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箫的延安之路

1945年，吴伯箫离开了他心中“革命的帕米尔”——延安，他曾在这里生活了8年。奔赴延安是吴伯箫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自1938年奔赴延安后，他的后半生都与延安缠绕在一起了。他在延安的生活经历，不仅影响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人生轨迹，也影响了他后半生的文学道路。

未到延安前的文艺探索

1905年，吴伯箫出生于山东省莱芜吴花园村的一个乡绅家庭。“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之时，吴伯箫在省立曲阜师范学校读书，开始接触“五四”新思潮，参加过罢课、查日货的斗争。1925年，吴伯箫考入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从此走入了“革命新潮”的漩涡，思想观念日益激进。吴伯箫在求学期间，开始从事革命性的社团活动，并且开始散文创作。1926年4月14日，在《京报》“副刊”正式发表署名吴熙成的散文《清晨——夜晚》。他还与同学一起创办《烟囱》，加入真社，发表一些犀利激烈的言论，以此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与叹息。从北师大毕业后，吴伯箫返回山东，去青岛谋生，到抗日战争爆发为止，他先后任职于青岛的几所学校。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很多与他一样的青年作家，还有一些文坛上的老前辈。他们之间的互相交流，极大地鼓舞了吴伯箫散文创作的热情。“九一八”事变后，他针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撰写了《黑将军挥泪退克山》，导致发表作品的报馆被日本浪人放火焚毁。1935年，他还与老舍、王统照、洪深等作家一起，借《青岛民报》的版面，办了几期《避暑录话》。吴伯箫在莱阳乡村师范任教期间，对在校学生进行军事化的管理和训练。1937年10月，吴伯箫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学生，带领200余名学生从莱阳乡师迁移到临沂。

1937年9月，吴伯箫把剪贴的《羽书》稿本托付给王统照。这本散文集后由王统照编选成《羽书》集，于1941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吴伯箫后来是在延安偶然得知《羽书》集早已出版的消息。《羽书》集的成书，也是战争年代王统照与吴伯箫深厚友谊的见证。王统照先生亲自作序，言“伯箫好写散文，其风格微与何其芳、李广田二位相近，对于字句间颇费心思”。《羽书》集中的作品多为主观情感的抒发，情感细腻。《羽书》集可以说是吴伯箫早期文学创作的奠基之作，预示着吴伯箫散文创作独特风格的日益成型。

来到延安后的文艺工作

1937年底，吴伯箫投笔从戎，在安徽的国民革命军十一集团军政训处任上尉处员。1938年4月，他因不满国民党消极抗战，脱离国民党军，不远千里奔赴延安。延安时期的经历，改变了吴伯箫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他创作的道路。1946年元月，吴伯箫在他的散文《出发点》中毫不吝啬地赞美延安：“它是光明的灯塔，革命之力底发动机，新中国底心脏。它虽不是耶路撒冷，也不是玄奘取经的去处：但拿来取譬，它却不多不少称得起是一个圣地。这个圣地不是属于神的，而是属于人的，特别是中国人的。”

1942年前的延安，尽管物质资源十分匮乏，但从精神来讲这里绝对地富足。延安开放自由、人人平等、朴实安适的社会环境，尤其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清廉公正、政策宽松，吸引着成千上万像吴伯箫一样的爱国知识分子穿越重重封锁线，涌向延安。正如吴伯箫1961年在散文中所写的那样：“文艺工作者像百川汇海，像百鸟朝凤，从全国四面八方，带着不同的思想、作风和习惯，荟萃到嘉陵山下，延河水边。”“水流万里归大海，延安广阔深邃的山谷容纳着汹涌奔流的人的江河。”

吴伯箫到达延安后，成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4期一大队三支队政治班学员，任班长，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学习。后，此大队入驻延安东北的瓦窑堡镇办学。1938年5月中旬，隶属于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和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的抗战文艺工作团在延安成立，陆续组建多个小组，肩负着报道前线战况的任务。1938年8月，吴伯箫抗大结业返回延安，通过他人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题词“努力奋斗”。

