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箫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他的散文创作别具特色、堪称一家，在我国散文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他追随着时代的脚步在自己的园地里辛勤垦植、耕耘50余年，先后创作了200多篇散文，在其各个时期都写下了精辟动人的篇章，在思想上和艺术上不断焕发出新的气息，结出新的丰硕的果实。他曾在晚年谈到自己散文时说：“可能我的艺林里只有无花果一科。”这句自谦之词中道出了他质朴无华的散文艺术风格。无花果没有绚烂多姿的花朵，它不炫耀，不矫饰，外观质朴无华，只是不声不响地奉献果实。吴伯箫的散文，确有着与此相似的品格：朴素中见真情，平淡中见精神。它总是以丰厚的内涵发人深省，又总是以隽永的情思引人遐想。它同无花果一样，没有争奇斗艳之意，只有奉献甘果之心。
一
吴伯箫曾说：“自己学着用白话写作，是1925年夏天到北京以后的事。”这一时期他“满怀着一种冲破黑暗，探求光明如饥似渴”的情思， 为“抨击残暴，作正义的呐喊”。吴伯箫散文创作从一开始就和追求光明的斗争结合在一起，走到了时代的前沿，站在了较高的思想起点上，体现了“文章合为时而著”的优秀传统。这一创作思想成为他文学创作的主旋律，在不同时期都闪耀着时代的光华，成为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动力源泉。
30年代初期，吴伯箫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先在青岛大学工作，后又到济南乡村师范、山东省教育厅和莱阳乡村师范等地方任职。这一时期，他“曾梦想以写作为业”，但“九·一八”的炮火焚毁了一切，大片国土沦陷，人民惨遭杀戮，而国民党反动派对野蛮的侵略者，只是一味地退让、不抵抗。吴伯箫一面从事教育工作，一面抽空写作，“立意是反对日寇侵略，仇恨国贼的罪恶”(《无花果》)。他曾针对“不抵抗”政策写了《黑将军挥泪退克山》，在《羽书》中表达了把侵略者从中原版图上肃清的决心，在《我还没有见过长城》中表达了抗敌御侮的心愿，在《理发到差》中揭露了山东军阀韩复榘的愚民政策。这个时期他的创作，寄寓自己对美好理想的祈念， 或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或对世间的黑暗发出自己的呐喊。
在抗日救国的岁月中问世的第一个散文集《羽书》，回荡着爱国主义的激越旋律。吴伯箫抛弃初写散文时狭小的个人天地，把艺术的触角楔入了社会时代生活的底层和深层，用酣畅淋漓的文字浇灌那饱受战火灾难而又富饶的土地，展示祖国、人民、历史所闪耀出的富饶无比的内涵的美。正如韦佩(王统照)在《羽书》序言中所说：“多少热情早在平静的生活中埋伏下日后开花结实的种子。”这个时期吴伯箫的散文，在追求作品内容的诚挚真切的同时，采撷和试验各种最适于内容的表达形式，逐渐形成了一种由朴见真的艺术风格。
1938年，吴伯箫几经辗转来到延安。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他先在抗大政治班学习，后又参加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的抗战文艺工作组，到晋东南前方做战地宣传工作。1939年5月回延安，先后在边区文化协会和边区政府教育厅工作。生活的变迁，使他的思想感情随着发生了变化，在戎马倥偬的间歇拿起笔来，写眼见的战斗生活。此时，他的作品又以另一种风貌出现于文坛。他充分利用在延安工作的方便条件，访问了各根据地到延安的党政军干部，听他们介绍抗战军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由于作家的生活环境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获得前所未有的生活源泉，因而他的作品也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吴伯箫这个阶段的作品，主要以《黑红点》和《潞安风物》两个集子为主，大都以参加革命以来的抗战生活为内容。这一时期的创作以写战地通讯的“急就章”居多，如《神头岭》《夜摸常胜军》等，从不同层面再现了战地生活，文笔简练，构思相对粗疏。这一时期作者发表了《向海洋》《客居的心情》《论忘我的境界》等文思隽永的散文，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如《向海洋》在层层递进地抒写对海洋以及临海的故土的思念中，结尾时却转笔说：“我抚育过华夏祖先的土壤啊!万千年前据说你曾经也是海洋的。”“现在是土地也要沸腾起来，咆哮起来的时候了。”散文在平铺直叙之中奇峰突起，骤然间把作品的主题扩伸到一个全新的情感境界，做到了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堪称神来之笔。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彻底改变了《羽书》的写作格局。
