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巴金先生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对于巴金最好的纪念，就是阅读和研究他的作品。对于巴金，迟至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伊始，大陆才开始推出陈丹晨、徐开垒、陈思和等专门研究巴金的长篇评传。而最早出现的两部关于巴金的单行本评传，分别出自法国来华传教士明兴礼和旅居加拿大的华侨余思牧先生。
写评传，明兴礼三见巴金
先说法国人明兴礼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此书虽然成稿于民国年间，但正式出版是一九五○年五月，由上海文风出版社初版。全书共八章，另有附录“巴金的创作与翻译”，按年份列出六十多种著译书目。
应该说，这只是巴金前半生即四十五岁前的评传。相对于作品的评说，其人生轨迹的描述，显得更为简略些。前二章主要告诉读者，巴金从幼年、青年到中年时的行踪，后六章对巴金的作品作了详尽评析，尤其是把巴金作品与中国现代作家相比较，又与同时代外国作家作比较，作者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是令人钦佩的。
此书有篇《后记》，因原稿是用法文写成，后有王继文译成中文，所以，《后记》其实应是《译后记》，为译者所写。约有四五百字，却透露出不少信息。文中讲到，一九四八年夏天，王继文从北京途经天津，准备南下上海，途中巧遇第二次来华的明兴礼。偶然相逢，彼此颇感欣喜，说明两人早就相识。明兴礼告诉王继文，这次回巴黎完成了博士论文，并委托王把论文中关于巴金的部分单独译成中文。这样，王把明的法文原稿带到了上海。由于王在震旦大学的工作“很忙碌，所以使这篇稿子在书架上酣睡了十三个月”。约从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间，王继文花了三四个月，于当年冬天“忙中抽闲总算把这本书译完了”。作为译者，王继文对明兴礼写的这部评传颇有见地：“作者在批评上所站的立场，在读者方面看来，也许觉得有可批评的地方，但是他的研究精神和沟通中外文化的工作，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后记》的最后一段，译者写道：“我应该向巴金先生致谢，他借给我不少的书供我参考”。可见，译者与巴金相熟，在翻译这部书时，得到了巴金的大力帮助。翻译巴金评传，又能得到传主提供的不少参考书，这是最为直接而有效的帮助。另外，这部译著得到了朱雯先生的校阅，朱是翻译家，也是巴金的好友，对于此书当是权威的审稿者。译者另提到“一位比国朋友”，其不但鼓励译者出版此书，还打算把法文原稿译为英文。不知这样的文坛好事，最终实现了没有。这个比国朋友，应该是他们共同的朋友、比利时汉学家善秉仁。
此书装帧设计颇有特色。竖式封面以巴金翻译亚奈米洛夫小说《笑》的手迹衬底，右边一幅中年巴金的钢笔画肖像。封面勒口处用来介绍作者，第一句话引用了作者的话：“‘巴金小说的价值，不只是在现时代而特别是在将来的时候要保留着，因为他的小说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转变’。这是作者在读完巴金的整个作品后，所下的一个结论。”接着说作者“早年学文学，又习哲学，在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来华研究中国文学，这本书，便是他在巴黎大学得到文学博士论文的一部分。作者用他的文学家的天才，和哲学家的冷静的头脑，来描写巴金的生活，来综合、分析、比较巴金的作品，读了本书，便会对巴金有一个系统的观念”。
可以说，当年出版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一书，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也谈不上有多少影响，所幸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一大批民国年间的文学书籍，标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巴金的生活与著作》列入其间，出版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严格来说，一九五○年的出版物，已不该划入民国范畴再行影印，这实在是个例外。