1938年冬天，吴伯箫作为抗战文艺工作团第三组的成员，与卞之琳、马加、林火、野蕻等人，从延安到晋东南前线，再转河北一带，挺进敌人后方，从事战地文化宣传工作。在战争环境中，吴伯箫选择集新闻性和文学性于一身的报告文学和以特写为主、时效性最强的文艺通讯，更真实、及时地报告瞬息万变的前线状况，宣传抗战。这一时期，吴伯箫创作了大量的通讯、报告文学，小品散文的数量不多。紧张的前线生活磨练了吴伯箫，使他的视野得以拓展，思想感情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奔赴当时八路军总部驻地上党盆地的屯留和潞城县一带，亲自到打过胜仗的著名战场神头岭、响堂铺，采访转战晋东南前线的八路军和决死队指战员，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艺性通讯、报告文学作品，如《潞安风物》《沁州行》《响堂铺》《路罗镇》《微雨宿渑池》等。从内容上来看，这些作品主要是再现八路军战士勇敢、机智地同日寇作战的场景，给人以现场的真实感；从作品的艺术特色来看，这些作品笔中生情，一下子就把读者带入抗日杀敌的前线去了。吴伯箫这一时期的作品，从前线直接寄给远在重庆的老舍转《抗战文艺》，作为散文发表出来，后收入《潞安风物》集中。这些报告文学和文艺通讯，没有“口号化”、“标签化”的弊端，吴伯箫总能结合当地的民俗、风情进行人文化的书写，富有鲜明的人文气息。散文研究学者林非言：“我以为吴伯箫的报告文学具有极强的文艺性。”

1939年4月，吴伯箫回到延安，继续投入到紧张繁复的文事工作中。他是“边区文协”的机关人员和执委，参加了边区文协的重要工作，组织抗战文艺工作团，参加编辑《文艺突击》等。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吴伯箫担任秘书长，并被选举为文协执委会成员。1941年四五月间，吴伯箫主持了在大砭沟举行的鲁迅小说朗诵会，并担任延安文抗的第二届常务理事。吴伯箫在这一时期活跃于延安的各个文学团体，并是“延安文抗”机关刊物《谷雨》《文艺突击》《大众文艺》等的重要撰稿人。

1941年3月，边区文协举行“星期文艺学园”座谈会。吴伯箫作为“星期文艺学园”的讲师，发挥大学时所学英语专业的优势，讲述了《契诃夫的〈套子里的人〉》，受到延安文艺界的好评。1941年8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召开第五届会员大会。周文与吴伯箫分别报告上届理事会与四年来文抗分会的工作，充分肯定该会成绩。

吴伯箫在活跃地参与社团活动的同时，还始终不停地从事翻译活动。在图书资料稀缺的延安战时环境中，吴伯箫从《莫斯科》杂志刊发的新闻中选取有价值的资料，翻译成汉语；他根据艾思奇收藏的英译版海涅诗集，翻译《波罗的海》。在延安的8年时间中，吴伯箫还在《解放日报》《中国文化》等发表了不少翻译作品。他的翻译活动丰富了知识，开阔了视野，同时也使他的创作融入了外国文学的基因。

与此同时，吴伯箫并没有放弃散文创作活动。在“文协”工作时期的吴伯箫散文创作，是当时延安自由宽松文化氛围下的产物，最直接的原因是受到“文艺月会”倡导作家“批评”风气的感染和影响。他的思绪重归自我，创作了《客居的心情》《向海洋》《书》《论忘我的境界》等散文，流露出内心深处的抑郁和踌躇。这些散文延续了《羽书》的抒情风格，既展示出传统知识分子“思想的复杂性”，也流露出徘徊在狭隘个人小天地里的知识分子的“自由化”倾向。

1941年8月，吴伯箫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他被调到边区政府教育厅任中等教育科科长。1942年5月，吴伯箫以边区教育厅教育科科长的身份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后来回忆说：“我在座谈会上提出了欢迎文艺工作者到学校教书的意见。说明这样做，一来可以深入实际，熟悉当地的生活，搜集陕北无限丰富的民歌；二来可以接触学生和群众，做一些文艺普及工作。”他的讲话，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

一段无法回避的人生经历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确定了边区政府教育厅召开边区中等学校整学会议的决议。边区中等学校整学会议自1943年1月30日开始，到5月份结束，历时3个多月，来自国统区的吴伯箫成为这次整学会议的重点。

抗战以前，吴伯箫曾在国民党政府管辖下的山东教育厅任职，在济南乡村师范任教期间曾以维持学校秩序为由，不合理地批评过进步学生，在一些左翼学生的印象中，他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管理者”；当然，他也与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有过交往。吴伯箫在边区教育厅任职期间，依据当时大城市的标准，也对边区教育提出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建议，如主张中等教育正规化，中等学校要有礼堂、课堂、浴室、图书馆等。基于以上一些原因，吴伯箫成为1943年整风审干运动中边区教育厅审查出来的第一个“特务”，以“重大特嫌”的名义被关押起来。当然，在严苛而复杂的战争环境下，国民党特务机关故意制造混乱，加之边区信息严重不对称、情报不准确等因素，应该是造成边区审查机关误判的重要原因。当时，党内许多同志对吴伯箫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许多杂文，如《论忘我的境界》《山谷里的桃花》《客居的心情》《思考在天快亮的时候》等进行了批判。