1942年，是吴伯箫散文创作的分水岭。这一年，吴伯箫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吴伯箫在座谈会上的简短发言，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延安文艺座谈会对吴伯箫的创作影响极大，使他下定决心“为人民服务”，他开始在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必由之路上，迈出了更加坚实的步子，使他的创作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艺术形式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他创作了《战斗的丰饶的南泥湾》《出发点》等散文，感情奔放，思想内涵深邃，呈现出崭新的艺术风貌。
新中国成立以后，吴伯箫先后在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等教育部门，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担任领导工作。他在繁忙工作的余暇，以饱满的生活激情和旺盛的创作活力，沿着人民的文艺之路，继续对散文创作进行孜孜不倦的开拓，技巧更见纯熟。一支生花的彩笔恰遇万紫千红的现实，英雄真正有了用武之地。吴伯箫面对曾经为之哀叹过的大地上万象更新、欣欣向荣的形势，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有感就发，一发就不可止，陆续写出了《北极星》《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难老泉》《忘年》等不同凡响的作品，引起了巨大社会反响，被誉为当代散文“三大家”之外的“大家”。吴伯箫在他自己的创作史上登上了新的高度，也为当代中国的散文创作写了光彩的华章。
纵观吴伯箫的创作生涯，他以不同时期的呕心沥血之作给我们描绘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许多重要画面，透过这一雄壮而形象的历史画卷，我们看到一个执著地追求革命和艺术的知识分子，以自己锲而不舍的努力，结出了丰硕的“无花果”，成为人民所爱戴的卓越散文家的奋斗历程。
二
吴伯箫在散文的艺术实践中有着自觉的文体追求，为现代散文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他在《无花果——我和散文》中指出自己年轻时“曾妄想创一种文体：小说的生活题材，诗的语言感情，散文的篇幅结构，内容是主要的，故事、人物、山水原野以至鸟兽虫鱼；感情粗犷、豪放也好，婉约、冲淡也好，总要有回甘余韵。体裁归散文，但希望不是散文诗。 诗我是爱好的，苦于不懂得怎么写……”
“小说的题材”，是指散文的质料要有丰富的生活意蕴。吴伯箫的散文选材，惯以平易出之，如“马”、“海”、“天冬草’、“灯笼”……无一不是生活中的常见之物。但又因为人们常与之打交道而很少去深究，一旦它们成为吴伯箫的描写对象，就显出一种平实之中的新鲜意味。吴伯箫不少散文所写人物生动，事件真实，场景逼真，内中不少片段，有如浓缩的小说。例如《羽书》一文，作品从羽书的别称和来历说起，叙写了童年“鸡毛翎子文书”下乡的故事。文中对不同人物的衣着、语言、情态以及紧张的氛围进行形神毕现的描绘，并引发肃清侵略者之情。“诗的语言感情”，主要指散文写作要有真情实感，语言像诗歌那样，讲究锤炼。王统照在《羽书·序》中指出吴伯箫“好锻炼文字”，“对于字句间颇费心思”。“散文的篇幅结构”则是指散文体裁要注意构思，少写散文诗。吴伯箫的散文具有浓淡天成的本色，不事雕琢的风姿。吴伯箫根据作品的主题和“整洁，朴素，自然”的美学理想，专心经营散文的结构，呈现出单纯与多样的统一，整饬与变化的统一。司马长风认为《山屋》 “全篇匀称，从头到尾一气呵成”。吴伯箫苦心追求的 “回甘余韵”的佳境，他的许多散文正如他自己所言“从胚胎到分娩，正像动物一样经过几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产生有血有肉的生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给人的印象可能深些”。
