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学》2019年第1期｜侯磊：地坛有神

一

我总是忘不了小时候第一次逛北京地坛公园时的情景，想不到世界上还有如此静谧幽雅的地方。

那是早春一个浓雾弥漫的清晨，铅灰色的天空显示着它的冰冷，连绵不绝地凝聚着的乌云像远方积雪的山峰。雾如同许多白色的飘带，它苍松翠柏缠绕了又解开，解开了又缠绕。叶丛和枝丫则由于风的吹拂，如一张活动的网似的来回摇曳，呼呼的啸声仿若在演奏千百架风琴。鸟的鸣声犹如添上了蒙蒙细雨，寥落的游人点缀出这里不是旷野，而那个园的主题建筑——祭坛，被我视为神圣。我想，这园子里肯定有神，就叫这个神为园神吧。

我从小好动，觉得家就像一座监狱。父母工作忙，为防止我到处乱跑，常把我锁在屋子里，稍大一点就锁在有花草的院内，看院墙内四角的天空，幻想着外面的花草树木与院内的有什么不同。一旦被放出院门，缤纷的万物给我强大的视觉冲击。于是以家为起点，出了胡同东口，向北走过两个十字路口，过了护城河，面前是一座高高的大红门。看门人拦住了我，问我是否有大人同来。我一边答没有一边往里走。他一把揪住我，像拽小鸡一样拉出来。我只有向后转，转身的一刹那我抬头看见了墙上的木牌，那四个字我从小就认识：地坛公园。

当我上学后，地坛是我跑步的折返点。从家跑到地坛门口再跑回来，用不了半个小时，后来跑得快了，穿上球鞋用不了一刻钟。跑到大门口伸着头向里面望，看着游人从我身边掠过，进去或者出来，他们像进牛奶站取牛奶一样，进去时空着手，出来时得到了想要的东西。时间一长，看门人问我为什么不进园，我说学校不让，逛公园要有家长带着。看门人笑了，说现在的孩子、家长、学校都怎么了，我像你这么大时自己到护城河什刹海，夏天游泳摸鱼，冬天滑冰。我在想他是不是前几年那个把我揪出去的人，我感到我有了进园的权利：我长大了。

有一年寒暑假的时候，我每天能到地坛玩一趟。在这里，我会打球、跑步、赏景，看别人抖空竹、翻着花样踢毽子、听地道的胡琴和西皮二黄。会带着一根标枪，到一片林子里，把标枪扎在地上拉羽毛球网，另一端系在一棵树上。跑步时会把砖地上匍匐的蚯蚓轻轻拾起放回草丛，防止它被人拾去做鱼饵。路过靠近东门的一个小池塘，会围着池塘跑一圈，看园林工人在池塘里捞啊捞，一把捞出只大号的茶叶色的青蛙来。我捡个塑料袋，套上它带回家当宠物，放进水盆去，看它游泳；又双手举着它四处找女同学，请她们把青蛙当成王子。不过第二天，还是放回小池塘去了，怕它生气。

我在地坛北面的和平里上学，家在地坛南面的北新桥，我骑着一九九六年花三百块钱买来的深蓝色宽轱辘变速自行车，下午放学后经常骑车进了地坛。我有位同学的家就在地坛中的平房里，他爷爷是地坛里的老员工，一住几十年。我羡慕得像吃不到葡萄的狐狸。我每天放学骑车与他同路，从北门或东门进，从南门出，穿过地坛回家。每当骑到门口古老得发光的石头地时，会有人从门房处喊叫，要我们下车买票。这时同学就头也不扭地喊：“三号的。”于是，我们大摇大摆地进去围地坛骑一圈，他转身消失于家门口，我再骑车出南门。我还特意问过他，你家人见过史铁生吗？追问过他几次，总是得到失望的回答。史铁生是谁呢？过一阵再问吧。

二

史铁生是谁呢？他是位失恋者和自杀未遂者。史铁生住友谊医院，他听说自己将永远站不起来了，就去摸电线。第一次，他被电打晕了，没死；第二次他特意选在夜里，将拆下外皮的电线层层缠在腰上，正要摸电门时，被偶然来查房的医生阻拦。另一件事，是他和一位有海外富商背景的北京女孩恋爱了，那女孩用轮椅推着他出门，后来他们的关系被女孩家里人所阻隔。史铁生突然重重地摔了一个陶瓷的笔筒，一拳打碎了桌子上的玻璃板，发出一声困兽般的号叫。（以上内容由史铁生挚友孙立哲先生在电视节目中讲述。）

史铁生笔下的故事中，爱情与死亡占了大多数，我想他没少读加缪，可作品里面有汪曾祺+杜拉斯+罗伯·格里耶的劲儿。他还喜欢刘小枫和林达的书。史铁生人活得现实，而文章一点也不现实，都是寓言、哲学和诗。如《命若琴弦》，一个老盲人带着一个小盲人弹琴；如《毒药》，一个小岛上人们为了比赛养金鱼而配置毒药；有时，我不大希望《我与地坛》入选中学课本，更不希望被出成考试题。因为它真的不是写残疾人在颓废中沉思，达到某种人生境界，并在现实中靠写作获得成功的事。

