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鹃的《百合花》及其周边

1958年，文学刊物《延河》刊登了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这篇小说问世以来，读者和评论家对它的好评就没有中断过。以茅盾的《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作为发端， “清新、俊逸”、“结构谨严”、“富于抒情诗的风味”等评价成为了贴在《百合花》之上的标签，也成为了贴在茹志鹃这个名字上的标签。近60年来，有关茹志鹃及其作品的研究也多沿着这条路径进行开掘。但是，如果仔细品味茅盾当年对《百合花》的评价，就会发现，即使是作为文坛名宿的茅盾，在面对这样一篇小说的时候，也明显感到了一种言语上的困顿，这使得他不得不“借用前人评文惯用的词汇”来概括这样一部作品。“清新、俊逸”其实是一个非常写意的批语，它仅仅传达出了茅盾作为读者的一种主观感受，虽然茅盾在后来用了大量的篇幅去分析作品中的结构和语言，但是，这些分析毕竟还只停留在了作品表层，多少让人觉得有些意犹未尽。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中，对茹志鹃及其《百合花》等作品的评价也仍然没能超越茅盾等人设定下的描述性和概括性的局限。

本文尝试导入“周边”这一概念，将《百合花》一文从文学史大的脉络框架中抽离出来，并把它看作是一个中心，重新构建历史，去探寻《百合花》与作者之间的隐秘关系，从文本生成的角度对这个文学史“遗留问题”进行解答。

王啸平的遭际：作为《百合花》生成的历史事件

很多有关《百合花》一文的研究，都提到了这样一个事件，即1957年前后王啸平被错划为“右派”。茹志鹃在《我写〈百合花〉的经过》一文中说：“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结合茹志鹃的创作经历，对她的这段回忆进行细读，就会发现其中暗藏着很多玄机。

首先，《百合花》是茹志鹃的创作生涯中绝无仅有的“逸品”。早在1943年，茹志鹃就已经与文学结缘。在《百合花》诞生之前，她已经在各种报刊上发表过十余篇文学作品，并有一部小说集被正式出版，但是，这时大多数读者们仍不知道茹志鹃是何许人也。而1958年《百合花》刚一问世，就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随即被《人民文学》转载，并引起了茅盾、侯金镜等著名文学评论家的重视。正如侯金镜所归纳的：茹志鹃以抒情的方式带动小说情节的发展是“有意识地发挥了自己的某些长处”。如果翻阅同时期有关茹志鹃的研究就会发现，对那些与《百合花》一起被侯金镜褒赏的其他作品，其他评论家们仍持着一定的保守态度，但是对于《百合花》一文，大家却不约而同地交口称赞。可见，《百合花》在茹志鹃的创作生涯中，属于那种绝无仅有的“逸品”。

第二，从创作题材上来说，《百合花》属于战争主题的小说，这在茹志鹃的同时期创作乃至整体创作中都是比较少见的。这篇小说发表于1958年，小说的第一句话“一九四六年的中秋”就把读者的思绪拉回到了十多年之前。按照年龄来说，生于1925年的茹志鹃属于“四五十年代之交走上文学道路的青年作者”，这批作家面对的主要是共和国成立后的新景象，在他们的笔下，忆“旧”的成分往往较少，更多的是对于新生活的书写和讴歌。他们笔下为数不多的关于旧日里战争场景的描述，也是为了以旧社会人民的不幸、军民一心的艰苦卓绝来反衬新中国生活的美好。而《百合花》几乎是一篇回忆性质的小说，作者完全将重心倾斜到了淮海战役的战场上，全文对创作时的当下社会完全没有触及。但是，从茹志鹃本人的日记中，不难看出其在此时关注的重点却是社会现实。在《百合花》成型前后的几年里，茹志鹃事无巨细地在自己的日记里记录下平时下乡蹲点时看到的点点滴滴，甚至连公社里饲养兔子的品种、种植庄稼的方法也一一记录在日记上。十分诡异的是，这些在《百合花》的文本中都毫无体现，此篇小说就像是凭空出现的一样，游离在茹志鹃小说谱系之外。