他还说“自己妄想创的那种文体，尝试了四十年并没有真正的成功。收入《羽书》集的有些篇目，也是‘画虎’之作。那些篇目的出世是我的梦做得最熟的时候。”吴伯箫是一个极为谦虚的人，这些话当然是作者自谦之词。他在创作初期的这种文体自觉，就题材、语言、结构和“回甘余韵”等方面的要求来看，基本上达到了。《羽书》的艺术成就，奠定了吴伯箫在现代散文中的地位，使其与何其芳的《画梦录》、李广田的《画廊集》等共同支撑起30年代散文园地，赢得了评论家和读者的赞誉，成为京派散文的重要一支。吴伯箫对散文文体自觉追求的一次尝试，获得司马长风的肯定：30年代“仅有吴伯箫这个山东籍的作家，才把北方悲歌慷慨，快马轻刀的豪情淋漓尽致地吐放出来”。抗日战争爆发后，吴伯箫投笔从戎，他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新的变化，但这不妨碍我们对作者创作中这一种情愫的理解，他的这种美学追求在《北极星》《记一辆纺车》《忘年》等脍炙人口的精彩篇章中，有比较完美的体现，使他在自己的创作史中攀上了新的高度。
三
语言是构成作者文风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散文，它的艺术魅力要主通过语言因素来实现。吴伯箫在《文风不是私事》一文中说：“好的文风，一要表达正确的思想，二要发抒健康的情感，三要文字准确、鲜明、生动，合乎语法，合乎逻辑。句子要短一些，去掉每一个多余的字……做到深入浅出，令人百读不厌。”如前所述，作为一个散文创作者，吴伯箫历来讲究作品的语言。吴伯箫早期散文创作在语言上追求丽词佳句，虽具有飘逸的音律美，但也有斧凿之痕。参加革命后，本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注重吸取大众的语言，力求做到质朴、洗练、明朗，经过长期不懈的追求，铅华尽去逐渐达到一种朴素优美、平中见奇的境界。
吴伯箫的散文写人叙事平实而不故作曲折，描绘景物素淡而不求绚丽，文笔洗练。如《作家、教授、师友》中开篇的一段：“老舍，从多年来往中我所受到的教益说，他是老师；从推心置腹、平易相处来说，我们是忘年的朋友。”这段文字朴素畅晓，自然朴实而又精粹。写出了作者与老舍先生亦师亦友的情谊。吴伯箫的散文语言讲究简练。如“暮春，中午，踩着畦垄间苗或者锄草中耕，煦暖的阳光照得人浑身舒畅。”作家只用4个字，就点出了观赏菜园的最佳时间。可见作家写作用笔极为节省，惜墨如金。
多用朴实无华的文字写出精彩纷呈的比喻表现事物那些微妙的难以言传之处。如“线上在锭子上，线穗子就跟着一层层加大，直到沉甸甸的像成熟了的肥桃”（《记一辆纺车》），这个比喻句不仅把本体的特点表现得活灵活现，贴切自然，而且把收获劳动成果时的那种喜悦、自豪的美好意境也传达给了读者。作者所用的喻体又都是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肥桃””，于平淡中显精妙，于平淡中显新奇，具有别样的艺术魅力。
追求哲理性与情趣性的统一。哲理性的语言能增强文章的分量，而如果同时又有一种趣味性，就会极大地加强文章的艺术效果。在《记一辆纺车》中，作者写初学纺线的而又性子急躁的人，因为断头接不好而生纺车的气，“摔摔打打，恨不得把纺车砸碎”，为此作者有趣地批评道:可是那关纺车什么事呢？尽管人急得站起来，坐下去，一点也没有用，纺车总是安安稳稳地待在那里，像露出头角的蜗牛，像着陆停驶的飞机，一声不响，仿佛只是在等待，等待。一直等到使用纺车的人心平气和了，左右手动作协调，用力适当，快慢均匀了，左手拇指和食指间的毛线或者棉纱就会像魔术家帽子里的彩绸一样无穷无尽地抽出来。这种语言，富有情趣，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
善用整饬而又变化的句式。例如: “种花好，种菜更好。花种得好姹紫嫣红，满园芬芳，可以欣赏；菜种得好，嫩绿的茎叶，肥硕的块根，多浆的果实，却可以食用。”这是《菜园小记》一文的开头。文章开头先把种菜与种花相比较，为全文奠定了一个不追虚华，但求质美，于平凡中出情趣的基本格调。吴伯箫追求朴实平易、清淡纯净的叙述风格，整篇均采用平易近人、白直近拙的语言，叙事状物，几乎找不到什么华丽的词藻与奇巧的修辞。这些句子字数整齐，体现了结构的“建筑美”，而且文意相对，具有一定的内容。作者不仅注意字词之间的对称，而且还在句与句之间造成一种意对，这又是一种创新，使文章和谐整齐，意思逐段深入，增强了表现力，令人赏心悦目，悠然神往。
吴伯箫的散文创作数量虽不多，但往往以质取胜，有如丰硕的“无花果”，牢固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给我们勾画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时代风云，呈现了作者与时代共命运、与人民同呼吸的内心世界，闪射着自己的艺术光华，成为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宝贵的一笔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