身分,这是我感到惑的。我听说,行万里路的人不在中途止步,立志取得天下的人不对小事耿耿于怀而危害大局。强大的敌人压境,荒远之地还没有臣服,陛下乘船远征,必然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事到临头才去忧虑,恐怕后悔都来不及了。如能使国家大事及时报捷,那么分孙渊不用征讨自己就会归顺。而今陛下还恋惜远在辽东的人口和马匹,怎么单单要舍弃江东万安的根本基业而不珍惜呢?”
尚书仆射薛综上疏曰:“昔汉元帝欲御楼船,薛广德请刎颈以血染车。何则?水火之险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今辽东戎貊小国,无城隍之固,备御之术,器械铢钝,犬羊无政,往必禽克,诚如明诏。然其方土寒,谷稼不殖,民习鞍马,转徙无常,卒闻大军之至,自度不敌,鸟惊兽骇,长驱奔窜,一人匹马,不可得见,虽获空地,守之无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有成山之难,海行无常,风波难免,倏忽之间,人船异势,虽有尧、舜之德,智无所施,贲、育之勇,力不得设,此不可二也。加以郁雾冥其上,碱水蒸其下,善生流肿,转相染,凡行海者,稀无此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圣,当乘时平乱,康此民物。今逆虏将灭,海内垂定,甩违必然之图,寻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仇,既非社稷之重计,又开辟以来所未尝有,斯诚群僚所以倾身侧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者也 。”
尚书仆射薛综上书说:“从前汉元帝想乘楼船,薛广德请求自刎,以鲜血染车来阻止。为针么?因为水火无情,至危至险,不是帝王所应北临之地。今辽东蛮戒小国,没有坚固的城堡,防御的战术,兵器轻钝,如犬、羊一般不懂治国,前去征伐必胜无疑,正如陛下诏书所言。然而其国土狭小、贫瘠严寒,庄稼不能生长,民众熟习骑马,流动无常,忽听大军来到,自量抵抗不过,如鸟惊兽骇,四散远逃,我们会连一人一马都见不到,虽然得到了这块空旷地方,但守住它毫无益处,这是不可出兵的原因之一。加之大海无际,洪流深广,已有成山之难,海上肮行变化无常,大风大浪难以避免,转 眼之间,连人带船全被吞没,即使有尧舜的德行和智慧,也无法施展,有孟贲、夏育的勇敢和力量,也不能发挥,这是不可出兵的原因之二。还有,浓郁的云雾罩在天空,咸苦的海水蒸发在下面,极易使人生脚气病,互相传染,凡在海上肮行的人,很少有人不生此病,这是不可出兵的原因之三。上天生出神明的圣人,当运用时机削平动乱,使人民康盛,社会富足。而今敌逆就要灭除,海内将要平安,却要违背既定的大政方略,自寻至危的困阻,忽视国家的安危,发泄一时的气愤,既不是有利于国家的大计,又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的举动,实在是群臣所以坐卧不安,吃饭不香,睡觉不稳的原因。”
选曹尚书陆瑁上疏曰:“北寇与国,壤地连接,苟有间隙,应机而至。夫所以为越海求马,曲意于渊者,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弃本追末,捐近治远,忿以改规,激以动众,期乃猾虏所愿闻,非大吴至计也。又后家之术,以功役相疲,劳逸相待,得失之间,所觉辄多。且沓渚去渊,道理尚远,今到其岸,兵势三分,使强者进取,次当守船,又次远粮,行人虽多,难得悉用。加单步负粮,经远深入,贼地多马,邀截无常。若渊狙诈,与北未绝,动众之日,唇齿相济;若实了然无所凭赖,其畏怖远迸,或难卒灭,使天诛稽于朔野,山虏乘间而起,恐非发之长虑也!”吴主未许。
选曹尚南瑁上书说:“北方的魏与我国土地相接,如果稍有空隙,就会乘机而入。我们所以要渡越大海,求购马匹,违心结交孙渊的原因,是为解决眼前的马荒之急,除掉魏这一心腹之患。现在反而要舍本求末,舍近求远,因一时气忿改变规划,一时激动兴师动众,这才是狡猾的敌人愿意听到的,而绝不是我大吴最好计策。还有,兵家战术,在于使敌人疲劳,以逸待劳,得失之间,察觉与不察觉则大不相同,况且沓渚县离公孙渊路途还很遥远,如大军到达,也要把兵力一分为三,让体格强壮的士兵向前进攻,稍差的守卫船舰,最差的运送粮食。大军人数虽然很多,但难以全部用上。加之靠步行背粮,长途跋涉深入故境,那一带战马众多,能够随时截击我们。如果公孙渊狡猾奸许,与魏并未断绝关系,我们大军出动之日,他们就会如同唇齿,互相援助;如果确实孤立无援,因为惧怕而远逃,或许也难很快消灭,我们对他的惩罚及于北方荒野,而国内的山越叛民乘机四起,这恐怕也不是万全的长久这策。”吴王没有同意。
