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1979年8月，上海市召开大型的“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创作座谈会”，我作为《文艺报》的编辑和记者应邀参加。同去的还有北京的顾骧、王兴仁、马肇元，江苏的高晓声、张弦，安徽的江流，浙江的郑秉谦、沈虎根，山东的刘知侠、林雨，江西的俞林等。我们被安排在离上海市文联不远的新乐路167号东湖招待所，各地来参会的作家批评家们有了自由交流的好机会。
这次会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上海市召开的第一次全市性的文艺座谈会，由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作主题报告，出席的人员包括文学艺术界各个行当的文艺工作者，达百余人。计有：巴金、王若望、吴强、杜宣、茹志鹃、黄宗英、峻青、任干、哈华、师陀、菡子、丰村、费礼文、赵自、周嘉俊、萧岱、李根宝、崔京生、钟望阳、王西彦、陈伯吹、贺宜、苞蕾、宗福先、姜彬、冯岗、李子云、李梦城、罗竹风、钱谷融、蒋孔阳、王元化、严励、李俊民。这大概称得上当时上海文坛的缩影了。时间久了，有的已经成了故人，故而我愿意记下他们的名字。
这一年，对于文艺界来说，是大辩论也是大前进的一年。在全国范围内，围绕着“伤痕文学”以及《“歌德”与“缺德”》《向前看啊，文艺》《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开展的讨论，一浪高过一浪。文艺界思想非常活跃，争论也非常激烈。因此，在分组讨论时，作家艺术家们的发言，不约而同地都集中到了总结“三十年”、“十七年”和“三年”（新时期）三个时期的文艺成就和经验教训上。
巴金在文学组的会上发了言。这个年轻时崇尚无政府主义、后以“大爱”（泛爱）为人生信条、经历过“文革”劫难后大彻大悟的文学巨匠，在会上大胆地举起了批评的旗子，历数文艺战线的得失，唯真理是从。他说：这次会开得很好，首先是让人讲话，发扬民主。有人说，发扬民主有副作用，但我们要把意见都讲出来，集中集体的智慧，最大多数人的智慧。1956年、1957年，发扬民主，要大家讲话，大家响应号召，讲话了，很多人却被打了下来。1962年那次批判（指文学界批判“中间人物”论）最厉害。根据以往的经验，现在愿意讲话的人很少了，因为心有余悸。摆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我在北京开会时，《人民日报》报道了张志新的事迹，号召大家学习张志新烈士。她可贵，了不起。但报道却不写割断她的喉管的事。要学习她，首先就要替她报仇，惩办杀她的人，维护党的原则。可是，同时又说不要追究凶手。这说明还有斗争。叫人讲话，还要做思想工作，有些人又怕别人讲话。
他还说：“三十年”的成绩怎么样，缺点怎么样，要让大家来讨论才行。总结“三十年”、“十七年”、“三年”的经验，要经过认真的讨论，要多征求意见。“十七年”的成绩是肯定的，不存在一条“黑线”，但并不是说没有错误。我看，运动太多了，运动一来，人人自危，保自己过关。怎样为“四化”服务？什么人为“四化”服务？外国是机器代替人力，一个现代化旅馆里看不到几个人。我在北京开会住在和平宾馆，每层楼都有好几个服务员，而旅客却要自己搬行李。提倡“为四化服务”，首先要思想现代化。否则，满脑子都是封建思想，“四化”恐怕是没有办法实现的。1954年我在人代会上发言讲官僚主义。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毛主席要大家讲缺点。对官僚主义，要嫉恶如仇。
他说：要多出作品，在多的基础上求好。在近10年中，日本作家出了很多书，而我们呢，不出书也一样是作家。陈登科提出作家应有版权，我认为可以考虑给作家版权，作家应享有版权自主权。在国际上，我们要加入版权协会。我写了篇文章，写的是把雪峰写的交代材料拿去发表，是对作家的不尊重。版权应归作家本人所有。我们的出版社想出谁的书就出，出一本书好像是给作家的恩赐。
