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周一良先生

周一良

当年考大学，北大历史系只在上海招一个，听说似乎是内定了要招如今已在美国费城大学的杨继东兄的，何况我的第一志愿是考1949年以来只是第二次招生的梵文巴利文专业，也是推荐特招的。因此，尽管我的历史考分是当年上海的最高分之一，但我进的却是外语类的东方语言文学系，并不是历史系的学生。而且，大概是在我进大学的前一年，一良先生就已经退休了，所以我没有听过周一良先生的课。可是，不管按什么标准来看，我却都应该算是一良先生的学生。当然，只能算一个差生。

道理很简单：我的恩师季羡林先生和一良先生是多年的好友。一良先生为《季羡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口述写的“序”，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回想1946年春，陈寅恪先生在欧洲治疗眼疾，不幸未成功，取道美洲返国，赵元任先生夫妇从剑桥开车去纽约码头探望睡在普通舱、没有下船的陈先生。我与杨联陞兄随同前往。就是这次从陈先生口中听说在德国学习梵文的季羡林先生。这已是55年前的事了。1946年秋，我回到北平，在北大红楼得识季羡林兄，两人共同语言很多、问题看法往往一致。

《周一良全集》

大约是1985年，我在读大学二年级，写了一篇考证佛教传入日本的最早时间的文章，呈交给季羡林师。当时还不怎么懂事，不知道应该珍惜老师的宝贵时间，什么烂文章都往季羡林师那儿送。季师自谦，说对这个问题素未留意，亲自具函请一良先生和严绍璗先生审阅。一良先生的审阅意见有满满一纸，鼓励之意、提携后进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也婉转地指出，文章的结论似乎不够稳固，还有进一步收集资料的必要。文章经过修改发表了，我也从此开始时常到燕东园24号一良先生的寓所拜访请教，总是如沐春风。一良先生字字珠玑，我是只恨耳朵不够用。最难忘的印象是，一良先生对书极熟，我不记得他当场翻过书；此外，就是一良先生的外语，英、德、法、日自不必说，偶然一露的梵文，发音也是非常到位。小孩子不懂得应该克制一下好奇心，我就直接问过一良先生何以臻此？一良先生似乎并不以为忤，答曰：他自己有时也觉得有趣，自己酷爱京剧，连形容陈寅恪先生讲课之精彩也是“真过瘾，就像听了一出杨小楼的拿手好戏！”可是，唱起京剧来，却是五音不全、荒腔走板。然而，外语定音却从来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后来，我去了德国留学。回来已是上世纪80年代末了，写了一篇文章，比勘马鸣的“Buddhacarita”诸梵本，试图归纳写本系统。原来是洋洋洒洒数万字的，季羡林师像当年他的导师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对待他的博士论文一样，用一个前括号、一个后括号，将我自鸣得意其实尽是废话的“导论”完全删落。剩下的就是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创刊十周年纪念专号）上的《试论马鸣〈佛本行经〉》。里面提到了一良先生发表在1948年4月17日《申报·文史副刊》第19期上的《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认为一良先生“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是，我和一良先生的意见也不尽相同：“不过，周一良先生‘佛本行经和庞大的佛本行集经尤其无干’的说法似乎可以商榷。实际上，《佛本行集经》主要是引文，尤其在第四至第九品以及第十一品中更是大段大段地抄自《佛本行经》。这个情况琼斯顿早已指出了。”现在看来，先不说当时才24岁的我的这段话语气显有不逊之嫌，若就事论事，一良先生关心的原本也只是“名称和译者”，我的问题不在一良先生的题中，我的蛇足之论才真正是“无干”。一良先生岂能不明白？然而，当我前去拜望时，一良先生主动提到我的文章，微笑着说：“我的这篇文章发表了几十年，石沉大海，没有反响。你是第一个注意到的。我送你8个字：‘空谷足音，后生可畏。’”我敢保证，这句话我记得一字不差，因为能得到一良先生的称赏，要说不得意，那就实在是虚伪了。多年以后，我明白了当时没有意识到的冒失，却在1996年收到了《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不禁还是首先翻到那一篇，在文末看到了这么一句：“［补记］《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载钱文忠同志《试论马鸣〈佛本行经〉》，对此文有所引申论证，希读者参看。1993年2月编定自选集时补记。”1993年,我离开北大，几年间在南方漂泊，人隔千里，我只觉得一良先生离我从来没有那么的近过。