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诛暴乱、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无事,从容庙堂之上,以余议议之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盘互之时,率须深根固本,爱力惜费,未有正于此时舍近治远,以疲军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号称帝,于时天下安,百姓康阜,然汉文犹以远征不易,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场犹警,未家以渊为先。顾陛下抑威任计,暂宁六师,潜神嘿规,以为后图,天下幸甚!”吴主乃止。
陆瑁再次上书说:“战争,固然中古代用来诛杀暴乱、威镇四方蛮夷的行动。然而战事要在奸雄已经灭除,天下太平无事,在朝廷之上从从容容地充分讨论之后才可进行。至于在中原战乱不断,九州之地各自盘踞相互为敌之时,大都须将本国的根本大业加深加固,爱护人力,珍惜财物,没有偏在这时舍近治远,使军队疲的,从前尉佗叛逆,僭号称帝,当时天下太平,百姓安居富足,可是汉文帝仍然认为出兵远征并不容易,只是派陆贾前去劝喻而已。而今首恶元凶还未消灭,边境地区不断报警,不宜先去讨伐公孙渊。愿陛下抑制盛怒,任用计谋,暂息六军,秘密策划,以后再去图取,则天下万幸!”吴王这才罢休。
吴主数遣人慰谢张昭,昭固不起。吴主因出,过其门呼昭,昭辞疾笃。吴主烧其门,欲以恐之,昭亦不出。吴主使人灭火,住门良久。昭诸子共扶昭起,吴主载以还宫,深自克责,昭不得已,然后朝会。
吴王多次派人慰问张昭,向他道歉,张昭始终不出来。吴王有次出宫,经过张昭家门呼唤他,张昭声答病重。吴王让人火烧张昭家门,想要恐吓张昭,张昭也不出来。吴王便让人把火来掉,在门中长时间等侯,张昭几个儿子一齐扶张昭起床,吴王自己的车把他拉回宫,深切地责备自己,张昭不得已,然后参加朝会。
初,张弥、许晏等至襄平,公孙渊欲图之,乃先分散其吏兵,中使秦旦、张群、杜德、黄强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玄菟在辽东北二百里,太守王赞,领户二百,旦等皆舍于民家,仰其饮食,积四十许日。旦与群等议曰:“吾人远辱国,自弃于此,与死无异。今观此郡,形势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烧城郭,杀其长吏,为国报耻,然后伏死,足以无恨。孰与偷生苟活,长为囚虏乎!”群等然之。于是阴相结约,当用八月十九日夜发,其日中时,为郡中张松所告,赞便士众,闭城门,旦、群、德、强皆逾城得走。时群病疽疮著膝,不及辈旅,德常扶接与俱,崎岖山谷,行六七百里,创益困,不复能前,卧草中,相守悲泣。群曰:“吾不幸创甚,死亡无日,卿诸人宜速进道,冀有所达,空相守俱死于穷谷之中,何益也!”德曰:“万里流离,死生共之,不忍相委。”于是推旦、强使前,德独留宋群,采菜果食之。旦、强别数日,得达句丽,因宣吴主诏在丽王位宫及其主簿,给言有赐,为辽东所动夺。位宫等大喜,即受诏,命使人随旦还迎群,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还吴,奉表称臣,贡貂皮千枚,鸡皮十具。旦等见吴主,悲喜不能自胜。吴主壮之,皆拜校尉。
