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恐惧，我们在害怕什么——评努斯鲍姆《恐惧着的专制者》

　　努斯鲍姆新作《恐惧着的专制者：：一位哲学家对于我们政治危机的凝视》的视域聚焦于美国社会所充斥着的恐惧情感及其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她认为，这一问题根源于美国普通民众因无法掌控自身当下及未来生活而与日俱增的恐惧感。中低收入者群体收入增长之停滞，普通人群健康及寿命之衰退及缩减，高等教育成本及职业生活压力之陡增，寄托着对于下一代美好希冀的“美国梦”之破产，以及为了应对这些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而必须采取的旷日持久的合作与努力……这些由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恐慌感和无力感，在社会情感的层面上，则具体体现为投射于移民群体、少数族裔、女性乃至社会精英的责备、愤怒、厌恶或妒忌。进而，这些争议性情感会蜕变为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厌女主义和恐同主义等政治危机，并最终导致整个民主系统及其所承载的民主、自由价值的崩溃。

　　
努斯鲍姆

　　（一）

　　当你饥寒交迫地在阴暗湿冷的黑夜中疼痛不已时，当你声嘶力竭地在四下无人的角落里孤立无援时，当你拼尽全力而想摆脱这梦魇之深渊却又寸步难行时，脆弱与无力、不安与无助乃至恐惧与绝望，早已将你彻底吞噬。这既是噩梦，也是现实；尚未分娩的婴儿时常有之，垂垂老矣的长者亦难幸免。

　　个体如此，政体亦然。专制统治正如同婴儿一般，看似强大且放肆，实则虚骄而羸弱。他们内心充满恐惧，但却只能通过寄居或役使他人而消除自己的不安；他们时刻处于惶然，但却只能通过发号施令或强势威胁而确保自己的安全——看似无所顾忌，实则无不恐惧。这些裹挟着他们的恐惧情感，以及由恐惧引致而来的不确定性、脆弱性与无助感，俨然已成为与我们每个生命个体乃至全社会性命攸关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不仅存在于着亲密关系和私人生活当中，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公共伦理的核心议题和政治危机的关键所在。我们不禁要问，谈到“恐惧”，我们究竟在害怕什么？

　　就此，《恐惧着的专制者：一位哲学家对于我们政治危机的凝视》（The Monarchy of Fear: A Philosopher Looks at Our Political Crisis）一书乃2016年“京都奖”（Kyoto Prize）三位获奖者之一的玛莎·C·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的最新著作。该书为作者于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际所展开的对于充斥着美国社会的恐惧情感的重新审视及深刻反思。在序言开篇处，努斯鲍姆如此介绍了本书的成书背景：

　　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选举的黑夜，对于刚刚抵达京都准备参加（京都奖）颁奖典礼的我来说是明亮的白天……我对这个分裂严重的选民群体感到相当焦虑；尽管将要使美国人重新联合起来，还有诸多艰苦卓绝的工作等待我们完成，但我仍有理由相信，诉诸恐惧和愤怒的方式最终会被抛弃……关于选举的新闻不断涌现，先是令我警醒，最后使我为我的国家、人民和民主事业感到悲痛和更深的恐惧。 我也意识到，我的恐惧并非平衡或公正，因而就连我自己也是我担心的问题中的一部分……

　　努斯鲍姆认为，对于体面的政治社会而言，情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情感既可以促进合作、实现正义；反过来，也有可能分裂群体、抑制团结。作为高度社会化的集体表达，社会情感与社会机制互为表里，彼此影响，并在这一过程中共同形塑着不同形态的政治文化与公共伦理。不幸的是，时至今日，恐惧已成为深陷政治危机的美国社会的病原；而如何克服这一恐惧以及由此引致的愤怒、厌恶和妒忌，也体现了她作为一位哲学家对于该政治危机的严肃思考。

　　（二）

　　本书的问题意识聚焦于恐惧与诸如愤怒、厌恶、妒忌等争议性情感的关联，以及其对于民主政治可能构成的威胁。本书延续了努斯鲍姆在政治自由主义的传统下于社会情感和公共伦理方面的学思和洞见。不同于两年前那本同样为讨论公共情感与政治伦理的《愤怒与宽恕：怨恨、慷慨、正义》（Anger and Forgiveness: Resentment, Generosity, Justice）一书中关于“愤怒之意向内容究竟为何，以及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面对这种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并凸显于当今世界的情感态度”这一问题的拷问，本书的视域聚焦于美国社会所充斥着的恐惧情感及其所面临的政治危机。