史铁生是写出了“一句话”的作家。

很多时候，人们只能记住作家或诗人的一句话， 顾城被记住的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培根被记住的是“知识就是力量”。作家必须写出一句被所有人都记住的话，而很多作家没能写出那句话。史铁生写出了，就在《我与地坛》里：“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但这仅仅是前半句，后半句史铁生没有写在纸上。后半句话与前半句接起来是：“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我像一个期盼节日的孩子那样期盼着死。”

“我像一个期盼节日的孩子那样期盼着死”，这是潜台词，我不该说破它。

从这个角度讲，《我与地坛》最不励志也最不适合入选语文课本。它以铁的事实和纪律告诉你，如果你像史铁生一样死不成，那只能死皮赖脸、毫无尊严地活着。

史铁生承受了太多被回避的痛苦，却仅隐隐地说过一点点，比如他和母亲的关系，他和前女友分手的往事。活着比死了更艰难，而他选择了艰难，他活下来了。柔肩担苦难，妙笔做文章。英雄不是美国大片里的超人拯救世界，是残疾人面对着膜拜超人的世界，一个人在角落里，默默地活下来。而英雄的表面不是俊男美女，就是像史铁生一样的普通人。

在《我与地坛》发表了十几年后，史铁生双肾衰竭，只能靠透析活着。从他的《病隙碎笔》中对自然、生活、情爱、信仰的论述，我知道他已参透了生死。一个最喜欢足球和田径的男孩子在他二十一岁那年双腿瘫痪，他是怎样活到现在并用笔留下了上百万沉甸甸的文字，给我这样像他当年一样无知的孩子留下一座充满幻想的地坛，还介绍了地坛的园神？上帝给每个人的都不会太多，他给了史铁生残疾的双腿和哲人的大脑，使他成为失明的海伦·凯勒，成为失聪的贝多芬。

三

北京有天地日月四座坛，都是祭祀用的，清亡后就都荒了。在民国时的呈文里，地坛是“内坛外坛荆棘遍地，瓦砾积秽，蒿草陌人”。但经过建设，先后叫过“京兆公园”和“市民公园”，曾创办过“京兆养济院”，让贫民在此学点简单的种植方法和手艺。也曾在园里建设了世界地图园、共和亭、公共体育场、演讲台、通俗图书馆等，都已踪迹无存。值得一说的是共和亭，一个亭子里挂上汉满蒙回藏五大族的圣人画像和文字介绍。汉为黄帝、满为努尔哈赤、蒙为成吉思汗、藏为宗喀巴大师，而回为穆罕默德；为了尊重穆斯林不拜偶像而没有画像，只有空白。

军阀混战时，这里经常驻军；抗战时期，日本人在西郊修机场，把失去土地的贫民迁到地坛里来耕种，就此公园改成了菜园。解放后再次荒废，大半作为绿地，搞过一些展览，存放一些国庆游行的彩车。人们能随意进来。地坛卖票始于一九八四年，票价五分。

这里面最荒的时期，大概是“文革”时被叫作“革命公园”的时候。园里只有些工程队在漫不经心地修缮大殿（不修就塌了），修的时候还顺便拆了一座钟楼和两个井亭。而北京的孩子都上山下乡当知青去了，空旷得园神时不常地想显灵现身。就这样过了些年，有位作家史铁生，摇着轮椅来这里跟园神聊天。

我最喜欢民国时地坛的一张照片，是公园的二门。门是红色，上面戴个绿琉璃瓦的歇山顶，远看小巧可爱，近观大气庄严。而门的背面两边有竖写的字，右为“言忠信”，左为“行笃敬”，楷体粗壮，厚重端庄，恐怕这是园神的主张。

有一次，我来到办过多年的地坛书市，这才明白，每次书市，书越来越少，卖杂货的越来越多，像杂货市场。再后来，就不办书市了，管理部门把地坛翻新了。仿佛这才想起来要保护古建筑。从那以后，公园里有了精心养护的笔直的园路，宽敞的广场，艳丽的鲜花，柏树成行，绿草茵茵；没有栅栏的地方拦上了栅栏，园中的土路绝迹了，铺上了地砖，长满木耳的木栅栏绝迹了，墙院建筑都刻意地装修过，昔日的皇家坛庙衬托得愈加像个人民公园。每当抬起头来，目光抬过那围脖似的红墙，都能看到有光从不远处高楼玻璃上反射过来，给地坛增添了新的光辉。

以前进园，听得最多的是悠扬的胡琴声，现在是震耳欲聋的广场舞歌曲。唱广场舞歌曲的人多得如军队拉练，不由得让我担心起园神听了这么多年吵闹，恐怕也早已从地坛南门出去了。