以上两点，初看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但是却共同指向了王啸平被错划“右派”这一事件。再联系茹志鹃对《百合花》创作过程的回忆就会发现，正是王啸平被划为“右派”，才使得茹志鹃回忆起10年前的战时的生活，才有了《百合花》这部作品。故而，王啸平被“反右”，则可以被看作是《百合花》生成过程中的重要历史事件。

那么，紧接着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王啸平被“反右”打倒了之后，茹志鹃的思绪会回到十多年前的淮海战场上呢？

王啸平被错划“右派”这一事件，对茹志鹃的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不仅仅是来源于经济领域，更来自于对于之前所选择道路的质疑和困惑。作为一名从解放区走出的作家，茹志鹃坚信自己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正确性，王安忆在编撰其日记时也认为茹志鹃的情感充满了革命的成分，但就是这样一位有着深厚革命根基的文艺战士，在其丈夫王啸平被划为“右派”之后，却不能完全地认可组织上的决定。

在多年的生活和工作中，茹志鹃对王啸平的一些所作所为其实是从内心深处赞同的。在被划为“右派”之前的数年间，王啸平已经由于剧本写作的问题与工作单位的领导发生过多次冲突，茹志鹃经常是站在王啸平一边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茹志鹃和王啸平在具体的工作问题上，常常站在同一战线上，王啸平被组织认为是“右派”，也为茹志鹃敲响了警钟，她不得不返回和王啸平结识之前，返回她党性、革命性最为坚定的那个战争年代，去一遍一遍地检讨自己的思想。这一过程是痛苦的，也使得她开始怀念在战争年代中形成的“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人际关系。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茹志鹃的这种痛苦是无法言说的，在无法直叙的精神苦闷下，身为作家的茹志鹃也在尝试着用其他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情绪。

于是，《百合花》横空出世了，它游离于茹志鹃创作谱系之外，承载了作者基于现实政治困境而对自己思想的清算与反思，在抒发军民鱼水之情外，还抒发了茹志鹃自己的情感，成为了这一时期茹志鹃不能言说的心理状态的代偿。而王啸平被“反右”，无疑正是触发这篇小说写作的那个“节点”。

“家”：一种观念的生成

对茹志鹃来说，王啸平被错划“右派”这一事件还极大地影响了她的家庭观念。茹志鹃对“家”的体认实际上和她参加革命的经历是息息相关的。

原生家庭带给茹志鹃的印象并不美好。茹志鹃出生于一个没落了的生丝商人家庭，在她出生之时，其家庭已经沦为城市贫民。在幼年时，母亲去世，父亲弃家出走，茹志鹃随着她的祖母成长起来，并长期辗转于上海、杭州两地，寄居于她的姑母和姨母家中。这种流离失所的生活影响了茹志鹃的家庭观念，同时也给茹志鹃造成极大的心理创伤。

但是，茹志鹃对自己悲惨身世的叙述更多地是来自于一种想象性的体认。即使是寄人篱下，在茹志鹃18岁生日的时候，“这家的母亲还能想起为她煮两个鸡蛋。这家的父亲则会为她和他家女儿，共剪三段旗袍料子，让她们合穿”，王安忆也认为，茹志鹃“这个幼年失怙的孩子，已经有过一些阅历，前途茫然，可也不是绝对没有出路。在姨母朱家寄居，人家至少是接纳她的，今天，朱家的后代还对我妈妈与他家结怨感到不解，他们很委屈地说：我们并没有得罪过她。”这种对旧日生活的弃绝，其根源并不在于经济问题或是受到了虐待，而是来自身处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巨大变革中，随时代波涛沉浮却找不到锚定点的个人生活经验，是一种对于命运的无力把握所带来的幻灭感和悲哀感。