主持此事的刘华庭先生想到巴金手头未必有该书的旧版本，特意到巴金府上送呈此书影印本，看巴金翻阅书页时的怡然神情，颇感欣慰。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缘起，要说到作者明兴礼。他于一九一二年九月出生于法国北部诺尔省的翁斯科特镇，一九三七年受法国耶酥会派遣来华传教。先在北京德胜院学习中国文学和历史，两年后到天津工商学院，担任体育总监和校舍学监。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他被派往上海徐家汇神学院攻读神学。五年间，他成了徐家汇藏书楼和不远处的震旦大学图书馆常客。此后，他开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并从巴金的《家》入手，作为研究巴金的起点，写作了第一篇论文《巴金〈家〉里人的状况》。一九四五年，他完成学业返回天津工商学院，担任英语教师。第二年即一九四六年，他回到法国巴黎大学，完成其文学博士论文，文中以鲁迅、茅盾、巴金、曹禺、老舍等十二位中国现代作家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关于巴金的内容，就成了后来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
一九四六年，明兴礼准备回国前转道上海，经过朋友的热心联系，获得巴金的慨允并向他发出邀请。这样，五月三十日，明兴礼第一次走进了巴金家的大门。聊谈之余，还呈上论文中关于巴金的内容，巴金回赠《短笛》《巴金短篇小说集》两书。第二年，明兴礼完成巴黎大学的文学博士答辩后，返回中国时在上海作短暂停留，第二次拜见了巴金。之后，明兴礼回到天津津沽大学（原天津工商学院）外文系，教授比较文学和法语，并继续完成关于巴金评传的最后几章，期间与巴金保持书信与书稿的往来，巴金审读了全部法文书稿，表示“我并不赞成您的一些见解，但这是我们两人立场的不同”，并就全书的结构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一九四九年七月，明兴礼获悉巴金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赶到北京第三次见了巴金，并在巴金推荐下，先后拜访了一些在京的重要作家，如沈从文、曹禺、冯至等。
三见巴金，对明兴礼来说是难忘的。之后，新中国成立，关于明兴礼的信息就消失了。他是神职人员，有一次见巴金时还穿着神职服装，应该是回法国了。离开中国前，他从巴金赠予的《还魂草》中选译了《莫娜·丽莎》，发表在当年法国《世界节奏》第一期上。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一年的六年间，巴金先后写给他三十一封信。据说，近来法国文化界方面正在与上海巴金故居合作，翻译这批书信。相信不远的将来，这将成为研究巴金的一批极其珍贵的史料。
四十多年后，明兴礼读到法语版的巴金《随想录》，于一九九三年写的回忆录中说：“作为一名耶稣会传教士，我来到中国，认识巴金，认识他的赤热的心，他的慷慨激情，他的优秀的冷静和简朴，他的忠诚友谊，以及他对敌人的百折不饶”。
无论如何，明兴礼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是第一部研究巴金的评传专著。
开山拓荒的《作家巴金》
另一种较早出现的巴金评传，即是余思牧所著《作家巴金》。此书由香港南国出版社初版于一九六四年八月。版权页上部，有该书《内容简介》：“本书是作者‘现代作家研究论丛’之一。作者从生平、生活、作风、创作实践、艺术成就、文艺观点等各方面评介了现代的伟大作家巴金，肯定了他的艺术成就，分析了他的文学创作的发展路向，指出了他的足为青年榜样的言行。本书作者是个有高度文艺修养的作家，曾对巴金的生活经历及创作经历作过深刻的研究。此次写作又获得巴金的热情协助，故此本书是一本资料最新的、观点较全面、较细致地评价了巴金的著作。它非常值得读者重视和欢迎”。
该书分八个部分，即从“巴金的童年时代”开始，接着是“巴金的家庭”“从成都到上海”“从上海到法国”“抗日战争前后的巴金”“巴金的为人”“巴金的小说创作”“巴金的散文创作”，最后的标题是“巴金的文艺思想”。
前五部分主要写巴金的生活与家庭，后三部分评论巴金的文艺创作。书的结尾，作者写有较详细的《后记》。首先，作者谈了这本书的写作缘由。从五十年代起，香港南国出版社先后印行了巴金的多种著作，深得广大海外华人欢迎，有的列为高中华文课外必读书。更有不少读者读了巴金的书，纷纷向出版社打听作家的各种情况，出版社无法一一回答，就商请作者写一部介绍巴金的书。
