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鹿原》中的四次死亡

死亡作为一种完成叙事任务、以及渲染苍凉气氛的文学元素，自然而然地经常出现在各色故事文本中，生的欢愉和死的悲凉交织成文学的长诗。这在西方悲剧的结尾尤为常见，悲剧英雄的无上荣光就来自于毁灭的那一刻。

不过在《白鹿原》中，第一个死亡高潮却就在开场。

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一年后，这个女人死于难产……时间尚不足一年，是害痨病死的……最后吐血而死了，死了也没搞清是什么病症……她死得十分痛苦，浑身扭蜷成一只干虾……

死亡不仅是人物命运的时间节点，也是文本地理的空间节点。以这些女人的死作为开篇，像在一次盛大的仪式开头打满了亡灵旗，使得这部严肃作品的开头带有一种通俗鬼故事一般的魔幻感。从接受的角度来说，这部写实作品因此带有了浓重的传奇色彩，主人公的命运里写满了诅咒，在一开始就把读者牢牢拴在人物命运和剧情发展之上，给了他们通俗小说般的刺激。

这些死亡的离奇的、乡土的、魔幻的色彩也拉扯开文本空间，打开了读者想象力的多重维度——它在感性的层面唤起读者对这个家庭之前的好奇和探询；在无意识层面激发起原始的恐惧。它使得作品一开场就具有了一个足够悲剧性的前奏，仿佛《命运交响曲》的第一个小节。这种悲剧感是视觉的，这一部分死亡弥漫着场景还原和细节描写，里面充斥着大量的色彩词汇：淤血、痨、黑、红、紫；它也是听觉的，是死亡和葬礼场景中哭号和私语交织而成的听觉的强大冲击。开场的密集死亡带给读者迎头一棒，死，农村的、乡土的、旧时代的死，使得一种带有原始崇拜色彩的神秘感在字里行间弥漫开来。作品扉上题有“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开篇有史的厚重，亦有“秘”的隐蔽和诡异。一次死亡叙事就这样开始了。

值得玩味的是，一方面，陈忠实对儒家伦理和传统乡间规范持肯定和惋惜的态度，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却非常有意地回避着死亡这个话题。“未知生，焉知死。”这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叙事中普泛化的大团圆结局。死亡书写在西方文学中有悠久的传统，而带有溃烂色彩和恶心意味的死亡描写，则在现代小说里屡见不鲜。在《白鹿原》这样一部作者似乎有意让儒家伦理先行的解救时代困境的小说里，作者却首先采用了现代手法开启故事之门。这种无意识的写作思维或许已经无言地证明了作者的信念与无法改变的现实之间的必然冲突，也造成了文本的裂缝。或者说，作者的价值观和写作策略之间表现出的裂缝已经不言自明地凸显出了传统文化和作者所处时代的巨大伤口。

接下来文本进入了它的发展期，各种信仰和性格的人物渐次登场，新与旧、革命与保守、原欲与规训、阳性与阴性、文化与暴力等，在这片古老土地上布置开了戏剧性极强的冲突和碰撞。而开头的密集死亡之后，下一个在文本空间中有重大意义的则是田小娥的死。

《白鹿原》全书共34章，田小娥的死出现在全书的1/2左右位置，即第18、19章。这个在“文本的地理位置”上处于中间位置的死亡事件，恰好就是全书情节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说文本中之前所提到的死亡事件还都是“上一代人的事情”，是在时间上作为小说核心情节的“史前史”的话，那么田小娥之死恰恰可以说是开启人物命运新纪元的第一站，统领了全书下半部故事核心人物的陆续退场。作为故事中死去的第一位主角，自田小娥之死后，整部小说的情节急转直下，进入了密集的“天灾人祸”的溃败阶段。