吴伯箫被关押后不久，又很快被放了出来，并且变成了“坦白典型”。在随后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作为坦白报告团的成员，应邀到延安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等延安各单位作巡回坦白报告，一时成为延安的名人。学界对于延安当年的“审干运动”早有充分而深入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述。就目前公开出版的研究资料中，我们尚未看到吴伯箫本人后来对这段经历哪怕是只言片语的回应式记述，这似乎成为他刻意回避的问题，成为他心里最隐秘的心结与痛楚。

再后来，吴伯箫进入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他参观了大生产运动的典型南泥湾以后，于1943年9月写作了《战斗的丰饶的南泥湾》。吴伯箫称：“座谈会后，下决心‘为人民服务’，写作上走新路。《战斗的丰饶的南泥湾》是第一步，这一步走得是对的。”

吴伯箫文学转型第一部代表作是散文集《黑红点》。经过革命生活的切实体验，受过《讲话》的洗礼之后，吴伯箫积极深入农村、投身到为工农兵写作的洪流中。他在1944年以后写作了十余篇文艺特写，如《黑红点》《打娄子》《化装》《一坛血》《游击队员宋二童》《文件》《“调皮司令部”》等，均收入《黑红点》集。他写作出的一系列文艺通讯，真实地记录当年的战争环境以及其中涌现出来的一系列典型人物。这类作品长于客观性与纪实性，具有现场感，能充分调动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某种意义上承担了纪实功能，起到了宣传抗战、宣传工农兵的重要作用。

1943年3月29日，国民党在西安搞过一次所谓的“追悼被共产党迫害致死的28位文化名人”的反共活动，被“追悼”的这28人中就有吴伯箫。事实上，在延安的“审干运动”期间没有一位文化人被杀，这些都是国民党造的谣。1944年春夏，重庆方面组织了一个中外记者采访团到延安采访。6月24日，在延安边区银行专门组织了一次“延安文化界招待中外记者团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丁玲、萧军、艾青、吴伯箫等被“追悼”的文化名人，都做了反驳性的发言和声明。吴伯箫的声明以《斥无耻的“追悼”》为题，刊载在1944年7月3日《解放日报》上。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论我自己，一个被他们无耻地造谣中伤到开追悼会的人，六七年来生活在边区民主政权底下，身体是非常健康的（恐怕比有的记者先生还要强壮些），若干年没生过疾病；精神是最愉快的，年纪愈大愈感到年轻。有生几十年来，唯有这个时期，我活得最有意义，最自由，最好。”“我的妻子在这里，她和我一样快乐的学习、工作。我的小孩也在这里，他在小学校里上学，也已多少懂得了打日本，闹革命的道理。——就这样活着，并且活得很好，很好，难道还需要更多的证明么？”

吴伯箫“被追悼”这件事传得很远。著名作家叶圣陶先生1982年5月给《吴伯箫散文选》作序时，也提及此事。“我跟伯箫同志初次见面，握手道彼此相慕，是1949年第一次文代大会开幕的时候。未曾相识何以相慕呢？因为先此七年我就在报上见到伯箫同志的名字，是在不寻常的新闻报道中见到的。哪个月哪一天哪种报全记不得了，报道说西安开了个追悼会，追悼在延安被害的若干人，其中就有伯箫同志的名字。”“后来伯箫同志告诉我，西安开追悼会的时候，他正在延安从事文化工作，业余参加生产，被推选为纺线模范。消息传到延安，他异常愤慨，认为这是对边区的诬蔑，也是对他本人的侮辱，非大声控诉，撰文痛斥不可；可是身在延安，语言和文字都没法向国统区传播。1944年有一个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在座谈会上，伯箫同志把积蓄在胸已久的意思全部倾吐出来，他知道通过中外记者一定能传播出去。他还把那天的发言记下来，刊载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标题是《斥无耻的“追悼”》。”

吴伯箫病逝后，其好友、著名诗人臧克家在怀念文章里也提及此事：“1942年，我到重庆不久，就听说伯箫是一名纺花能手，接着收到他从延安带给老舍先生和我的一封信。在信上，他先向老舍先生道歉，说：你到延安访问，我没去看你，因为那时我还没入党，不好意思见故人呵。另外一件事，请你们二位务必替我辟谣！国民党反动派大造谣言，说我已经死了，延安开过追悼会。这是多可恨，多无耻呵！”