　　努斯鲍姆认为，这一问题根源于美国普通民众因无法掌控自身当下及未来生活而与日俱增的恐惧感。中低收入者群体收入增长之停滞，普通人群健康及寿命之衰退及缩减，高等教育成本及职业生活压力之陡增，寄托着对于下一代美好希冀的“美国梦”之破产，以及为了应对这些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而必须采取的旷日持久的合作与努力……这些由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恐慌感和无力感，在社会情感的层面上，则具体体现为投射于移民群体、少数族裔、女性乃至社会精英的责备、愤怒、厌恶或妒忌。进而，这些争议性情感会蜕变为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厌女主义和恐同主义等政治危机，并最终导致整个民主系统及其所承载的民主、自由价值的崩溃。

　　基于此，作者在书中首先展开了对包括恐惧、愤怒、厌恶、妒忌、希望、爱、信任等在内的不同情感之意向内容和逻辑结构的分析，重新审视并认真反思了恐惧对于民主政治的影响和可能构成的危害。本书的一大贡献，即厘清了恐惧与愤怒、厌恶和妒忌等争议性情感的内在关联。在努斯鲍姆看来，作为本能意义上的原初情感，恐惧来自人类对于自身脆弱本质的无助和周遭不确定性的无力。恐惧潜伏于并侵蚀着诸多情感，并进而引致出以报复为核心的愤怒、以拒斥和歧视为核心的厌恶和以对抗为核心的妒忌。

　　就愤怒而言，作者认为其源于人类对于自身死亡、无助和脆弱本质的恐惧——这种恐惧既是愤怒的根源，又与愤怒相伴而生。在亚里士多德关于“愤怒”之定义（“对于针对其在乎的某事或某人而错误地引致的重大损害的回应”）的基础上，作者特别分析了与这种痛感相对应的对于报复的诉求，并认为这种报复性乃是愤怒的概念核心。然后，她又紧接着指出了这种报复性愤怒在规范意义上的诸多弊病；而其提出的以震惊、前瞻性和去报复化为意向内容的“转换性愤怒”则能将愤怒在规范意义上得以证成。

　　就厌恶而言，作者认为其背后之情感的形而上的和心理的根源乃是通过责备和厌恶以转移或化解因人类的动物性和非永恒性而引致的内在恐惧和焦虑。特别地，作者将厌恶分为原初性厌恶和目标性厌恶两类——前者即对于诸如屎、尿、血、汗等身体排泄物的拒斥，后者即受文化和社会因素影响而对诸如种族、性别、性向、宗教等具有附随性倾向的社会群体的排斥。在努斯鲍姆看来，厌恶是对与其认为之污染发生关联而产生的反感——与其说所谓的恐惧，倒不如说其背后是一种拒斥与排斥乃至歧视与分离的心态。然而，这种厌恶本身所引致的不仅是我们与自身之生物性特征的内在紧张，其威胁的还有人的尊严、公民本应享有的平等权利以及甚至因偏见和怨怼而引发的更为激烈的社会矛盾。

　　就妒忌而言，作者认为其意向内容的核心即囿于匮乏感和无助感而产生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假想式对抗。在努斯鲍姆看来，妒忌及其所带来的痛苦背后，仍是恐惧以及与之伴生的匮乏感、焦虑感和无助感；甚者，这些负面情感会在恶性循环的过程中不断加剧。妒忌者们会因看到他人相较于自身劣势而言的优势而感到痛苦；他们对于世界图景的想象是一场与假想对手于纯粹竞争意义上的零和博弈——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针对以上或由恐惧引致或与恐惧伴生的争议性情感，作者主张通过希望、信念和爱等积极情感和人性光辉指引我们前行。在努斯鲍姆看来，希望与恐惧好似一对孪生兄弟，因其都无法对于重要事物之包含不确定性的结果完全进行掌控而往往相伴相生。希望有别于恐惧之处即在于其前展和向上的内在倾向，能够产生“安慰剂效应”并促成有价值的社会目标的实现；而所谓爱，即指在克服恐惧的过程中对于他人之所以为人的关注与尊重——这些积极情感或能成为克服恐惧的良方，并带领人们摆脱那些争议性情感之阴霾的笼罩。