作者十多岁读高中时就是一个“巴金迷”，后来，作者做了老师，走上讲坛，讲过巴金的作品，也写过一册《巴金杰作选讲》。所以，出版社及朋友们鼓励他写巴金评传，还送来了不少相关书籍供他参考。从一九六○年底起，作者开始系统地读巴金著作，尤其是《巴金文集》前九卷。真要动笔，仍觉得困难重重。他不知道巴金的地址，就鼓起勇气给巴金写去一信，寄往北京中国作家协会请求收转。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巴金在第一次回信中写道：“您要写关于我的过去的书，我不反对，也愿意帮忙。”信中，巴金耐心地回答了五个问题。又寄去作者不易买到的《巴金文集》第十至十四卷，以及相关资料。在以后三年多时间的写作过程中，巴金一直给予作者关心和帮助。初稿写成后，作者呈请巴金作了审阅修订。正如巴金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给作者信中所言：“别的意见我都不讲了，因为一，这是您的文章，当然有您自己的看法，二，我也很忙，没法写较长的信。”
《后记》结尾处，作者写道：“我尊敬巴金先生，喜爱他的为人及作品，但我觉得巴金先生或读者，一定愿意及希望，我在写作中能具有科学精神，并不以个人的兴趣和感情来代替它。所以，我没有把自己所敬爱的作家描写成完美无缺的理想人物，我虽努力意图用科学观点，来分析和评论巴金先生在各个历史时期和时代环境中的成败得失，并分析和谈论巴金先生的创作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优缺点所在”。
这是文学作者、尤其是人物评传作者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实事求是文风。
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巴金给作者回信中说：“南国出版社重印《作家巴金》，我无意见。增加年表，也好。”从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后期，巴金前后一共给余思牧写了二十七封信。几乎每次回信，都会谈及《作家巴金》的书稿。这些信的内容，近年大多得以披露。
关于作者余思牧，《巴金文集》的注释是这样写的：“加拿大籍作家，企业家。”他祖籍广东，一九二五年五月出生于加拿大，父亲在当地经营一家超级市场。他五岁返回广州念书，广州沦陷后转学到香港培英中学续学，并开始爱好文学，出版第一本小说集《中华儿女》。香港沦陷后，他又回到广州，在广州大学附中完成高中学业。后因战乱，一度逃难至粤北、桂林、贵阳。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广州大学读经济系，又北上苏州，攻读东吴大学法学硕士，毕业后任教广州大学兼任出版组主任。一九四九年应聘担任香港八达中学校长，同时被聘为长城、凤凰两家影业公司编辑。五、六十年代，他先后任香港万千出版社、凤凰出版社和南国出版社总编辑。一九六八年，他移居加拿大。余思牧倾其全力在香港出版了《巴金文集》十四卷本，对于巴金的著作在东南亚一带的传播功不可没。
此书封面设计亦富特色，中间是一幅毛笔绘制的巴金肖像，下部嵌书名《作家巴金》。此书初版一售而空，在以后的十多年中重印达二十一次，累计印数达三万三千册，影响遍及我国香港，远播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尤其在华侨读者中久负盛名。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余思牧多次来上海看望巴金。他在晚年病魔缠身的情况下，把二十万字原著扩展到八十余万字。二○○六年四月，他在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了精装两卷本的《作家巴金》增订本，实践了早年许下的一个心愿：“待我在稍后的时间中，能在大家的帮助下重写一次，以便较全面的，较正确的介绍巴金先生，较具体的，较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巴金先生的创作思想及艺术成就”。
对于作者及早期出版的《作家巴金》，诚如巴金研究专家陈丹晨先生所说：余思牧“是一位传奇人物，《作家巴金》具有开山拓荒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