最初,张弥、许晏等到达辽东襄平,公孙渊打算消灭他们,于是拆散他们的官兵,把中使秦旦、张群、杜德、黄强等及宫兵六十人安置在玄菟。玄菟在辽东以北二百里,太守王赞管辖二百户人家。秦旦等都居住在民家,靠他们供给饮食,住了四十多天。秦旦与张群等商议说:“我们远在异域,辜负了使命,被弃于此地,与死无异。现观察此郡,防守十分薄弱,如果我们一旦齐心,放火焚烧城廓,杀死他们的官吏,为国家报仇雪耻,然后一死,也足以无恨了。这比苟且偷生,长久地做囚犯活着怎么样!”张群等都赞成。于是暗中相互 约定,当在八月十九日夜里起事。那天中午,被郡中人张松告密,王赞便集合起部众,关闭城门,秦旦、张群、杜德、黄强全都爬过城墙逃出。当时张群膝盖生疮,跟不上别人,杜德常常搀扶照应他一起走,山路程崎岖不平,走出六七百里,伤势更加严重,不能再向前走,躺在草丛中,互相守悲伤流泪。张群说:“我不幸伤得厉害,离死没儿天了,你们几位应该加紧向前赶路,指望有个去处,白白地守着我都会死在深山穷谷之中,有什么益处!”杜德说:“万里流离,生死与共,怎么能忍心抛弃你!”于是推出秦旦、黄强在前先行,杜德一人留守张群,采集野菜、山果给他吃。秦旦、杜德离开了几天,到达高句丽国,随机宣称吴王给高句丽王位宫及其主簿颁下 诏书,谎称赏有赐品,都被辽东所劫掠。位宫等非常高兴,随即受诏,下令使人跟随秦旦返回迎接张群,又派遣差役二十五人,护送秦旦等返回吴国,上表称臣,进贡貂皮一千张,鸡皮十件。秦旦等见到吴王,悲喜交集,不能自制,吴王也被他们感动,都提升为校尉。
是岁,吴主出兵欲围新城,以其远水,积二十余日,不敢下船。满宠谓诸将曰:“孙权得埕移城,必于其众中有自大之言,今大举来,欲要一切之 功,虽不敢至,必当上岸耀兵以示有余。”乃潜遣步骑六千,伏肥水隐处以待之。吴主果上岸耀兵,宠伏兵卒起击之,斩首数百,或有赴水死者,吴主又使全琮攻注安,亦不克。
这一年,吴王出动大军打算围攻新城,但因远离水域,停泊二十多天,不敢下船上岸。满宠对将领们说:“孙权得知我们迁移城址,必定在他的部众中说了狂妄自大的话,如今大举出兵而来,是想求得一时之功,虽然不敢到城前攻击,也必当上岸炫耀武力,显示实力有余。”于是秘密派遣步、骑兵六千人,埋伏在肥水隐蔽的地方等待。吴王果然率军上岸炫耀,满宠伏兵突然起而袭击,斩杀吴兵数百,吴兵中也有跳入水中淹死的。吴王又派全琮攻打六安,也没能攻下。
蜀降都督张翼用法严峻,南夷豪帅刘胄叛。丞相亮以参军巴西马忠代翼,召翼令还。其人谓翼宜速归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蛮夷蠢动,不称职,故还耳。然代代未至,吾方临战场,当运粮积谷,为灭贼之资,岂可以黜退之故而废分家之务乎!”于是统摄不懈,代到乃发。马忠因其成基,破胄,斩之。
蜀国降都督张翼执法严峻,南方夷人首领刘胄起兵叛乱。丞相诸葛亮命参军巴西人马忠接替张翼,调张翼返回。他的部下告诉张翼应即速返归接受处罚,张翼说:“不对,我是因为蛮夷叛乱,没有能力平息,因此被召回。可是,接替我的人还没有到达,而我正身临战场,应当转运粮食积存谷米,作为消灭叛敌的资本,怎么可以因罢黜的缘故而使国家的军务荒废呢?”于是统筹兼理毫不松懈,马忠抵达后才出发返回。马忠利用张翼打下的基础,击败刘胄,并杀了他。
诸葛亮劝农讲武,作木牛、流马,远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息民休士,三年而后用之。
诸葛亮鼓励发展农业,训练军队,制作木牛、流马为运载工具,运粮集存在斜 谷口,修整斜谷屯积军粮和物资的仓库;百姓和士兵得以休息,前后三年,才动用他们。
二年(甲寅、234)
二年(甲寅,公元234年)
春,二月,亮悉大众十万由斜谷入寇,遣使约吴同时大举。
春季,二月,诸葛亮倾十万大军从斜谷出兵攻魏,并派遣使节前往吴 国相约同时大举出兵。
三月,庚寅,山阳公卒,帝素服发丧。
三月,庚寅(初六),山阳公刘协去世,魏明帝身穿素服发丧。
已酉,大赦。
已酉(二十五日),大赦天下。
夏,四月,大疫。
夏季,四月,流行瘟疫。
崇华殿灾。
洛阳崇华殿发生火灾。
诸葛亮至,军于渭水南。司马懿引军渡渭,背水为垒拒之,谓诸将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东,诚为可忧;若西上五丈原,诸将无事矣。”亮果屯五矿丈原。
诸葛亮到达县,大军驻扎在渭水的南面。司马懿率领军队渡过渭水,背水立营抵御诸葛亮,对将领们说:“诸葛亮如果从武功出兵,依山而往东,确实可怕;如果向西前往五丈原,将领们就没事了。”诸葛亮果然驻扎在五丈原。
雍州刺史郭淮言于懿曰:“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议者多谓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堑垒未成,汉兵大至,淮逆击却之。
