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在上海的最后岁月

戴望舒，中国新诗标志性人物，上世纪20年代末，其代表作《雨巷》名满天下。斯人才华横溢，因诗句中常含有淡淡忧伤、隐隐悲悯，故有悲情诗人之谓。惜乎，其命运多舛且英年早逝。然而，对文化人而言，他和他的诗却从未“在遗忘里沉湮”。

纵观戴望舒45年短暂人生，多个重要时段生活于上海，总计逾14年。本文所追寻钩沉的，是其最后一段，即居住在虹口其美路（今四平路）新陆村的两年。

为自辩和团圆而来

淞沪战役后，上海被日寇占据沦为“孤岛”，1938年5月，戴望舒携家人远赴当时尚未陷落的香港，滞留香港近八载。光复后，人们欢欣鼓舞，本该由戴望舒出面主持香港清查附逆文人的工作，孰料，有一拨文人联名致信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状告其在香港沦陷时期有“附逆”行为，21个署名者中，有的做贼心虚，生怕戴望舒查到自己头上，于是贼喊捉贼，祭出栽赃诬陷撒手锏，有些则属受蒙蔽附庸。幸好，文协总会收悉该信后，并未草率下结论，让戴望舒到已经由重庆搬迁至上海的文协总会作自辩，厘清真相。戴望舒得到指示后立即动身，前往阔别多年的上海。

1946年3月7日，戴望舒到香港《新生日报》编辑室了结庶务，随即携妻子和两个女儿乘船离港。此番行程匆匆，原本并未作长期居沪打算，故只带了简单的行李，许多东西仍放在香港，八大箱子书也留在香港。抵上海后，先暂居姐姐戴瑛处，旋迁居孙大雨邻近城隍庙的方浜中路祖宅。他找到文协总部领导，递交了披肝沥胆写就的《自辩书》，道尽身处黑暗备受煎熬之文化人的磨难与冤屈，尽管算不上英雄般慷慨陈词，但其表达的深沉和悲切，足以获得文协领导的重视和同情，尤其是夏衍等人向来对戴望舒怀有敬重和恻隐之心，纷争遂渐平息。

不久，由好朋友、著名翻译家周煦良介绍，戴望舒受聘新陆师范专科学校担任中文系教授，同时又在暨南大学兼任西班牙语教师，收入始有来源，家庭生活亦安顿下来。戴望舒之所以卜居新陆村，盖因为新陆师范可提供甚好的住宿条件，每位教授能租用一套卫生设备齐全的二层独用、带小花园的房子，如此优厚的待遇自然吸引了包括戴望舒在内的众多教授。他还按照先前与穆丽娟（第二任妻子，穆时英之妹）的离婚协议条款，将长女戴咏素从寄宿学校接回家。戴咏素回忆道：

房子是日本人留下的，抗日战争胜利，他们遗下它走了。房子较新，干净。内部是日式的，浴缸是木质的，地上铺的是塌塌米，除了大门和客厅外，其他的门是纸拉门，二楼有壁柜。我们搬进去时什么也没有带，因为什么也没有，除了沙发茶几，写字台在一楼外，还有一个似五斗柜的柜子在二楼，我们夏天就在这环境中生活。不过父亲的兴致很高，白天在楼下看书，接待朋友，没事就到隔壁的孙大雨家中聊天，到对门的周熙良家中聊天，还常和朋友在小区前的空地上打网球，领着包括奶奶在内的一家六口在后面的空地上种东西，杨阿姨打着赤脚也跟着一起干，我们三个在地里窜来窜去地捣乱。父亲不是农民，却喜欢种地……是什么吸引了他？是恬静的田园生活？天气渐渐凉了，父亲买回了几张床，我和奶奶住在一楼客厅的后面一间，父亲他们住在二楼。这时他的宝贝，八箱书也从香港运来了。他把一箱箱的书打开，上上下下地翻着，满脸满足的微笑，他买来了许多书柜，把客厅的一面墙全占去了，书柜里放满了线装书，四部丛刊就放在那里。有书，有朋友，有安定的生活，这是我父亲最最向往的，我常常会听到他用英文唱“老黑奴”，还有法文歌。