解放区正为大批茹志鹃这样的青年们提供了一种想象新的家庭的可能性，这种家庭不是建立在血缘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阶级的基础上。茹志鹃在1943年由上海进入了苏中解放区。当她1949年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上海的时候，她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上海，这个东方伟大的都城，记得我离开它的时候，它是一个可怖的城市，我呢！也是一个软弱的流眼泪的女孩子，我偷偷地离开它。现在，我光荣地以主人翁的姿态回来了。六年，在这六年中，我经过多少事情。人民，战争，党的手把我抚养得坚强了。今天我回来了，真像是个梦。”“解放军以主人翁的姿态进入这人民的大上海，我也以主人翁的姿态回来了。”不难看出，虽然茹志鹃曾经长期寄居于上海亲戚的家中，但是，对于上海这个城市，她显然是缺乏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她找不到一种“主人翁”的感觉，只能在城市中漂泊，并且无力应对这种漂泊带来的恐惧。但是，当茹志鹃逃离了上海，并从解放区胜利归来的时候，这种“主人翁”的感觉被阶级革命胜利的喜悦所激发，为此，她对自己的精神历程做了简要的总结，说：“这因为我这六年的光阴是这么的度过的，是起了一个如何的变化，质的变化。这六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把我变成一个不再流眼泪不再悲观，不再为一个爱人，或一个亲人而痛哭流涕，一个革命女战士，毛泽东的文化兵，光荣的共产党员，人民的好儿女。”由于幼年失恃，“母亲”在茹志鹃的文字中是极少出现的，但是，在少数几次提到“母亲”的场合，茹志鹃所指的都是中国共产党。当看到自己的小说被结集出版的时候，茹志鹃的心情“是千言万语也难以说清，千言万语也难以说尽的。不过，中心也只需一句话，那就是：母亲，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市第二次文代大会上，茹志鹃对自己发言的总结中也说：“母亲，我们的党，不正是你的手，拎我跳过了那些石子，避开了那些水坑？……母亲，路上的石子，让我们跟你一起来打扫干净，水坑我们也会填平。放心吧，母亲！你只管带领我们，像过去那样，快一些，更快一些地带领我们前进！”

可见，茹志鹃对“家”这一观念的生成和认定，实际上是经由革命胜利带来的主人翁意识而生成的，革命的胜利使这名孤儿获得了一种对自身地位和身份的确认，而在阶级意识的观照下，茹志鹃也重新在革命的队伍中找到了自己的亲人。继续保持革命的态度和政治立场的正确对茹志鹃而言，无疑是维持自己和这个新的家庭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

在个人生活领域，虽然茹志鹃的日记在其与王啸平结婚前后的记载是阙如的，但是，从这一时期前后茹志鹃的创作计划和人物访谈中可以看出，其心目中的婚姻显然是建立在政治立场之上的。在与王啸平结婚后不久的1952年，茹志鹃对于婚姻题材小说的写作计划可以反映出她对于婚姻的一种态度，她计划“写一写一对工人，一对已经知识分子化的夫妻”，在他们相识于南京永利亚厂，男主人公“在永利亚厂他完成了他生命中的两件大事：他入党了，结婚了”。不难看出，在茹志鹃的心中，入党以及政治上的可靠性和婚姻大事对一个人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政治上的可靠性比婚姻等个人问题要更加重要。

由于茹志鹃幼年的经历，“家”这个词对她而言意义是巨大的，而由于其家庭观念是重构于阶级立场之上的，一旦这个基础发生了动摇，对其精神上的影响也将是显而易见的。王啸平被错划为“右派”，不但动摇了茹志鹃对自己政治立场的信心，还动摇了茹志鹃千辛万苦重构起来的家庭观念，使她不得不去重新反思“家”的意义。这才使得茹志鹃再次想起自己在淮海战场上身处革命大家庭之中的种种经历。茹志鹃只能通过超越自我来克服这种困境，而《百合花》这篇小说正是其超越自我的具体呈现。