雍州刺史郭淮对司马懿说:“诸葛亮肯定争夺北原,应当先去占据它。”议论的人多数都说不必这样,郭淮说:“如果诸葛亮跨过渭水登上北原,和北山连兵,断绝长安通往陇西的道路,使百姓和羌人动荡不安,这对国家是不利的。”司马懿便郭淮驻防在北原。营垒还没有筑成,蜀炽大部队已经到来,郭淮迎战,击退了蜀军。
亮以前者数出,皆以运粮不继,使已志不伸,乃公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诸葛亮因为前几次出兵,都是由于运粮跟不上,使自己的志向不能伸展,就分出部队实行屯田,作为长期驻军的基础,屯田的士兵和渭水之滨居民杂处在一起,而百姓安居乐业,蜀军并无私弊。
五有,吴主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众号十万;又遣陆逊、诸葛瑾将万余人入江夏、沔口,向襄阳;将军孙韶、张承淮赂广陵、淮阴。六月,满宠欲率诸军求新城,殄夷将军田豫曰:“贼悉众大举,非图小利,欲质新城以致大军耳。宜听使攻城,挫其锐气,不当与争锋也。城不可拔,众必罢怠;罢怠然后击之,可大克也。若贼见计,必不攻城,势将自走。若便进兵,适入其计矣。”
五月,吴王率军信驻巢湖口,直指合肥新城,号称十万大军;又派遣陆逊、诸葛瑾统率一万余人进入江夏、沔口,进指襄阳;将军孙韶、张承进入淮河,直指广陵、淮阴。六月,满宠想要率领各路大军救援新城,殄夷将军田豫说:“敌人倾巢动,大举进攻,不是为图小利,而是打算以新城为钓饵,引诱我大军前来。应当听任仓们攻打新城,挫伤其锐气,不应与之争战以决胜负,城攻不下,士兵必然疲怠;待他们疲怠后再攻击,可以大获全胜。如果敌人看出这一计策,必不再攻城,势必自行撤退。如果我们马上进军,正中了他们的奸计。”
时东我方吏士皆分休,庞表请召中军兵,并召所休将士,须集击之。散骑常侍广平刘劭议以为:“贼众新至,心专气锐,宠以少人自战其地,若便进击,必不能制。宠请待兵,未有所失也,以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骑三千,先军前发,扬声进道,震曜形势。骑到合肥,疏其行队,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贼后,拟其归路,要其粮道。贼闻大军来,骑断其后,必震怖遁走,不战自破矣。”帝从之。
此时,在东方的部队正轮番休假,满宠上表请征召中军兵,并征召休假的将士,集中力量迎战。散骑常侍广平人刘劭商议时认为:“敌军人数众多,而且刚刚来到,意志专一,士气旺盛,满宠因守军人少又在自己防地作战,即使出击,步定不能制胜敌军。他请求援军,没什么过失。我认为可以先派遣步兵五千,精骑兵三千,做为先头出发,扬言从数道进军,造成震慑敌人的形势。骑兵到达合肥,疏散队列,多布旌旗,多擂战鼓,在城下展示兵力,然后带领部队从敌人背后出现,占其退路,扼其粮道。敌人听说我大军前来,骑兵截断了后路,必定震惊而逃,不战自破。”明帝采纳子这一建议。
宠欲拔新城守,致贼寿春,帝不听,曰:“昔汉光武遣兵据略阳,终以破隗嚣,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纵权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诸将坚守,吾将自往征之,比至,恐权走也。”乃使征蜀护军秦朗督步骑二助司马懿御诸葛亮,敕懿:“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走而追之,全胜之道也。”秋,七月,帝御龙舟东征。
满宠想要转移新城守军,引敌人到寿春,明帝不同意,说:“从前汉光武派遣部队占据略阳,终于攻破隗嚣。先帝在东方设置合肥,在南方把守襄阳,在西方固守祁山,贼兵一来就在这三城之下被击败,其原因正是因为它们处于必争之地。即使权攻打新城,肯定不能攻下。命令将士们坚持守住,我将亲自前往征讨。到那时,孙权恐已经逃走。”于是派遣征蜀护军秦朗统率步、骑兵二万人援助事马懿抵御诸葛亮,命令司马懿:“一定要坚守壁垒,不与决战,挫败敌军锋芒,使们们进攻不能得逞,撤退不能交战,停留时间长久,粮食就要耗尽,劫掠也不会有收获,则必撤军。待敌撤退时再去追击,才是全胜之道。”秋季,七月明帝亲登龙舟东征。