　　（三）

　　在恐惧对于民主政治可能构成的危害方面，本书比较了恐惧对于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的影响程度之不同。在作者看来，专制政体依赖于自下而上的恐惧，而民主政体仰赖于彼此之间的信任。依赖不同于信任，前者只侧重功能性的需要，而后者则强调将其脆弱性主动暴露。在这个意义上，恐惧对于民主政治的危害即通过对于其信任的不同程度的摧毁，并因为信任的被摧毁而引致其他争议性情感的生发与蔓延。

　　努斯鲍姆认为，充斥着美国社会的恐惧情感至少包括以下三个面向。其既包括普通民众无法掌控其当下及未来生活而产生的恐慌与无力，也包括追求平等价值的左翼自由主义群体，对于更高程度的社会及经济平等和对于女性及其他少数者群体更加充分的保护所遭到的严重挑战而感到的失望与沮丧。特别地，最令其感到恐惧的，是整个民主系统所承载的言论自由、迁徙自由、集会及结社自由、新闻及出版自由等民主自由价值，正处在几近崩溃的边缘。鸠占鹊巢的，却是性别歧视、厌女主义和恐同主义等其他反民主的社会思潮及其在近来美国政治生活中的极端表现。

　　其中，作为长期致力于女性主义研究并密切关注女性生存状况的女性哲学家，努斯鲍姆还在书中特别讨论了针对女性的负面的政治情绪，并以此为例试图说明恐惧情感对于民主社会及民主价值的危害。首先，作者从概念分析出发，区分了性别歧视和厌女主义的不同——前者是认为女性在诸多方面不如男性，而后者则对女性充满着恶毒的仇恨以及由此催生的报复和惩罚。其次，作者从历史分析入手，通过回顾并梳理美国历史上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的发展历史，进一步指出，厌女主义包含了对于女性饱含惩罚性的愤怒，对于女性身体的厌恶以及对于女性在所取得的与日俱增的社会性成就和领导型地位的妒忌。特别地，努斯鲍姆还辛辣、犀利地批评了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选举前后的诸多言论中所透露出的上述倾向，并担忧这种植根于恐惧的性别政治会在极大程度上挫伤美国社会信任合作的基础和民主自由的价值。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分析哲学家书写的关于社会情感和公共伦理的作品，书中不乏有参考、借鉴、援引经验科学的内容。比如脑科学中关于恐惧与杏仁核的生物基础，行为经济学中关于“可用性指引”的心理动因，以及精神分析学中关于“迫害型焦虑”的情感反应。这些经验科学的最新发现和权威成果，一方面为我们理解恐惧打开了新的角度，另一方面则为我们展开对于恐惧的分析提供了不同面向的佐证与回应。

　　（四）

　　本书力所不逮之处或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基于对恐惧及其所引致之争议性情感的充分阐释，作者在本书中认定恐惧会致使人们变得自私、莽撞和反社会，进而不再友爱，削弱合作以至背信弃义。然而，对于恐惧于不同意义上的阐释或评价，诸如进化历史、心理本能或工具价值，却被作者在缺乏充分论证或回应的基础上予以排斥或否定。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在规范意义上对于恐惧的否定性评价是否为理解这一社会情感的唯一方式？

　　在本书中，作者将愤怒归结为“源于人类对于自身死亡、无助和脆弱本质的恐惧”，将厌恶归结为“以转移或化解因人类的动物性和非永恒性而引致的内在恐惧和焦虑”，将妒忌归结为“囿于匮乏感和无助感而产生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假想式对抗”。如此看来，这些争议性情感都能在某种意义上被归结为愤怒的不同表现形式。然而，我们不禁要问，真正充满争议的，到底是由恐惧引致的其他情感还是恐惧本身？