对于吴伯箫的这段特殊经历，我们不应该苛求与指责。在当时的“抢救运动”中，坦白行为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我们应该设想处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吴伯箫，那份迫切想被革命队伍接纳的心情。其实，不光吴伯箫，当时“延安作家群”的好多人都在下定决心、重塑自我。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何其芳《改造自己，改造艺术》、周立波《思想、生活和形式》《后悔与前瞻》等文章，都是通过自我剖析、深深的反思，迫切地进行思想上的改造。他们亟需取得集体的身份认同，成为工农兵中的一份子，从行动上、思想上、意识形态上切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尾巴，融入到劳动人民的生活中去。某种意义上，这是生命阵痛的蜕变与重生，是百炼成钢必要过程的其中一环。事实上，包括吴伯箫在内的延安诸多作家、艺术家们都在“浴火重生”的过程中脱胎换骨，彻底进入新的人生境界。

吴伯箫晚年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我是写作上的分水岭。座谈会前写《忘我的境界》《客居的心情》，是搞教育行政工作时的产品，有的同志说是‘不务正业’。”此后他的散文创作更多是一种自觉行为，进入一个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新的探索期。

重新出发的“延安情思”

1945年秋，吴伯箫跟随延安大学的干部队伍奔赴晋察冀边区，离开了地理意义上的延安。吴伯箫在延安生活了8年，从青年走向中年，从成长走向成熟，经历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文艺界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他在这里实现了从关注自我走向关注群体，再迈到关注人民命运、国家命运走向的精神蜕变。

吴伯箫刚刚离开延安，就开始怀念延安，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深情。他晚年时回忆到：“行军到张家口，写《出发点》抒发了留恋延安的炽热感情。”于是，他深情地写下了《出发点》，讴歌“有两面旗子：一面是民主，一面是自由”的延安。他在这篇充满激情的美文中这样写道：“延安市老百姓的家，是人民的首都。哪地方有老百姓，哪地方的老百姓就向往延安，拥护延安；延安的力量到达哪里，哪里就有民主自由，就有幸福”，“事从延安出发，事是好事。人从延安出发，人是好人。事好，因为是替老百姓办的。人好，因为是替老百姓办事的。”

吴伯箫到华北与东北解放区后，主要从事文学教育工作。1949年7月，他应邀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1954年，吴伯箫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主要从事语文教材编审的领导工作，并坚持散文创作。“文革”中他遭受迫害，被开除党籍，一度中断了散文创作。新时期以后，他恢复散文创作，不幸于1982年因病去世。

吴伯箫新中国成立后的散文作品，主要收入《出发集》《北极星》和《忘年集》三个作品集中。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散文创作，依然是“延安时期”的延续和发展。吴伯箫晚年接受采访时说：“我在延安生活了8年，度过了我青年的后期。我热爱延安，把延安看作革命的故乡。”这句话足以表达吴伯箫以及从延安走出去的同时代知识分子共有的“延安情思”。

延安时期是吴伯箫散文创作历程中绕不开的一个转折点，奠定了吴伯箫新中国成立后整个文学活动的基调。延安在吴伯箫的笔下成为一种文学意象，成为其散文创作的灵魂。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散文中，其成就最大的散文都与延安有关。延安时期的生活，从浅层次上看，给他提供了写作的素材；从深层次上探究，是他散文创作的精神支撑和灵魂。

在《出发集》中，吴伯箫写作的《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回忆当年召开文艺座谈会时的热烈场景，指出《讲话》对自己文学创作道路的重大影响。在《延安——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不平凡的13年》一文中，作者满怀激情，串联起毛泽东在延安13年种种光辉事迹，展示了一代伟人的智慧、勤勉与雄才大略。《北极星》一文指出《讲话》确定了文艺的新方向，给他以及同时代的作家指明了创作方向。

1961年至1963年，我国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现实的困境，激发出吴伯箫内心深处的延安情思；而《人民日报》的约稿，更是让吴伯箫回忆起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延安生活。他先后写了《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延安》《延安的歌声》《窑洞风景》等一系列回忆延安生活的散文，后收在《北极星》集中。他在《无花果（代序）——我和散文》中写道：“直到《北极星》，离开延安15年回头再写延安，仿佛开始摸索到在文艺领域里散文这条并不平坦宽广的道路。”