满宠募壮士焚吴攻具,射杀吴主之弟子泰;又吴吏士多疾病。帝未至数百里,疑兵先至。吴主始谓帝不能也,闻大军至,遂遁,孙韶亦退。
满宠招募壮士焚烧吴国攻城的器械,射死吴王的侄子孙泰,而且吴国官兵多有生病。明帝离吴国驻地数百里时,迷惑敌人的先遣军已先行到达。吴王开始认为明帝不会亲征,听到率大军已到,于是撤走,孙韶也退兵。
陆逊遣亲人韩扁奉表诣吴主,逻者得之。诸葛瑾闻之甚惧,书与逊云:“大驾已还,贼得韩扁,具知吾阔狭,且水干,宜当急去。”逊未答,方催人种、豆,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必当有以。”乃自来见逊。逊曰:“贼知大驾已还,无所复忧,得专力于吾。又已守要害之处,兵将意动,且当自定以安之,施设变术,然后出耳。今便示退,贼当谓吾怖,仍来相蹙,必败之势也。”乃密与瑾立计,令瑾督舟船,逊悉上兵马以向襄阳城;魏人素惮逊名,遽还赴城。瑾便引船出,逊徐整部伍,张拓声势,步趣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围,托言住猎,潜遣将军周峻、张梁等击江夏、新市、安陆、石阳,斩获千余人而还。
陆逊派遣亲信韩扁携带表章到吴王那里,被魏巡逻的人截获。诸葛瑾听到消息后非常害怕,写信给陆逊说:“主上已经撤军回去,敌军俘得韩扁,会完全知道我们的虚实,而且河水已干,应当火速撤军。”陆逊未回答,正在催促部众种菜、种豆,和部将下棋射戏同平常一样。诸葛瑾说:“陆逊足智多谋,他一定有原因。”于是亲自前来会见陆逊。陆逊说”贼军知道主上已经回去,再没有什么忧虑的,得以专门用力对付我。而且他们地住关口要道,我们的兵将心怀恐惧,应当镇定以安军心,再设计权变,然后撤出。现在即便表示撤退,贼军必定认为我们害怕了,仍然会来施加压力,我们势所必败。”于是秘密地与诸葛瑾订下计谋,命令诸葛瑾督领船队,陆逊出动全部兵马以示向襄阳城进发,魏兵素来惧怕陆逊的名声,急忙撤还赶赴襄阳城。诸葛瑾便率领船队驶出,陆逊从容地整理队伍,故作声势,步行走到船上,魏军不敢逼近。行到白围时,假称停留打猎,秘密派遣将军周峻、张梁等袭击江夏、新市、安陆、石阳,杀死俘获一千人余人而还。
群臣以为司马懿方与诸葛亮相守未解,车驾可西幸长安。帝曰:“权走,亮胆破,大军足以制之,吾无忧矣。”遂进军至寿春,录诸将功,封赏各有差。
群臣以为司马懿正在同诸葛亮相持不解,明帝可以向西临幸长安。明帝说:“孙权已经退走,诸葛亮必然破胆,大军足以制胜,我没有忧虑了。”于是进军到寿春,检录各将领的功劳,封官授爵赏赐嘉奖各有不同。
八月,壬申,葬汉孝献皇帝于禅陵。
八月,壬申(二十日),在禅陵为汉献帝下葬。
辛巳,帝还许昌。
辛巳(二十九日),明帝返回许昌。
司马懿与诸葛亮相守百余日,亮数挑战,懿不出。亮乃遗懿巾帼妇人之服;懿怒,上表请战,帝使卫尉辛毗杖节为军师以制之。护军姜维谓亮曰:“辛佐治杖节而到,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
司马懿同诸葛亮相持了一百多天,诸葛亮多次挑战,司马懿就是不出兵。诸葛亮就把妇女使用的头巾、发饰和衣服送给司马懿,司马懿恼羞成怒,上表请求出战。明帝派遣卫尉辛毗执持符节为军师来节制司马懿的行动。护军姜维对诸葛亮说:“辛毗持符节来到,贼军不会再出战了。”诸葛亮说:“司马懿本来就无心作战,所以一定要请求出战,是向部众表示敢于用武而已。将领在军中,君主的命令可以不接受,如果他能制胜我军,难道还要远隔千里而请求作战吗?”
亮遣使者至懿军,懿问其寝食及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使者对曰:“诸葛公夙兴夜,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食不至九升。”懿告人曰:“诸葛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
诸葛亮派遣使节到司马懿军中,司马懿向使者询问诸葛亮的睡眠、饮食和办事多少,不打听军事情况,使者答道:“诸葛公早起晚睡,凡是二十杖以 上的责罚,都亲自披阅;所吃的饭食不到几升。”司马懿告诉人说:“诸葛孔明进食少而事务烦,他还能活多久呢!”