田小娥的死首先就伴随着白鹿原上的第一场大灾难到来。让我们回到小说第18章的开头——“一场异常的饥馑降临到白鹿原上。饥馑是由旱灾酿成的。”（第305）在语言上，这两章的修辞笼罩在一种由干燥所导致的“难熬”（第330）、枯萎、心不在焉又急不可待的焦躁中，“野菜野草刚挣出地皮就被人们连根挖去煮食用了”、“人们已经不大关心或者无心操持秋田播种了”、“树叶刚绽开来也被掠去下锅了”、“饿死人已不会引起惊慌诧异”、“小麦无苗，冬天不用上粪了；棉花旱死了，轧花机也甭想招来主顾了；牲畜卖掉了，剩下一匹马浮不住一个人专门喂养”……（第310-311）这一连串 “×××了”的句法结构强化了文本中弥散的既无奈又无聊的“难熬”气氛。在所有人中最“难熬”的当然是白孝文。在经历了上一章的颜面扫地以后，大旱之年让这个已经心灰意冷的人变得更加游手好闲又饥渴难耐，这两重因素成了诱使白孝文再一次和田小娥走到一起的重要推手，胃里和精神的双重饥渴进而衍生出了抽鸦片这一象征“堕落”的行为。抽鸦片这一情节在这里的出场是非常巧妙和自然的。“饥饿比世界上任何灾难更难忍受，鸦片烟瘾发作似乎比饥饿还要难熬，孝文跌入双重渴望双重痛苦的深渊”（第330），有了烟瘾这一情节的加入，白孝文迅速滑入堕落更深处的做法：卖地、乞讨，拆房、再乞讨……就变得更加顺理成章。烟瘾作为对“难熬”的进一步具象化，再一次强化了弥散在文本中的焦躁感。这片土地“难熬”的同时，这片土地孕育的儿女也“难熬”起来。鹿三的出手终于将这种焦躁推向了顶峰。小说的结构如“拱门”一般，小娥之死就是那块承受来自多股汇合力量的“拱顶石”。

最终促使鹿三拔出匕首刺死小娥的原因，并非是小娥本身的“淫荡”，而恰恰是鹿三眼里白孝文无可救药的堕落。这一点颇值得深入分析： 论亲缘关系，黑娃与鹿三是亲父子，孝文与鹿三只是主仆，从鹿三的角度来说，小娥“骗”走了黑娃比小娥引诱白孝文对其形成了更直接的冒犯。然而面对黑娃和小娥，鹿三尽管愤怒却选择了回避，容忍两人在远离人群的村子边缘生活下去，只是“宁可多绕两三里路也要避开窑院前头的慢坡道儿”（第351）。对鹿三来说，这只是一次“名誉事件”。但面对孝文的叛逃，鹿三却显示出了比父亲还要怒不可遏的仇恨。 究其原因，或许这正是对“仁义白鹿村”的一次无声而有力的呈现，儒家纲常是白鹿村的信仰，也是鹿三的精神依托，在这种信仰中“礼”与“仁义”大于父子亲情，“情”的失去尚可忍受，但“礼（理）”的背叛则是十恶不赦。鹿三眼见了白孝文变成败家子的全过程，这“又一次验证了他的生活守则的不可冒犯”（第349）。“守则”一词在此处至关重要。这是一次信仰事件。

纵使黑娃是鹿三的亲生儿子，但黑娃自幼游离在白鹿原的“白嘉轩—祠堂—乡约”这一“守则”（秩序）之外，且恰恰是作为一个以人性的原力反抗秩序的桎梏的形象而出现的，这一点已经与小说中的所有人物以及小说外的所有读者间达成了共识。因此黑娃和小娥这个叛逆者的结合也是被默许的，是严丝合缝、顺理成章的，这两人本身就是同一种精神气质的两个表象。而孝文作为“白嘉轩—祠堂—乡约”这一白鹿原主流秩序的继承人，他和小娥的结合存在着“守则——秩序”崩塌的“危险性”，这种结合既不合“礼”，也不合“法”。当“儒家纲常”与“人性原力”冲突起来时，它所激起的已经不只是鹿三的愤怒，而是他在道德上的警觉与恐惧。正如小说中所描述的，鹿三出发行凶之前有种庄严而肃穆的气氛，有种与天地对话般的仪式感：

