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琴安：35年前与艾青谈诗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艾青离世已经23年了，但35年前我与他谈诗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我崇拜上了艾青

虽然同样是“五四”以来的著名诗人，但在我们的青少年时代，可以读到郭沫若的诗，却读不到艾青的诗。当然，郭沫若的《女神》确曾使我激情燃烧，热血澎湃，由衷喜欢。后来我听说艾青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难以读到他的作品，觉得很遗憾，便四处寻找。即使只在一些陈旧的刊物上找到只言片语，我也如获至宝，抄录下来。

时值动乱的岁月，虽然焚烧了很多书，但也有不少书从封存的图书馆里流散出来，有时也会莫名其妙地流传到我们这些初中生手中。分明记得，1967年初，我不知从哪里弄到一本《艾青诗选》，青绿色封面，内封后页还有他的肖像照和《自序》。我一下就被这本书里面的诗吸引住了，犹如醍醐灌顶，《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透明的夜》《手推车》《北方》《乞丐》《向太阳》《我爱这土地》《他死在第二次》等诗，都深深打动了我，令我爱不释手。有一次在理发店排队时我也聚精会神地在读他的诗，直到理发师大声叫我，才回过神来。

从此，我崇拜上了艾青。我一边读他的诗，一边抄录，一边介绍给别人。

后来，我从报纸上得知艾青获得了平反，出版了诗集《归来的歌》，很为他感到高兴。当时我正撰写《现代诗四十家风格论》，其中也包括艾青的诗，很想有机会去北京时能拜访他，谈谈我对他的诗的看法。

1984年10月，我去北京出差，住在崇文门东交民巷的中国社科院招待所，而艾青家就住在北京站附近的丰收胡同，离得很近。于是我便在一个下午去拜访他，但他恰巧不在，从他儿子口中得知，复出后的艾青很忙，活动也很多。隔了两天，我再次登门拜访，一进四合院的大门，只见艾青正从院中走过，我忍不住一个大招手，高喊：“艾青同志！”他一怔，止步回头一看，是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我赶紧上前说明身份和来意（也许家人已告诉了他），他才释然，与我握手，引我进入客厅。

那年艾青74岁，与我想象中的模样差不多，大脑袋，大脸庞，大眼睛，很有气派，身板硬朗，穿一身藏青色中山装，朴素大方。客厅中央挂着一幅楹联，是王维的诗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想这可能是他所喜欢的。字很大，也很有气势，不知何人所写。楹联前面放着一大桌，两边放着椅子，我们就分坐在桌边闲聊起来。

我当时根本就顾不得什么寒暄，见了艾青就想把自己多年的感想倾诉出来，也非常坦率地说出了对他诗的喜欢，随后话锋一转，说：“由于您书赠给一位诗友的八个字是‘朴素、单纯、集中、明快’，因而有些人用这八个字来概括您整个诗歌创作的风格和特点，这恐怕是欠妥的，至少我是不大同意的。”

“噢？”艾青前面一直在安静地听，这时却发出了声音，看看我，鼓励道：“你说说看。”

“好吧。”我直截了当地说，“这八个字，可以说是您经过多年的创作实践的心得体会，在晚年对诗所得出的一个基本要求。如用这八个字概括您晚年的诗作《花样滑冰》等，是对的，确实显示了这些特色。但如要包括您早期的诗作，则不确切。您早年的诗歌朴素和单纯是有的，集中和明快则谈不上，非但不明快，而且可以说是非常阴暗，节奏缓慢。”好在我对他的诗比较熟悉，便一边背诵一边作为例子说明：“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像这样的句子怎么能说明快呢？可以说，您早年写的《手推车》《北方》《乞丐》等一系列诗，甚至包括《向太阳》等，节奏都是缓慢的。只有到您复出以后所写的《平衡木》等，才称得上是集中、明快……”

我只顾把心中的看法说出来，根本就没注意到艾青的想法和表情。没想到等我一气说完，他立刻说：“对！你说得很有道理。”

能得到他的认同，我高兴极了，连声说：“谢谢艾青同志！”

听艾青盛赞戴望舒

艾青的妻子高瑛很热情，为我们倒茶，有时也会坐在旁边听一会儿，有时则起身去做其它事，尽量不打扰我们的谈话。不过，艾青与卞之琳、冯至等人一样，似乎都不太习惯谈论自己的作品，但当我们谈起戴望舒，他的话明显多了起来。