亮病笃,汉使尚书仆射李福省侍,因谘以国家大计。福至,与亮语已,别去,数日还。亮曰:“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谘弥日,有所不尽,更来求决耳。公所问者,公琰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谘请,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问其次,亮不答。
诸葛亮病重,汉后主派遣尚书仆射李福前来问候,同时询问国家大事。李福来到,诸葛亮谈话完毕,辞别而去,几天之后又回来。诸葛亮说:“我知道您返回来的意图,近来虽然整天谈话,有些事还没有交待,又来听取决定了。你所要问的事蒋琬适合。”李福道歉说:“日前确实不曾询问,如您面年这后,谁可以担负重任,所以就又返回。再请问蒋琬之后,谁可承担重任?”诸葛亮说:“费可以继任。“又问费这后怎么样?诸亮没有回答。
是月,亮卒于军中。长史杨仪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司马懿,懿追之。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将向懿者,懿敛军退,不敢逼。于是仪结陈而去,入谷然后发丧。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懿闻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按行亮之营垒处所,叹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还。
这个月,诸葛亮在军中去世,长史杨仪整顿军队而退。百姓跑着去报告司马懿,司马懿追赶汉宫。姜维命令杨仪调转战旗方向,擂响战鼓,象是即将对司马懿进攻。司马懿收军后退,不敢向前逼进。于是杨仪结阵离去,进入斜谷之后才发丧。百姓为此事编了一句谚语说:“死诸葛亮吓走活仲达。”司马懿听到后笑着说:“这是我能够意料诸葛亮活着,不能料想诸葛亮已死的缘故。”司马懿到诸葛亮驻军营垒处所察看,感叹说:“真是天下的奇才啊!”追到赤岸,没有追上蜀军而还。
初,汉前军师魏延,勇猛过人,善养士卒。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已才用之不尽。杨仪为人干敏,亮每出军,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延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废也。
起初,蜀汉前军师魏延,勇猛过人,善待士兵。每次跟随诸葛亮出兵,总是请求带兵一万人,和 诸葛亮分道行军队一样,诸葛亮制止而不许可。魏延常说诸葛亮胆怯,叹息抱怨自己的才干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杨仪为人干练机敏,诸葛亮每次兵,杨仪常常规划调遣部队,筹办粮谷,不假思索,即刻便完,军事节制调度,都依靠杨仪办理。魏延性格矜持高傲,当时众将都避而让之,只有杨仪对他不加忍让,魏延最为忿恨,如同水火不能相容。诸葛亮深深爱惜二人的才干,不忍心偏废任何一方。
费使吴,吴主醉,问曰:“杨仪、魏延,牧小人也,虽尝鸣犬之益于是时务,然既已任之,势不得轻。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诸君愦愦,不知防虑于此,岂所谓贻厥孙谋乎!”对曰:“仪、延之不协,起于私忿耳,而无黥、韩难御之心也。今方扫除强贼,混一函夏,功以才成,业由才广,若舍此不任,防其后患,是犹备有风波而逆废舟楫,非长计也。”
费出使到吴国,吴王酒醉,问费说:“杨仪、魏延是像牧童一样的小人,虽然曾经以鸡鸣狗吠的本事有益于时务,但是既已任用他俩,情势不能轻视。如果一旦诸葛亮不在了,必定发生祸乱,各位糊涂,不知道对此要用心防备,难道这就是所谓谋及子孙吗?”费答道:“杨仪、魏延的不和,是起因于私忿,而没有黥布、韩信的叛逆心意。如今正在扫除强敌,统一华夏,功劳依靠人才来成就,业绩需要人才来扩展,如果舍弃他们而不任用,防备他们造成后患,就如同防备发生风波反倒弃舟楫一样,不是最好的办法。”
亮病困,与仪及司马费等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这;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亮卒,仪秘不发丧,令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当自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之所部勒,作断后将乎!”自与共作行留部分,令手书与已连名,告下诸将。绐延曰:“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出,奔马而去。延寻悔之,已不及矣。
诸葛亮病危的时候,与杨仪和司马费等安排死后退军的调度,命令魏延殿后阻击追敌,姜维作为副将;如果魏延不服从命令,军队便自行出发。诸葛亮去世,杨仪秘而不发丧,让费去魏延处揣度他的意向。魏延说:“丞相虽然去世,还有我在。相府亲信和官属,便可将遗体送还归葬,我当亲自统率各路大军攻击贼军;怎么能因一人死去而废弃天下的大事呢?何况我魏延是何等人,就应当被杨仪约束,作断后的将军吗?”他就私自和费共同作出撤退和留下的安排,让费亲笔写信连同自己签名,传告下面将领。费欺骗魏延说:“我当为您回去向杨仪解释,杨仪是个文官,很少经历军事,一定不会违抗尊命。”费出来,策马奔驰而去。魏延旋即后悔,但已追不到费了。
