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2年亲身体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盛况，到《菜园小记》《记一辆纺车》等反映延安时期的散文作品，吴伯箫是以践行毛泽东《讲话》文艺思想的主流作家身份进入文学史的书写领域。然而，通过对吴伯箫及其文学作品的深入剖析，我们发现吴伯箫是一位显示出了独特艺术个性的作家，他早期的文学活动（1938年4月吴伯箫到延安之前）蕴含着现代性的文化反思。吴伯箫早年的文学活动，又以1931年他从北师大英语系毕业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
吴伯箫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他的文学活动，是在“五四”现代文学革命的促发下开始的。
1919年“五四”运动传到山东时，吴伯箫正在曲阜师范学校读书，他积极响应“民主”与“科学”的时代风尚，参加学校里组织的各种反日活动，并开始阅读《新青年》作家群的白话文学作品，如高语罕的《白话书信》等，但他在写信与写作时，还是采用文言文，所以说，吴伯箫这一时期对新文学革命的理解与接受还是一种被动的、盲目的跟风行为，但白话文学的观念已经根植在他的头脑里了。等到192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后，在教国文的黎锦熙先生及白话文学作品的影响下，吴伯箫开始“学着用白话写作”，从这一时期开始，新文学活动对吴伯箫而言就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行为。
1925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吴伯箫先后参加了“群新学会”、C.Y.等进步群众组织，他的白话文学写作，就是从为社团编写传单开始的。传单是用“简短的文字代替直接口传，不会发表在报纸上；限于时效，也不编入定期的杂志书刊”。所以，“到现在连片言只语也没留下”。但这种“准文学”的练笔之作，却是吴伯箫散文创作的起步，为吴伯箫日后“质朴无华”的散文风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伯箫在北师大初期，和同道中人一起创办了进步刊物《新生》《新时代》（都只出了一期），负责编写稿件。在校期间，他还亲耳聆听过鲁迅的演讲。1930年，吴伯箫又跟曹未风、成启宇一起创办了文艺性刊物《烟囱》，沿袭着写传单时期的犀利笔锋，用以“抨击残暴，作正义的呐喊”。吴伯箫为这个刊物编写的稿件已经具备了散文的基本特点，“有点半成品的样子了”。
但吴伯箫这一时期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是从他的日记写作发展而来的。吴伯箫1925年到了北师大以后不久，就开始用白话文写日记。1926年4月初，他在学校自习室看到同桌杨鸿烈为商务印书馆写小册子，在杨鸿烈的引导与鼓励下，吴伯箫将自己的一则日记寄给了《京报副刊》。1926年4月12日，吴伯箫的日记《清晨——夜晚》在《京报副刊》上刊登出来，这是吴伯箫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散文作品。以此为开端，到1931年夏天大学毕业，吴伯箫先后完成了以《街头夜》《塾中杂记》《病》等为代表的41篇散文，7篇介于小说与散文之间的文学作品（如《花的歌颂》《痴恋》《昨日》等），3首诗歌（《希望》《夏之午》《恳求》），1篇杂文《打倒袍褂》，散见于《京报副刊》《新中华报》副刊、《世界日报》副刊、《华北日报》副刊以及《现代评论》《骆驼草》等新文学报刊杂志上。
吴伯箫在大学阶段的文学作品，从“换取稿费解决生活困难”的目的出发，虽然作品内容上不自觉地“对比光明与黑暗, 写贫富悬殊, 贵贱差别, 内心不平”，但这种思想认知是朦胧、模糊的。吴伯箫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从文体上看，在艺术散文之外，尝试过小说、诗歌、日记、杂文；从风格上看，带有刚刚踏入社会的青年学生的苦闷与感伤，“意象驳杂、情趣殊异”；从作品的质量上看，并不尽如人意，投出去的稿件“不顺利的时候十居七八”。
从总体上看，吴伯箫在北师大求学期间的文学作品属于练笔之作，与《羽书》时期的作品相比，不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未达到真正的成熟，也不太为评论界所熟悉与关注。但这一时期的写作，却是吴伯箫散文创作的起步阶段,既锻炼了文笔，也开始摸索属于自己的散文风格。这一时期以《病》《涂鸦》《别前夜》《闷》等为代表的散文作品，描述了社会变革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迷茫与苦痛，具有浓重的感伤主义情调，体现出了西方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也开启了吴伯箫散文的现代性书写。