我的脑海里满是和一良先生相晤相对的影像，挥之不去……

1990年8月，我得到联合国“10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沙漠路线考察乌鲁木齐国际研讨会”的邀请，当我知道一良先生竟然也去时，我大喜过望。就赶忙与一良先生相约，一同飞往乌鲁木齐。就在北京机场，我亲眼目睹了不能忘却的一幕。本着“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我提出要替一良先生提包，一良先生却一直不肯。不料一进机场大厅，一良先生却把包往我手里一塞，自己加快脚步，以近乎小跑的速度向一个人迎上去。等我醒过神来，赶上去，就只看见一良先生微躬着身，握着那个人的手在问：“您身体可好？您也去开会啊。”我在旁边定睛一看，那个人似乎不见得比一良先生年高，个子瘦小，腰板笔直，双目精光四射。手提网兜一个，内装老式脸盆暖壶，似乎颈后还有一顶草帽，仿佛要下乡的样子，这在满是西装革履的候机大厅里可是有点突兀。那人却神闲气定，丝毫不觉得自己和周围人有什么不协调。一良先生回过头来，为我介绍：“小钱，这位是林志纯林先生。”见我一时没有反应，一良先生又补上一句：日知先生啊。”日知先生，那可是比当时已经77岁的一良先生还要年长许多的，哪知看上去如此矍铄，我赶紧鞠躬如仪。一路上，两位先生不顾苏制图154震耳的噪音，不停地亲密交谈着，看来他们也是许久不见了。我观察着一良先生，他在亲密中一直不失对年长者的关切和敬重。这是多么生动的一课。我有幸忝列日知先生的弟子黄洋兄和金寿福兄的同事，前不久还和他们谈起这件事。不过，我想，此生此世，恐怕我是不太会再谈的了。

尽管我见到不多，但是，一良先生也有批评人的时候。就在那次会上，我用英语宣读论文“TheAncientChineseNamesofIndiaandTheirOrigins”（《印度的古代汉语译名及其来源》）。读完，坐到一良先生身边。一良先生就说：“accent（重音）错了好几个。”然后复述，为我纠正。我在佩服一良先生的过耳不忘的同时，更多感觉到的是一种暖暖的感动。

如果说这样的批评还是慈眉善目的话，那么，儒雅矜持的一良先生也还有怒目金刚的时候。可能说怒目有些过了，但是，的确是金刚般的严肃。还是在那次会上，一良先生忽然对我说：“这成什么话，简直岂有此理，丢脸丢到家了。你看———”我惊讶地接过一良先生递过来的一篇论文，不禁也为之脸红了：在该文的英文摘要里，提到不少日本学者的名字。作者不知道这些名字日文的罗马字母围写拼法连字典也懒得查，也不去请教懂行的人，居然径直以汉语拼音出之。举个例吧：中村元不说HajimeNakamura,而说Zhongcunyuan；汤山明不说AkiraYuyama，而说Tangshanming！我想,这样的“学者”今天大概是还有不少的吧，似乎大可不必为他们脸红的。

另一次是在北大校园司徒雷登的旧居“临湖轩”。一位外国学者来访，举行一次范围不大的交流活动。事先考虑到与会者未必都能讲外语，准备了翻译。偏偏有那么一位很有些年纪和地位的学者，不知藏拙，坚持自己讲英语。那实在是不可卒听的“英语”，悍然不顾一切的发音和语法规则，直听得人肚肠根和牙根一同发痒。散会，陪侍一良先生回家，我斗胆发表了自己的听感。一良先生的回答是：“不知羞耻为何物，要是有个地洞，我都要替他钻下去。”

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了。可是，有一件和我的命运最直接相关的事，也是一良先生最令我感动的一件事，我却是在几年以后才知道的。

有一段时间，我有五六年时间不能到学术机构工作，苦闷是可想而知的了。一天，忽然有位朋友传话，说王元化先生让我去看他。我与王元化先生从来没有见过面，王先生的地位是那么崇高，自己当时又多少有些自暴自弃……不过，考虑再三，我还是遵命趋谒了。从此，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又多了一位恩师、严师，在王先生和其他先生的关心下，不久我又得回到了学术生活中。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想想也实在很是奇怪，王先生是怎么知道有我这么一个不成才的年轻人的？终于有一天，王先生仿佛不经意地问我：“文忠，你知道是谁最早向我提起你的啊？”老先生好像认定我想不到，就直接说道：“是周一良周先生。”王先生接着说：“我和周先生并不认识，有次开会才遇见。会议安排我们坐一辆车。周先生握住我的手，介绍了你的情况。还说你这个小孩子很倔，认为在上海只有我才可以管住你，不能让你再漂下去，你还是应该做学问啊。”

这实在是……我的确没有想到。可是，我为什么想不到呢？我难道不应该想到吗？当时，我的脑子轰的一下，胸口也受到重重的一击，鼻子不争气地直发酸。我傻傻地看着神色凝重的元化先生，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