延遣从觇仪等,欲按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延大怒,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汉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 长史蒋琬,琬、允咸保仪而疑延。仪等令槎山通道,昼夜兼行,亦继延后。延先至,据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仪等令将军何平于前御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在寒,汝辈何敢乃尔!”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皆散。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将马岱追斩之,遂夷延三族。蒋琬率宿卫诸营北行赴难,行数十里,延死问至,乃还。始,延欲杀仪等,冀时论以已代诸葛辅政,故不降魏而南还击仪,实无反也。
魏延派人窥探到杨仪等人打算按照诸葛亮既定的计划,各军营依次带领部队撤还。魏延勃然大怒,抢在杨仪没有发兵之前率领所属部队径先南归,所过之处烧绝栈道。魏延、杨仪各自上表说对方叛逆,一天之内,羽书一并送到都城。汉后主以此事询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董允、蒋琬都担保杨仪而怀疑魏延。杨仪等人命令砍伐山林打通道路,日夜兼程行进,紧随在魏延之后。魏延先到,占据南谷口派兵迎击杨仪等人,杨仪等命将军何平在前面抵御魏延。何平叱责先登上南谷口的士兵说:“诸葛公死,尸骨未寒,你们怎如此!”魏延的部众知道魏延理亏,不愿为他卖命,都四散逃走。魏延独自和他的儿子共几个人逃奔汉中,杨仪派遣将领马岱追杀了他们,最终诛灭魏延三族。蒋琬率领宿卫各军北上赶汉中,走出几十里,魏延被杀的音讯传来,于是回军。开始时,魏延想杀杨仪等人,希望舆论让自己代替诸葛亮辅政,所以不向魏投降而南还攻击场仪,确实没有叛逆之心。
诸军还成都,大赦,谥诸葛亮曰忠武侯。初,亮表于汉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臣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卒如其所言。
各路大军返回成都,大赦天下,赐诸葛亮谥号为忠武侯。当初,诸葛亮曾上表汉王说:“我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家中子弟衣食,自有富裕,我没有别的收入增加家产。臣死去之日,必不让家内有多余的绢帛,家外有多余的钱财,而有负陛下。”最后,果如其所言。
丞相长史张裔常称亮曰:“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所以忘其身者也!”
丞相长史张裔常称赞诸葛亮:“他行赏不遗忘疏远的人,处罚不宽恕亲近的人,封爵不允许无功者取得,刑责不因为是权贵而免除。这就是贤能者和一般人都能够忘身报国的原因。”
陈寿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 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感哺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兼之亚匹矣。
陈寿评曰:诸葛亮当丞相,安抚百姓,显示法度准则,限制官员的职权,遵照法令制度,开诚布公,坦白无私。对尽忠而有益于国家的人,即使是仇人也必加奖赏,对违法而怠慢的人,即使是亲近者也必定处罚;对真心诚意认罪悔改的人,即使罪行较重也必定释放,对革命化言巧语进行掩饰的人,即使罪行较轻也必定诛杀;再小的善行也予以赞扬,再小的恶行也予以贬责。精熟各种事物,能从根本上治理,要求名义与实际相符,端端厌恶虚伪。最终是蜀国上下都对他怀有敬晨爱戴之情,刑罚虽然严苛,但没有怨恨,这是因为他用心公正,而且劝诫分明。可以说他是懂得治国之道的卓越人才,与管仲和萧何并列。
初,长水校尉廖立,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副,常以职位游散,快快怨谤无已,亮废产为民,徙之汶山。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终为左衽矣!”李平闻之,亦发病死。平常冀亮复收已,得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也。
当初,长水校尉廖立,自以为才气名声适宜作诸葛亮的副手,常因职位调动频繁,抱怨诽谤,怏怏不已。诸葛亮罢免廖立为平民,放逐到汶山。到诸葛亮去世,廖立流着泪说:“我终生要做野人了!”李平听到噩耗,也发病而死。这是由于李平常常希望诸葛亮再次收用自己,得以补过,而料想后来的当权者不能这样做的缘故。
习凿齿论曰:昔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没齿而无怨言,圣人以为难。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流汨哭泣,李严致死,岂徙无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鉴至明而丑者忘怒;水鉴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鉴无私,犹以免谤;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鉴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习凿齿论曰:从前管仲夺了伯氏在骈地的采邑三百多家,伯氏终生没有怨言而已!圣人都取为是件难事。诸葛亮去世使廖立流泪哭泣,李平发病而死,岂只是没有怨言而已!水最平正,倾斜的物体会取以为准;镜最明亮,丑陋的人会忘记发怒。平水、明镜所以能使万物原形毕现而不招致怨恨的原因,是由于它们无私。水、镜无私,还可以因此免遭毁谤,何况大人君子心怀怜惜众生的爱心,广布体恤宽恕的恩德,法在不可不用时才使用,刑罚加于罪犯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不因怒而诛杀,天下还会有不顺服的人吗?