“你看，戴望舒的诗写得多好哇！”他用手比划着，“他写过《灾难的岁月》《我的记忆》《狱中题壁》，很爱国，特别是他的《我用残损的手掌》……”他伸出手掌一边比划，一边背诵起诗里的句子：“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他继续向我比划着，偶尔作一点讲解，主要还是赞美：“你看，这些句子写得多好！还有‘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灰’……”

我没想到他对戴望舒的诗竟如此熟悉，便说：“你们都到法国去留学或旅学过，都受过法国象征派诗的影响，诗中都有象征性。只是所受影响的诗人不一样，戴望舒先受到魏尔伦后受到耶麦的影响，而您则主要是受阿波里奈尔的影响。”

艾青并没有回应我的话，只是继续赞美戴望舒的诗，仿佛沉浸其中，最后又说：“所以，从他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这些诗来看，这才是大手笔！大诗人！”

后来我读到一本《望舒的诗》，内选戴望舒的诗数十首，编选者正是艾青。怪不得他对戴望舒的诗这样熟悉！老话说：“同行是冤家。”艾青却不是。同样写诗，译诗，学法国象征诗，艾青却盛赞戴望舒，从中正可以看出他的胸襟。 随后，我问艾青他的近况，也跟他谈起了他近些年来的新作。他说：“他们让我看电影，有各种各样的专题和镜头。”他又用手比划起来：“有蛇，有山水，还有其他内容，希望我能产生灵感，再写一些诗。”

这时高瑛又进来了，我看看手表，已足足谈了两个多小时，便起身告辞。高瑛忙解释：“我不是来催你的，你再坐坐，我看你们谈得挺好的。”我说：“不行，已经这么长时间了，你们也该休息一下了。”艾青见我执意要走，便叫高瑛去取一本书来。不一会儿，高瑛拿来了一本《艾青短诗选》，艾青在扉页写上我的名字，赠送给了我。

客厅里挂着一幅诗人合影照，我起身时稍稍看了一下，说里面有些人曾见过。高瑛指着其中的卞之琳说：“这个人好。”又指着另一位说：“这个人不好。”我望了下艾青，他也在看，却不吭声。

走出客厅时，我忽然对艾青说：“舒婷的诗现在影响很大，很多人都喜欢。”他站住了：“你说的是那个小女孩吗？”我点点头，说：“是的。和我差不多大。”他似乎想起来了：“你说的是她呀，写爱情诗的！她到我家来过，叫我艾伯伯，就在这个院子里。”他指着自己的四合院。我认真地说：“她不仅写爱情诗，也写其他诗，有些诗很深刻，很有分量。”“哦”他将信将疑地望着我：“是吗？”

我再次点点头，并请他留步，与他握手告别，高瑛则一直送我到大门口。我已走出20多米了，没想到背后忽然传来高瑛的声音：“下次再来玩啊！”原来她一直在目送我。我赶紧回转身，对站在门口的她一个大招手，大声说：“一定来！”

直到1992年初秋，我才再次去艾青家，那时他已搬到东四的一个四合院。没想到他不在家，孙辈说人民大会堂正要开他的研讨会，忙得很。我不便打扰，便匆匆离去。

四年后，艾青去世，终年86岁。

2003年，纪念冯雪峰100周年诞辰之际，我在参观冯雪峰故居的同时，也顺道参观了陈望道、吴晗和艾青的故居。其中艾青的故居规模最大，高大的白色围墙内，旧宅、院落、草木、石凳一应俱全，院内人丁兴旺，不禁使我想起了他在《我的父亲》一诗中的有些描写。故居附近还有大堰河的墓和碑，这又使我想起他所写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于是我在墓碑前拍了张照。

30多年以后，有一次与《诗刊》社的老编辑朱先树谈起拜访艾青的事，他说：“艾青平时不太爱说话，能与你谈两个多小时，已经很不错啦！”又说：“别看艾青平时不吭声，有时一发话挺厉害的，有的人还真受不了。”

我也曾听辛笛、雁翼、周良沛等人谈起过与艾青接触与交往的印象，各人的感受都不相同。而作为后辈，我对艾青始终是崇敬和景仰的，写下这些文字，也是对他的一种真诚怀念，献上自己的一瓣心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