二
吴伯箫的文学活动是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下形成的，但与此同时，吴伯箫也以自己的文学活动参与着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过程。从现代性的视角来考察吴伯箫《羽书》时期（1931年9月至1937年底）的文学活动，其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兴办文学刊物，提携文艺新人
1931年9月，从北师大外语系毕业的吴伯箫来到了山东青岛，担任《民国日报》的副刊编辑。12月8日，《民国日报》因其进步色彩激怒了日本人，报馆被放火烧毁了。在这为期两个半月的副刊编辑工作中，吴伯箫致力于扶植文艺新人，发展新文学事业，李广田、臧克家、李辉英等文坛新人通过吴伯箫之手在《民国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不少的散文与诗歌。
1935年7月14日，在济南乡村师范学校任教的吴伯箫返回青岛，与老舍、洪深、王统照、臧克家、孟超、王亚平等12人借用《青岛民报》的版面创办了文艺周刊《避暑录话》，到9月15日共出版了10期。《避暑录话》是一份典型的同人刊物，它的存在时间虽然只有短短两个月，但成就比较突出，老舍、吴伯箫的散文，洪深的戏剧文学，臧克家、孟超、王亚平、王统照的诗歌，此外，还有不少短篇小说、文艺评论、古体诗词、随笔，都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展与演变。同年底，吴伯箫还在其任教的济南乡村师范学校学生创办的《求生》创刊号上发表文章，以示对进步学生文艺事业的支持，同时，也将文学的现代性观念在学生中进行了开化与普及。
吴伯箫30年代前、中期所主办或参与的刊物，并不属于此时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左联”的机关刊物或外围刊物，而是趋于进步的纯文学刊物，是具有现代思想倾向的自由主义作家集结的阵地。
（二）参加文学活动
吴伯箫1931年9月在青岛担任《民国日报》的副刊编辑时，还兼任青岛大学（山东大学）的教务长室办事员，在这一时期，他通过工作关系结识了杨振声、闻一多、洪深、老舍、王统照、梁实秋等人，作为“文艺学徒”的吴伯箫或聆听他们的讲课、报告，或私下写信求教、登门拜访，日常工作之余，他还定期参加作家之间的交流聚会。每次聚会时，吴伯箫也和大家一样，带着自己的小说、诗歌或散文作品，彼此品评议论，互相切磋求教。在参加文学交流活动的过程中，吴伯箫受到了极大的鞭策与鼓舞，他的散文创作由大学期间懵懂的起步阶段，有了质的突破与飞跃。他不再沉溺于书斋中青年学子的精神苦闷与感伤情调，而是将视野扩大到民族国家的兴亡，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羽书》《我还没有见过长城》，以慷慨激昂的艺术风格表达了抗日御侮的爱国之情。
在参加文学活动的过程中，吴伯箫与老舍、李广田、何其芳等“京派”作家私交甚密，散文风格受其影响甚深，王统照就直言不讳地说，这一时期“伯箫好写散文，其风格微与何其芳、李广田二位相近，对于字句间颇费心思”。与此同时，在杨振声、老舍、梁实秋等人的引介下，吴伯箫这几年的散文作品，多数发表在“京派”的核心刊物《大公报·文艺》上，如《马》《我还没有见过长城》等。此外，《海》和《天冬草》发表在“京派”的另一刊物《水星》上。
从这一时期吴伯箫所参与的文学活动和所交往的人员来看，他虽然和“左联”成员洪深、王余杞、李辉英等人有交往，但并未加入“左联”，而是与“京派”同人老舍、臧克家、何其芳等人过从甚密，在“京派”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参与的是“京派”的文学活动。所以，在抗战之前，吴伯箫是以“京派”散文家的身份享誉文坛。
（三）文学理念与散文创作
吴伯箫散文的成熟阶段是从他到青岛以后开始的，在这里，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理念，并在散文创作中呈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关于吴伯箫的散文理念，他在《无花果》里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吴伯箫回忆说，1935年他在青岛时，“曾妄想创一种文体：小说的生活题材，诗的语言感情，散文的篇幅结构。内容是主要的，故事，人物，山水原野以至鸟兽虫鱼；感情粗犷、豪放也好，婉约、冲淡也好，总要有回甘余韵。体裁归散文，但希望不是散文诗。”这种敢于冲破文学规范的禁锢，勇于开拓、创新的散文文体意识，显然是受到了“五四”时期“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等现代意识观念的影响。