女作家茹志鹃听了巴金的发言，深为触动。巴金发言中有的意见，就是她的创作引发出来的。她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对于总结30年的教训，也最有说服力和典型性。茹志鹃说：中国的作家写不过同时期的外国作家，是我们没有才气，没有生活，不用功吗？不是。为什么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却出不了杰出的作家和作品？我想关键不在于生活不够。鲁迅说，文学家首先是思想家，而现在作家头脑里设置了很多框框，缺少想象力，头脑这个“加工厂”失灵了。作家对生活进行思索的能力，下降到了接近枯竭的程度。从我的创作道路来看，我写了两本书，论年代，那些小说都写于50年代，到60年代创作的数量减少了。原因何在？我是1960年离开编辑部搞专业创作的。在编辑部时也没有什么照顾，都是晚上写，数量倒是有一些。搞了专业后，反而没有写多少。这几年深入生活，在生活中产生了苦闷。我发现，我这辈子，写不到公社这一级，县一级就更不要说了，同吃同住同劳动，只能在大队。罗马尼亚电影《权利与真理》的作者是中央委员。有些领导干部能不能同我们交交朋友？我们很少讲艺术实践，只讲生活，只要下去生活就好了。第二，“中间人物”的批判，对我有很大影响。很害怕，为什么只写中间人物，为什么只写小题材，为什么不写大题材？人物、题材，都分成一级一级的，我要一级一级地攀登。不断地强调为政治服务，而作家的想象力和对生活的思索，濒临枯竭的地步。我的创作的减少趋势，在“四人帮”统治之前就开始了。会上很多同志说起对我的批判，不是“四人帮”，而是指的现在。譬如《重逢》发表后，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意见，我感到，其中有来自上面的论调，并不是从作品的主题出发，而是“那个人物是否能定为打砸抢分子”之类。只抓住这些来评论文艺作品，我感到，对创作是很不利的。我的《草原上的小路》发表后，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有的批评甚至很使我感到惊讶。
我注意到巴金在仔细地听着茹志鹃的自我解剖，心里既感到快慰，又感到痛苦。他的脸上，有一种令人莫解的表情，茹志鹃的成长经历，引起他长久的沉思。这个经历过“文革”磨难的老作家，在独立地思考文坛的历史和现实，唯真理是听是他的选择。
于是，8月12日，我和顾骧决定去武康路他的住所拜访他，更多地听他对当前文学形势的意见。巴金非常热情地与我们交谈。他对我们说：“三十年”的经验要很好总结一下。这中间，外国人有很多文学作品出版，我们为什么没有作品？ 我们说成绩很大，可是我们没有多少作品。茹志鹃写了，马上就有人出来批评她，说她写儿女情、家务事。一个很有才能的女作家，却只写了两本薄薄的短篇小说。（指1959年出版的《高高的白杨树》和1962年出版的《静静的产院》）老作家也没有多少长篇，只有艾芜的《百炼成钢》。我们对作家，一是养、二是管。但管得太死，太严。要松一点嘛。一个20多岁的青年人，就把他们从生活里拔出来，让他们做专业作家，这样的办法不行。最好让他们在生活里当业余作家，不要脱离生活，他们有了困难，帮助他们解决。“深入生活”总是有隔阂的，比在生活里困难要多。我写《家》的时候，是在生活里。要让作家多写，多出作品。
时年75岁的巴金，正在翻译俄罗斯作家赫尔岑的《回忆与思考》。他说：“第一本已经排好了，今年要译出30万字，主要根据英文版，参照俄文版。这部巨著写的是俄罗斯社会，那是一个官僚主义社会，对我们今天还有用。”他说，除了翻译外，他还在为香港文汇报出版社写一本创作回忆录。下一步还要创作一部长篇，暂名《一双美丽的眼睛》，他说要写到80岁，还有5年时间。
巴金对我们的谈话，特别是他对“三十年”中我们的作家出版作品很少，出了作品就受到批判或指责，以及作家体制等等的批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只唯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谈话应该是他晚年出版的《随想录》《真话集》等系列著述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