四

那时候，有消息说史铁生病重，所以我绝望地写下“生的生命之船不幸触礁，可能来日无多”。纵使把苦难形容出很多意义，把人对绝望的无助说得感人异常，但言说的意义也无法抵制残疾的现实。一回到每日的柴米油盐，便将一切词语打回原形，围观者的鼓掌不解决实际问题。人无法扼住命运的咽喉，我们只能在口头上战胜苦难。

直至公历二〇一〇年的最后一天，史铁生被上帝召唤而去了。他不用受苦了，但地坛还在那里。

据说在一九九〇年世界杯期间，有一次作家朋友们去沈阳做文学活动，把史铁生也带了过去，课余时间，作家们玩嗨了，开始踢足球。因为人不够，他们就让轮椅上的史铁生守大门，还跟对方说，射门时轻点，别把坐轮椅的守门员踢坏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史铁生说：“哥们儿，那一刻我百感交集啊！”

他昼信基督夜信佛，佛陀为体，耶稣为用。他通过写作出名，结婚但没养孩子；写电影电视剧，出国访问，靠体制解决部分医药费。他从胡同平房搬家到楼房，还延续着整个八九十年代的精神生活。他一直是八十年代穿着毛衣、戴大镜片宽边眼镜的文艺青年。

作家止庵见史铁生，史铁生见面就问他：“你最近在读什么书？”止庵后来讲，史铁生一直有点八十年代的状态，见面还问在读什么书，就像他身上穿的旧毛衣。

那个年代，地坛成了菩提伽耶（佛祖成道处），你可以把任何一株古树当作菩提树。地坛的园神为史铁生提供了一片旷野，又提供了人间世相，更提供了一个大趴乐方（北京话：平台，源自英文platform）。

可能是史铁生坐在一个大众对文艺感兴趣的年代，犹如坐在国王的宝座上。

那时中国刚刚走出“文革”的影响，一切兴旺如骚动之春，人人都穷，但人人都热心肠，互爱互助，甘于平凡，心无芥蒂。我帮助了你只是搭把手的事，绝不会当作人情筹码来换取人脉与机遇。那时讲究助人为乐与见义勇为，也有情商和人脉，但那不是追求；他的生活中，充满这种时代热情的帮助。那时残疾人的设施没那么完备，但人摇着轮椅走在大街上，不一定会恐慌。

五

我常常想史铁生残疾的事。因为残疾，所以去地坛；因为去地坛，所以思考；因为思考，所以写作。我不大认可，“残疾人没法干别的而更求助于思考”，这逻辑说不通——仿佛对他来说，残疾只是人生中“顺便”的事，犹如他随身携带着一个果子。

如果写文人列传，大多会这般下笔：鲁迅，幼年丧父；司马迁，下狱受刑；曹雪芹，举家食粥……史铁生便是：腿有疾；或：身不便。罢了，就三个字，随后再写他的功绩，性通灵，善哲思……总之，他不残疾也会写作。什么都不会才当作家，这本是作家的自嘲。

现在北京没有荒废的地方了，一切那么精致，一切那么摩登。除了文学活动中缅怀史铁生的那几个小时，我们已不需要他。

恶是善的缺乏，正如残疾是人的缺陷。每个人都有所不能及的地方，这便是残疾。人与人之间此长彼短，此消彼长，绝无多少。看他人之恶，有助于见自己的可恶；发现别人的残疾，有助于发现自己的残疾。残疾不残疾都要思考，因为每个人都会死。而面对死亡，我们每个人都想求解脱。史铁生一生都在扛着苦难求解脱，他血淋淋地扒开求解脱的整个过程。他用最柔软的一面，去触碰现实的坚冰。

是八十年代对爱与死的观念，帮助史铁生活了下来。而我在地坛里自问自答，若我突然瞎了，哑了，残了，能像史铁生一样活吗？

不，没戏！

苦难是你自己的，别人用语言给你支持，抵抗不了残疾的绝望。

史铁生是用内心的扭曲与疼痛之血来写作，他是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普通人兼救世主。可事到如今，还是有学者不理解他，认为他的《病隙碎笔》只写了他思考的过程，而没有给我们答案。但就一个从残疾日渐走向死亡的病人而言，思考的过程远比结果更重要。正如他所说：“生命本无意义，是‘我’使生命获得意义。”

——是史铁生这个名字，赋予了那一具双腿残疾、双肾透析、头发不多、戴着大黑边眼镜的肉身以生命的意义。残疾的苦难，配不上他的文字。他并没有战胜苦难，只是把苦难吞了下去。

侯 磊：一九八三年出生，北京人。青年作家、诗人，昆曲曲友。曾做过编辑、教师、记者等。著有长篇历史小说《还阳》、笔记小说集《燕都怪谈》，以及文史随笔集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