吴伯箫新中国成立后的作品，尤以《北极星》集最具有代表性。吴伯箫在《延安》中，用凝练的语言歌颂了延安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歌颂了在延安的生活，歌颂了中国共产党，抒发了自己浓厚的“延安情思”，定下了这一组散文的主调。《记一辆纺车》描述了“延安时期”，在中共中央的号召和鼓舞下，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坚决地克服了生存、生产困难。吴伯箫当年在延安是纺线能手，这源于作者真实的生活体验。《菜园小记》则进行了浪漫主义的艺术处理，仿佛一首世外桃源的赞歌，歌颂了劳动之美、自然之美。这篇散文最突出的特点是作者随手引用了大量的流行于乡间的农谚、歌谣，语言生动有趣。《延安的歌声》回忆了万人齐唱《生产大合唱》的场面，通过歌声来歌颂人民群众和八路军战士始终团结一心，歌颂革命年代延安人饱满的精神热情以及乐观的情怀。《窑洞风景》将极富陕北风情的窑洞，描绘成世界上最理想的住所；而窑洞里极简的陈设，是对革命年代艰苦朴素优良作风的最好注解。

这组散文具有深刻的思想蕴含和浓郁的时代色彩，并有着极高的艺术水准。在新中国成立后，作家们都渴望歌颂这个伟大的时代，书写重大题材的作品，而吴伯箫并没有跟随时代的潮流，反而去书写关于延安时期的一系列回忆散文，显得更加情真意切，难能可贵。

别开只眼的情与思，是吴伯箫这组回忆延安散文的亮点。回忆是对过去的重新体验，也是对往事的审美创作，采撷到的往往是最尖端的情思。吴伯箫晚年时回忆他写作这组散文的情景：“回到延安写战地见闻，进入北京才写延安生活，这跟成年回忆儿时差不多。高尔基写《我的童年》不是在他过流浪生活的时候，而是在他蜚声世界文坛之后。现实生活，有些可以因景生情，即席赋诗为文，有些就不行。往往要后天写前天，20年后写20年前。亲身经历的事，也要经过一番回味，洗练，把浮光掠影变得清晰明朗，片面感受汇成完整印象，才能构成一篇作品的雏形。真的写出来，最恰当的时机又不知等多久。《延安的歌声》，熟悉它是8年；想写，想写，拖了20年；执笔定稿却花了不到一天时间。写过《菜园小记》《窑洞风景》后，想写革命队伍里同志之间的关系，又不知考虑了多久。”吴伯箫不愧是位散文创作的高手，简短几句就点出“回忆性散文”创作的要旨。正因为有审美的过滤与再度创造，这组散文才没有停留在简单的具象回忆上，而是提升到更高的艺术创造层面。

吴伯箫拥有“延安情思”，自觉确立了一种新的“审美观”，借用他在《记一辆纺车》中所说的“美的概念里是更健康的内容，那就是整洁，朴素，自然”来概括。《北极星》集有充实的内容，体现了作者的真情实感，语言表达上具有独特性，彰显了作者的艺术追求，是吴伯箫风格成熟的标志。散文研究学者林非先生认为：“老一辈的散文作家中，在解放以后还写出了出色的作品的，大概首先要推吴伯箫了。”吴伯箫晚年也在创作漫谈文章中写道：“选家说我：‘《羽书》奠定了散文的地位。’那应当是勉强指分水岭的右侧；左侧自认可以从《北极星》开始。”

散文往往是时代精神和文学风尚的晴雨表。时代的变动，文风的流变，作家思想感情的发展，往往首先在散文创作中显示出来。正如散文研究者葛琴所说的那样：“从散文作品中间，更容易看出一个时代的精神状态和文学倾向。”1930年代生活在青岛的吴伯箫希望：“曾妄想创一种文体：小说的生活题材，诗的语言感情，散文的篇章结构。内容是主要的，故事、人物、山水原野以至鸟兽虫鱼；感情粗犷、豪放也好，婉约、冲谈也好，总要有回甘余韵。体裁归散文，但希望不是散文诗……”而到了延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吴伯箫的创作少了知识分子不合时宜的感伤情调，多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真实与朴素。吴伯箫努力地寻求政治与文艺创作的契合点，将个体情怀中的“小我”融入到时代洪流中的“大我”中去。

吴伯箫不仅仅代表自己，更代表了延安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之路。1961年6月，吴伯箫这样在《延安》中深情而浪漫地歌吟道：“哪一个火热的心不向往延安呢？‘到延安去’是一种豪迈的行动。‘作延安人’是一种很大的光荣。革命者到了延安就到了家。那是多么欢乐的家啊。”

我们不妨再设问一下，吴伯箫1938年在奔赴延安的路上会不会想到，这路途的终点将会影响他的未来人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