此寓所，乃新陆村11号。在女儿和母亲眼中，戴望舒的归来是为了难得的举家团圆。

在困顿中徘徊砥砺

安家在新陆村的戴望舒，尽管享受着起居便利、环境幽静、阖家团聚之乐，尽管与好友孙大雨、周煦良成了朝夕相处、时可言谈的邻居，但困顿亦如影随形。首先，因他在香港时曾被日本人抓捕关押严刑迫害，出狱后又无暇好好调养，故身体大不如前，尤其是患有严重的哮喘。其次，家庭生活也面临危机。尚在香港时，他与妻子杨静就出现了感情裂痕，那阵子，戴望舒因为受到诬陷忙于自救，而杨静却因为年龄和性格的关系，对他的遭遇既无法相援，也未给予充分的理解，反而热衷于参加美国兵营组织的舞会、乘小汽车在街头兜风，为此二人龃龉不断。到上海后，杨静依然我行我素，不仅经常参加舞会，跟熟悉的异性跳舞，甚至还结交一些不固定的舞伴，这使敏感多疑的戴望舒极为沮丧愤懑。

再者，戴望舒将大朵朵（咏素）接回家居住后，与前妻穆丽娟也时相往来，有时是他带着咏素去看望穆丽娟，有时是穆丽娟前来看望戴望舒和女儿。穆丽娟来访有时会遇到杨静，她眼见戴杨夫妇失和，总以好言相劝，戴望舒两相比较，便感叹“新人不如故”，这当然又让杨静醋意大发。杨静外形姣妍，但并非“喜怒不动色”之人，往往会当着穆丽娟或其他朋友的面嗔怪戴望舒，使他备觉难堪，于是，二人罅隙渐大，矛盾愈深。最终，戴望舒和杨静的姻缘走到尽头，在搬离新陆村半年多后的1949年2月21日宣告离婚。

隔阂和困顿中的戴望舒，一方面奔波于几所大学从事教学，另一方面依然对文学创作保持高昂热情。1948年2月，戴望舒因患气管炎，病势转剧，在新陆村寓所卧床半月。同月，其第4本诗集，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本诗集《灾难的岁月》由上海星群出版社出版，收入他从1932年底到法国游学至1947年底写作的25首诗作，印了1000册。这本诗集的出版，深得朋友曹辛之帮忙。戴望舒与曹辛之、王辛笛、陈敬容等九叶派诗人过从甚密，惺惺相惜。

遭通缉不得已再别

彼时的新陆村看似宁静、平和，可整个中国的时局变幻却波诡云谲，庆祝抗战胜利的欢呼声尚未沉寂，内战的阴影已然笼罩。尽管戴望舒是一位浪漫的诗人、是一位满腹经纶的大学教授，但他骨子里深植渴望自由的信念和不畏强权的意志，故而对当局所采取的政策和社会现状不无失望。他对杜宣说：“国民党贪污腐化，恶性通货膨胀，又悍然发动内战。日本帝国主义刚刚打到了，美帝国主义又来了。美军在国内横行霸道，我们祖国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放，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过点温饱的生活”。

1947年春，戴望舒应几位热心的文艺青年邀约，相聚在“香雪海”茶馆，即席作诗《无题》：

我和世界之间是墙，墙和我之间是灯，灯和我之间是书，书和我之间是隔膜！

这是诗人当时心境的真实独白，诗作色彩阴郁，词语富有象征意象，揭示出他内心深处的苦闷，反映那个时代进步知识分子祈盼和平的心声。

戴望舒不光用诗作、文学作品排遣个人忧虑，还毅然走出书斋，积极投身争取民主的时代洪流，参加“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他们举办双周聚餐会，以发宣言、作演讲、批评时政的方式来表达政治诉求。

1947年7月，戴望舒因为支持暨南大学学生的爱国民主行动，遭学校当局解聘；8月，他转任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教授，教唐诗和中国古代小说史，同时兼任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教授，教音韵学。1948年5月，戴望舒因参加教授罢课，上海师专校长以他与共产党有来往为由向当局告发，因而遭地方法院出票传讯和通缉，不得已，只得再度携家眷避难香港。

戴咏素在父亲去世半个多世纪后追述道：

胜利之后的日子并不是大家所盼的太平日子。国民政府专制腐败，民不聊生。学生走上街头，父亲也参加到了学生运动中，在他留在上海的最后日子里，常有学生到家里来，他还帮学生排朗诵节目。不久父亲消失了，听大人讲他住到了施伯伯家，再后来说他去了香港。几个月后，杨阿姨和两个小妹也走了，剩下我和奶奶和书。热热闹闹的一个家就这样人去楼空了。有一天家里来了两个穿深色制服的男人，问奶奶：戴望舒哪里去了？后来我听说他们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上海的房子紧张，我们家大人又都走了，剩下一老一小，于是不断有人来催我们搬走，后来有人硬是搬进来与我们共住。

就此，“雨巷诗人”留给新陆村的，只剩远逝的背影和空濛的沉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