　　如前所述，恐惧来自人类对于其自身脆弱本质的无助和周遭不确定性的无力，在更大程度上是具有进化历史的心理本能式的中性情感。因而，由恐惧所引致的争议性情感并不等同于恐惧本身，对于这些争议性情感的讨论也不能取代或淹没对于恐惧情感本身的本体化分析。此外，就上述情感而言，其在私人情感和社会情感两个范畴中的具体表现颇有不同，而作者对于这些不同的区分又非常有限。特别地，作为私人情感的恐惧是如何演化为作为社会情感的恐惧，以及在此演化中恐惧的意向内容和逻辑结构到底有无变化，则是我们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

　　其二，就克服恐惧的逆向情感而言，作者给出的药方是希望、爱、信任与愿景，并主张大力发展文艺，改良媒体环境，维护宗教文化，捍卫抗争运动以及其他与之相适应的公共政策，以进一步激发出这些积极情感与全社会范围内合作及信任。然而，我们不禁要问，这些所谓的积极情感究竟与包括恐惧在内的所谓消极情感在意向内容和逻辑结构上如何对冲？面对利益、立场与理念高度分化的不同社会阶层与群体，到底有哪些政策或制度能够真的如作者设想地那样趋利避害？换言之，这种企图以积极情感化解消极情感，以真善美消灭假丑恶，乃至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的方式，是否太过于一厢情愿？对于恐惧，除了从情感的维度予以克服与消弭以外，我们是否能够（甚至是更应该）与之长期共存，和平共处，并借助社会机制的手段进行规训？

　　例如，同样作为法学家出身的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卡斯·R·桑斯坦（Cass R. Sunstein）在其著作《指向恐惧的法律：超越预警原则》（Laws of Fear: Beyond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一书中指出，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新的历史时期，全球气候变暖、基因工程、核武器、生物多样性、食品安全乃至恐怖主义，不一而足。在此过程中，法律乃至更大范畴内的社会机制的要旨之一，即指向、应对并试图化解由于风险与不确定性而带给人们的日常性的恐惧情感。因而，作者主张在预警原则之外，通过“反灾难原则”、成本-收益分析以及“自由式的家长制主义”等法律和公共政策等社会机制，使得我们更加合理地面对恐惧并更加安全地与恐惧共处。

　　（五）

　　诚然，谈到“恐惧”，我们真正害怕的是我们自己，害怕我们自身的非永恒性和脆弱本质所衍生的无助感，害怕我们周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所席卷的无力感，害怕我们无法应对令我们恐惧的人事物所带来或潜在的危险，害怕我们不能化解与恐惧情感相伴而生的足以让我们变得面目可憎的负面情感——甚至，害怕我们无法识别或认清恐惧本身，以至因为失实或错讹之判断而表现地过于恐惧或无所畏惧。

　　作为具有进化历史的心理本能式的中性情感，我们或许永远无法与恐惧彻底告别，甚至这种看似决绝断然的态度反倒是一种虚骄无力的匮乏或浮皮潦草的漠然。作为愤怒、厌恶与妒忌等其他负面情感的源泉，我们或许永远无法为恐惧真正正名，不管是将其作为恐惧的不同表现形式，还是由恐惧派生的独立情感类型。作为社会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或许不得不凝视恐惧对于民主政治可能构成的危害，尽管单凭积极的社会情感也无法将其遗毒彻底涤除。

　　然而，唯一值得我们恐惧的，不是其他，而只有恐惧本身；唯一值得我们害怕的，不是其他，而只是我们自己。不管是对于个体生命的保全，还是克服整个社会的危机，首要且必不可少地，则对我们自身的省察和对所处时代的凝视——形而上但不假大空，审慎但不乡愿式，饱含切入感但免于陷入世俗。

　　毕竟，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一过，而那些在与时代太过于一致或在每个方面都完美附着于时代的人，也因无法坚守其自身对于时代的凝视而并不能成为真正的当代人。只有既与其依附但又保持距离，既身处其中但又时刻反思，既满怀热忱但又不失批判的人，才能在面对时代的巨大黑洞和社会的重大危机，从省察中重拾前行的动力，从凝视中洞穿历史的隧道，从黑暗中投射出希望的光芒，从尘埃中渲染起清幽的芬芳。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