“……（鹿三）左手钩着弓起的膝盖，右手捉着尺把长的烟袋杆儿，雕像一般坐着，他等待鸡叫等待夜静以免撞见熟人，就像往昔里要走远路等待鸡啼一样沉静。他的沉默不是脑子简单，主要归于他对自己的生活信条坚信崇拜。”（第349）

这次行凶并非意气上的复仇，而是鹿三平生完成的堪比“交农”的第二件壮举。它完全受控于理智，是理智到不能更理智的选择。或者可以说，是儒家伦理纳入集体无意识之后产生的一种惩罚行为。

第三次死亡事件是一次群体性死亡。在时间顺序上，小娥的死亡紧接着引来了《白鹿原》中的第二次群体性死亡，即第25章中的瘟疫事件。这场瘟疫中的死亡在文本地理中的安排也颇有深意，首先被它击中的是鹿三的妻子鹿惠氏，与其说她死于瘟疫，倒不如说是死于小娥的附体：“午夜以后，鹿惠氏竟然神奇的坐了起来……‘是你（鹿三）把黑娃媳妇戳死咧？’……‘小娥刚才给我说的，她让我看她后心的血窟窿。……你咋能狠心下手……啥咱家娃的……媳妇……’”（第451），无独有偶，紧接着死去的白嘉轩妻子也面临了同样的折磨：“‘想见的亲人一个也见不着，不想见的人可自个闯上门来咧！’仙草噌地一下豁开被子坐了起来，口齿清晰地嘟哝着。白嘉轩闻声也坐了起来……故意做出轻淡的口气问：‘哪个讨厌鬼闯上门来咧？’仙草直着嗓子说：‘小娥嘛！黑娃那个烂脏媳妇嘛！一进咱院子就把衫子脱了让我看她的伤。前胸一个血窟窿，就在左奶根子那儿；转过身后心还有一个血窟窿。我正织布哩，吓得我把梭子扔到地上了……’”（第460）

最早遭到小娥阴魂报复的并非是直接造成小娥之死的两个当事人，即鹿三和白嘉轩，而分别是他们二人的妻子，两位妻子的病情发作都是由和丈夫的对话呈现的。从内容层面上看，这自然和作者对中国民间和乡土社会的种种鬼附身传说的了解和把握有关，而从精神分析上讲，在历史断裂期的因歇斯底里而话语过剩的女性正是弗洛伊德等精神分析学家的研究对象，她们承担历史车轮的碾压之后，要用话语过剩和情绪失常的方式来自我表达和控诉。但若只从叙事策略上看的话，这似乎是一次有意的停顿，以便不让报复来的那么迅速而直接，从而造成一种旁观者的局面，让读者随着这两个当事人的视角直面小娥的陈情，让田小娥这个在生前来不及诉清命运悲剧的女性以一个更引人注目的方式陈述自己的冤屈和悲凉。小娥借每一个附体者之口一点一点诉说自己的遭遇，这种倒叙的方式增加了叙事的趣味性和悬疑感。

我要提的第四次死亡，在内容上可以和小娥之死并举的是冷秋月的死亡。这两个人同为白鹿原上的媳妇，在同一个章节出场（第9章），有着同样悲情的结局，却又有着截然相反的不幸。秋月的死亡不像小娥那样“一蹴而就”，而是首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活死人”的过程，这个过程漫长而寂寞，就像她的名字一样无聊而又无奈。在小说第28章宣告秋月正式发疯之前，小说早在第10章秋月正式出场时就埋下了这个疯癫的种子：“当晚又梦见和兆鹏发羊癫风似的颤抖起来。颤抖过后，她惊奇地发现那个从她身上扬起的脸不是兆鹏而是兆海。第二天看见兆海从她手里接饭碗时就不由得脸红心跳。随后她又梦见和黑娃在一搭颤抖，那是她清扫院庭到门外倒脏土时，看见黑娃于微明中扛着木模和青石夯走过村巷……更糟的是昨夜竟然梦见和阿公鹿子霖在一搭颤抖，阿公在她身上扬起脸时一下子羞了，仓皇跑了。种种怪梦整得她心虚气弱，不敢扬起脸看任何成年男人的眼睛，而那些乱七八糟的梦境却越来越频繁地出现。”（第160）