《百合花》和茹志鹃：作品与作者的互相生成

以小说《百合花》为中心，通过对其周边进行考察，可以发现，这篇小说之所以呈现出后来评论者们所津津乐道的“抒情性”、“悲凉”等特点，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部小说背后承载了大量有关茹志鹃自己的精神秘密。而这些只属于茹志鹃一个人的苦闷与彷徨，在《百合花》的文本中也有着忽明忽暗的显现。

一方面，在《百合花》这个文本中，多处流露出茹志鹃对于一个完整的“家”的渴望，这种渴望是藉由作品中人物家庭成员的缺失而呈现出来的。小说中，“我”对于小通讯员的婚姻状况显得格外关心，“‘你还没娶媳妇吧？’‘……’他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两只手不停地数摸着腰皮带上的扣眼；半晌他才低下了头，憨憨地笑了一下，摇了摇头。我还想问他有没有对象，但看到他这样子，只得把嘴里的话，又咽了下去。”虽然这一细节在小说中合情合理，但是，作者借着“我”的口一再追问小通讯员的家庭情况则未免显得关切太过。同时，在整篇小说中，结婚仅仅三天的“新媳妇”的丈夫从来没有出现过。不仅如此，在1940年代的社会环境下，小说中一个新媳妇就能够决定是否出借“她惟一的嫁妆”给部队包扎所去使用，甚至到最后垫在小通讯员身下和他一起下葬也显得不合常理。如果联系茹志鹃在《百合花》写作时期个人的经历，不难发现，与其作品中人物家庭成员的缺位形成互文的是，其丈夫王啸平在这个时候被错划为“右派”，在其生命中也同样是缺席的。这种作品人物和作家境遇之间的互文并不是偶然的，其背后实际上是茹志鹃此时因为生活困境而产生的焦虑在文本中的流露。

另一方面，茹志鹃本人在小说中虽然以“我”这个包扎所女同志的形象出现，但在那个“新媳妇”的人物形象中，也能够发现作者本人的影子。“新媳妇”的存在，实际上成为了茹志鹃在精神困境中对自己信仰的确认以及对自己低徊情绪的超越。早在1947年，茹志鹃作为部队文工团的战士参加了沈太鹿地区的土地改革。在土改中，茹志鹃的革命性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面对同组成员顾绛“当开大会斗争地主，要在当场把他们打死或撕碎，我不敢相信自己掩目不敢看的事情会否发生”的疑问时，茹志鹃认为，这是顾绛立场不坚定的表现，茹志鹃对自己革命性的要求是相当高的，某些场合下，她的言语之间甚至还透露出了一种源自于阶级立场的残忍。而正是这样的茹志鹃，其丈夫王啸平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人认为是“右派”，这对她而言，显然是难以接受的。为此，她必须重返革命时代，在王啸平缺席的年代中，在自己的思想最为激进的时期里，去验证自己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走道路的正确与否。而小说中“新媳妇”“劈手夺过被子”的行为也正是茹志鹃对自己政治立场的再次确认，它就像是一个宣言，向人们证明着作者的立场，即无论王啸平是否在场，茹志鹃还是从战争年代一路走来的那个茹志鹃。

这样看来，作为作者的茹志鹃和作为作品的《百合花》之间，其实是一个互相生成的关系：一则，茹志鹃创造了《百合花》这篇广受好评的作品；二则，《百合花》的写作过程也是茹志鹃在克服生活困境以及超越自我质疑的过程，围绕着这部作品，茹志鹃逐渐地走出了生活的阴霾，并对自身的革命性有了进一步的确认。这也解释了茹志鹃为什么在王啸平被划为“右派”之后一度中断了日记的写作，而又在《百合花》刊出之后重新拾起了日记本去记录生活中的种种文学素材。经过《百合花》写作过程中的复杂心路历程，茹志鹃检验了自己，不再彷徨，并得以继续用创作来证明了自己自解放区而来的坚定的革命情感。在这部作品清新俊逸的外貌下，时时投射出源于作者本身内心艰苦跋涉的痕迹，这也许正是长期以来评论者们对这部作品皆交口称赞而又难以名状的原因。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