吴伯箫《羽书》时期的散文创作，虽然自谦说并未实现自己的文学理念，但《羽书》中的“那些篇目出世是我的梦做得最熟的时候”，《羽书》也被评论家视为“奠定了吴伯箫现代散文家地位”的作品集。吴伯箫这一时期的散文，共计26篇。《羽书》中收录了18篇，其中《马》《话故都》《羽书》《我还没有见过长城》，发表在《大公报·文艺》上；《边庄》《萤》《阴岛的鱼盐》，发表在《避暑录话》中。《忘年》中收录了3篇：《海》（《水星》第一卷第五期）、杂文《理发到差》（《中流》第1卷第4期）、《记岛上居屋》。未收录的有5篇：《黑将军挥泪退克山》（《民国日报》）、《天冬草》（《水星》第一卷第一期）、《雨》（《北平晨报学园》，1935年2月21日）、《黑将军》（《大公报·文艺》，1936年9月30日）、散文《记乱离》。散文作品之外，吴伯箫还在1935年9月15日《避暑录话》第10期上发表了诗歌《秋夜》。
吴伯箫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从思想倾向上看，体现出了现代社会对“人”的关注与思考，尤其是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孤独、苦闷与感伤，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如《话故都》中“一别两易寒暑，千般都似隔世，再来真是万幸了。际兹骊歌重赋，匆匆归来又匆匆归去的时候，生怕被万种缱绻，牵惹得茶苦饭淡。”与此同时，“九一八”事变后“亡国灭种”的时代隐忧，导致吴伯箫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中，也开始思考民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如《羽书》中，“虽说山遥水阻，交通多滞塞不便，但你晓得，羽书是会飞的！虽说中原版图辽阔，足迹殆难踏遍，然而，速速速，羽书是飞得快的！虽说，敌人已布满了中原，混进了户户家家，作了户户家家的主人，但，你要明白，忿怒锁在了每个中国人的心里，血液都被狠毒煮沸了，即使怒不敢言，笑里也可以藏得住刀子！”在“五四”现代文学的影响下，吴伯箫已经自觉地把文艺作为“启蒙与救亡”的工具。《羽书》时期的散文创作，从审美风格上看，吴伯箫自觉实践着将散文与诗歌、小说融于一体的唯美主义的创作理念，刻意追求优美典雅、蕴藉深厚的美学风格，时而缠绵婉约，含蓄细腻，如“黄昏，正自无聊的当儿，阴沉沉的天却又淅淅沥沥的落起雨来。不紧也不慢，不疏也不密，滴滴零零，抽丝似的，人的愁绪可就细细的长了。真愁人啊!想来个朋友谈谈天吧，老长的山道上却连把雨伞的影子也没有；喝点酒解解闷吧，又往那里去找个把牧童借问酒家何处呢?你听，偏偏墙角的秋虫又凄凄切切唧唧而吟了。”（《山屋》）；时而慷慨激昂，雄浑沉郁，如“有朝一日，我们弟兄从梦中醒了，弹一弹身上的懒惰，振一振头脑里的懵懂，预备好，整装出发，我将出马兰峪，去东北的承德，赤峰；出杀虎口，去归绥，百灵庙；从酒泉过嘉峪关，去安西、哈密、吐鲁番。”（《我还没有见过长城》）吴伯箫通过美的语言、美的意象，营造出了美的艺术境界，使自己的散文创作达到了巅峰时期，也推动了30年代的美文向新的高度发展。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吴伯箫早年虽然倾向于爱国救亡的文化事业，但他并未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他始终是“一个站在斗争漩涡之外的知识分子”。他的文学观念也不同于“左联”的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其文学创作描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作品中弥漫着感伤的情调，具有“京派”散文唯美主义的创作倾向。换句话说，吴伯箫早期的文学活动，无论是参与文学活动、创办文艺刊物，还是进行文学创作，都是从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延续的是“五四”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体现出了浓重的现代性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