也正是在这一章，田小娥和黑娃在白鹿原上建起了爱巢，白孝文成婚开始体验云雨之欢，三对年轻人对性的渴望与体验在这一章平行出现，更加突显出了秋月的压抑和饥渴。一直困扰秋月并致使其发疯的是对性的求而不得。秋月作为一个“白嘉轩—乡约—祠堂”秩序内的女性，她的身上叠加着几层矛盾，一方面她是恪守妇道的“模范媳妇”，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有着主动的生命冲动的女性，再一方面，这或许是她要面对的比白鹿原上的所有媳妇都更棘手的情况：她的丈夫陆兆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新人”，一个要重建秩序的革命者。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小说中同辈者之间的几对恋人关系：“黑娃—小娥”：这是一对同路人；“兆鹏—白灵—兆海”：这也是一对同路人间的三角关系，“孝文—小娥”，如本文之前所说，这两个人的关系稍微复杂，虽然代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价值，却也是针锋相对的统治者与反抗者，显然属于同一个体系中的矛盾。

而到了秋月和兆鹏这里，矛盾却变成了根本无法对话的“冷暴力”关系。在《白鹿原》漫长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只安排秋月和兆鹏见了两次面：一次是洞房花烛夜：“他和她新婚之夜仅有的一回那种事，并没有留下欢乐，也没有留下痛苦”（第159）；一次是兆鹏当了校长后例行回家拜访：“他像和家人一样彬彬有礼地与媳妇打了个招呼，进了厢房”（第162）。这两次见面同时出现在第10章，没有表情没有对话也没有冲突，两个人如果还说得上有什么矛盾，“那是因为兆鹏说拜祭祠堂的仪式纯属‘封建礼仪’，并没有丝毫的迹象显示出他与她有什么不和。”（第159）这句话已经将两个人的关系概括得淋漓尽致。秋月的死没有任何针对性和“教育意义”，她只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反抗“封建礼仪”时所自然而然产生出的“副产品”，她死于消耗和沉默。

陆兆鹏作为“革命-现代秩序”的代表者，他对“白嘉轩-祠堂-乡约”这套中国传统的儒家宗法制伦理所构成的冲击是碾压扫荡式的，根本不由分说。与黑娃不同，兆鹏这个反叛者和白鹿原本身没有私人恩怨可言，兆鹏所“习得”的革命是一种基于理性推衍出来的对于“人人平等”的美好生活的许诺。这种许诺基于暴力革命完成，他与以秋月为象征的白鹿原的冲突就是“现代性”和儒家伦理的冲突。如果说在“小娥之死”中，“白嘉轩-祠堂-乡约”这套秩序还处于占强势的一方，那么在兆鹏和秋月的这场拉锯战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伦理的“必死性”以及它有些荒凉的“死象”：它完全丧失了对话的机会，在一言不发中已经默认淘汰出局。

别人都管秋月叫鹿兆鹏媳妇，不是秋月疯了，是兆鹏媳妇疯了。这失语的女性，没有独立身份的女性在死前产生过无数的性幻觉以至于发疯。如果说田小娥的死是礼教主动执行的毁灭，秋月的死则是礼教被动的惩罚。

这之后，文本开始进入剧烈的溃败阶段，而在文本结尾，黑娃和鹿子霖也相继死去。这个死亡叙事的环形结构由此完成，从女人们的死亡过渡到男人的死亡，惩罚性的死亡过渡到被惩罚的死亡，个体生命的死亡牵扯出历史伦理的崩溃……作者通过这一系列死亡的传奇性描绘，使得传统和现代之间生死搏斗一般的张力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就以陈忠实文本中对死亡的理解作为结尾吧——

“死去的人不管因为怎样的灾祸死去，其实都如同跌入坑洼颠断了的车轴；活着的人不能总是惋惜那断轴的好处，因为再也没有用了，必须换上新的车轴，让牛车爬上坑洼继续上路。”（第488）

或许，他早已悟到。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