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中只有出发，我从来不喜欢到达

　　
《半岛》 作者：[法] 朱利安·格拉克 译者：张寅德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年6月

　　朱利安·克拉克的这本《半岛》很薄，薄到藏在一堆书里，如果不是因为翻来覆去地收拾书桌，就很难注意到它。即便发现了它，用两只手指就可以轻轻地将它提起。这样的书能给人带来读完的信心，你可以随时把它带在身上，在上下班的路上，在处于任何两个事件的空隙中，只要是时间不被已然来临的目的约束，它便可以轻松地跑到你的手上，令一些试图涣散的眼神重新聚焦。

　　然而它又是那么的不好进入，它像一座构置精美又简洁的小房子，恒立在一目了然的场景里，可以是旷野，也可以是小镇或者海边。总之，它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势，它友好到无以复加，但却在自己的墙垣上取消了任何可以进入它的门径，只有一扇扇错落紧闭的小窗，仰仗着彩色玻璃的反光，令你看到随着描写来推动的情节，四处游走的主人公，以及在有限世界中，依靠等待激发出的巨大张力下的自己。

　　书里的西蒙在等待伊尔姆嘉，也可以是一个名字等待着另一个名字，一个男人在等待一个女人。关于等待(一个多么好的主题)，朱利安·克拉克不想说等待的开始(如果它有的话)，也不想说等待的结束(同样不可探寻)，“如何才能和她相会”将所有乐观的读者事先为“等待”设置的线段的两个端点取消了，因而无论是期待中的相遇，还是实际中的相遇，只能化为曲线图上的一次由波谷攀至波峰，又瞬间跌落的显像，在物理世界中被期待和满足的等待，在精神世界中再一次落回分离的虚空中。

　　在《半岛》中，爱情被加入了问号，或许那个问号本身也附属于爱情。爱情并非不可能，只是爱情的不可能性令爱情仿若不可能。拒绝和怀疑爱情，不也是爱情诸象的一种吗?

　　也许《半岛》只是披着一张爱情的皮，其下隐藏的是涌动的欲望，有很多轻盈的时刻，平铺直叙的瞬间，以及它们连接在一起时构筑的近乎偏执的描写，还有男主人公西蒙的内心世界，时而兴奋时而沮丧，心的显影又随着自然或者物理世界变幻着，它们纵横交错互相纠缠着连接在一起，虚虚实实，隐藏了太多，又仿佛什么都没说。世间的诸般情感，大体上没有哪一种能够逃脱欲望的幻觉和领悟的落空，其间偶获的子期伯牙式的慰藉，在前者钩织的黑夜中仅如划过的星辰。

　　西蒙的等待，即是踏在俄耳甫斯返归的路上，上一次离别仿若伊尔姆嘉借助欧律狄刻的典故导演的一场死去。而这一次，西蒙经受思念与思念逝去的双重诱惑，随之而来的是相见的惶恐和期许，那甚至演变成了抵触：“我的生活中只有出发，我从来不喜欢到达。”这是罕见的西蒙的独白。西蒙是不愿成为俄耳甫斯的俄耳甫斯，他萌生了保存永恒的意念，却跌入了世俗的煎熬。

　　借助西蒙，全知全能的作者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也想到了很多。但是这些都不是作为一个休闲读者所愿意和能够期待的，奇巧的情节没在半岛中出现，只有纷繁冗杂的细节和随时可变的思绪被记录下来，一如任何日常的无聊被肉身多余地阻隔着，进而被判定为色泽晦暗，被提早遗忘一样。人们都只愿意看到自己愿意看到的东西，遗失在注定中消解了惶恐，遗失在无法被意识到的深处发生着。

　　如果遗失是阴极，那么描写的纵深便是在无限地趋向阳极，描写可以是无限的，如果愿意，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描写总是带着某种诉求，这种诉求不一定是清晰的，但它足够将一种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指向何处的欲望释放出来，这种欲望不在计划的清单之内，而是即时而生的本能，在满足诸多条件时，把即刻划过的现在作为最近处的未来来处理。

　　《半岛》让我想到了《黑暗托马》，只是《黑暗托马》笼罩着一层阴沉的面纱，它是福柯所言的“脱离表象的王朝”，是布朗肖哲学体系下寄宿于现实场景的幻影，它终将返归思想。而《半岛》要留守于文学，缔造《半岛》的眼睛渴求的是一盏可窥极限的显微镜，调整好纵深的焦距，克拉克把它的焦点对准了其笔下细胞的毛孔。

　　在那之后，在最细碎的表象之后，在那不被思想触及的万物中，终究也免不了被思想以缺席之势召唤。

　　阅读《半岛》更有意味的体验，毫无疑问不是一次就可获得的。正如欣赏一幅后印象派作品一样，它虽然小巧，却不止提供一窥全貌的视觉享受，更富含诸多可供品玩的细节。如果是按照审读画面叙事内容的标准来看，那么观赏者和作品便沦为了盲人和哑巴。而仅仅是从角色的代入，或者是情感的共鸣来阅读，那么像《半岛》这样的作品，大抵也不必被摆放到此类读者的书架上了。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