蜀人所在求为诸葛亮立庙,汉主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步兵校尉习隆等上言:请近其墓,立一庙于沔阳,断其私祀。汉主从之。
蜀地民众请求为诸葛亮建立祭庙,汉王不准。百姓于是随着岁时节令在路上自己祭祀。步兵校尉习隆等向上建议:请在靠近诸葛亮墓地的沔阳,建立一个祭庙,断绝私人祭祀。汉后主同意了。
汉主以左将军吴懿为车骑将军,假节,督汉中,以丞相长吏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寻加琬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时新丧元帅,远近危悚,琬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由是众望渐服。
汉后主任左将军吴懿为车骑将军,授予符节,督领汉中,任丞相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管国事,不久又给蒋琬加官行都护,授予符节,兼益州刺史。当时刚刚失去统帅,远近都惶惶不安,蒋琬则出类拔萃,处在百官之首,既没有悲戚的面容,也没有高兴的样子,神态举止,如同平日。于是逐渐赢得人心。
吴人闻诸葛亮卒,恐魏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万人,一欲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汉人闻之,亦增永安之守以防非常。汉主使右中郎将宗预使吴,吴主问曰:“东之与西,譬犹一家,而闻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对曰:’臣以为东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守,皆事势宜然,俱不足以相问也。”吴主大笑,嘉其抗尽。礼之亚于邓芝。
吴国听说诸葛亮去世,害怕魏乘机攻取蜀地,增加巴丘守军一万人,一是打算用以救援,二是打算待机分割。蜀国听到后,也增加永安的守军的以防止非常情况发生。汉后主命右中郎将宗预出使吴国,吴王问道:“吴国与西蜀,尤如一家,可是听说西蜀却增加了白帝城的守军,为什么?”宗预对答说:“我认为吴国增加巴丘的军队,西蜀增加白帝城的守卫,都是符合时势的必然举动,都不足以互相询问。”吴王大笑,称赞他抗言不屈,言无所隐。对他的礼遇仅次于邓芝。
吴诸葛恪以丹阳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徙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众议咸以为:“丹阳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番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人民,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越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穴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恪父瑾闻之,亦以事终不逮,叹曰:“恪不大兴吾家,将赤吾族也!”恪属盛陈其必捷,吴主乃拜恪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使行其策。
吴国诸葛恪因丹阳山路程险阻,山民又多强悍,虽然以前出征讨,只是空得一些外县的平民而已,其余都藏在深山远谷,不能全部擒获,便多次请求到当地做官让山民出山,保证三年可获得士兵四万。大家都认为:“丹阳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番阳四郡邻接,周围数千里,山谷万重。当地人民深居幽谷,从没有进过城,遇到官吏,都是手持武器,在山野中逃跑,老死在丛林之中。被追捕逃亡的惯犯,也都一起逃窜。山里出产铜铁,自己铸造兵器。民俗喜好练武,熟习打仗,崇尚气势勇力。他们爬高山越险地、穿密林过棘丛,好象鱼游深渊、猿猴攀树一样自如。不时观察机会,出山抢掠,时常招致官兵讨伐,寻找他们藏身的山洞。他们战则一轰而上,败则如鸟飞鼠窜,从前代以来,一直没能制服他们。”大家都认为很难。诸葛恪的父亲葛谨听到后,也认为事情最终办不到,叹息说:“诸葛恪不能使我家兴旺,终将使家门败灭!”诸葛恪一再说他必能取胜报捷,吴王于是任命他为抚越将军,兼丹阳太守,让他按自己的计划行事。
冬,十一月,洛阳地震。
冬季,十一月,洛阳发生地震。
吴潘浚讨武陵蛮,数年,斩获数万。自是群蛮衰弱,一方宁静。十一月,浚还武昌。
吴国潘浚讨伐武陵蛮夷,几年时间,斩杀俘获几万人。自此之后,各蛮夷部落衰落,一方平静无事。十一月,潘浚返回武昌。 [下一章] [返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