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学“开山始祖”:顾炎武

顾炎武出身于江东望族，明末家道中落。幼年承祖父命出继堂叔为子，嗣母王氏，十六岁未婚守节，抚育他成人。他相貌丑怪，瞳子中白而边黑，性情耿介，不谐于俗，唯与同里归庄（玄恭）为挚友，时有“归奇顾怪”之谓。

少时深受嗣祖顾绍芾的影响，关心现实民生，注重经世学问。十四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便与归庄共入复社，与复社名士纵论天下大事，反对宦官擅权。二十七岁乡试落第后，他“感四国之多虑，耻经生之寡术”（《亭林文集》卷六），断然弃绝科举之道，发愤钻研经世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全国各地山川、地理、农田、水利、兵防、物产、赋税、交通等资料，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书未成而明亡，清兵南下，昆山城破，嗣母王氏绝食二十六日，慷慨殉国，遗命勿仕清廷。顾炎武深受感动，与归庄等人以匡复故明为志，积极投入苏州、昆山、嘉定一带的抗清武装斗争。起义失败后，他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随行的骡马驮着书籍，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清顺治十三年（1656），只身北上，十谒明陵，遍游华北，所至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尤致力边防和西北地理研究，并垦荒种地，结纳同道，以图恢复。康熙七年（1668），为山东“黄培诗案”株连入狱，经友人营救获释。

顾炎武律己极严，身处逆境而终无颓唐之想，刚正不阿，坚毅不屈，一生誓不与清廷为伍。其诗《精卫》写道：“尝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对于投清变节者，他毫不留情，愤然直斥：“蓟门多狐鼠，旧日须眉化儿女”。康熙十六年（1677）开博学鸿词科，都中争相举荐，他致书曰：“刀绳俱在，毋速我死。”并郑重声明：“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次年议修明史，总裁叶方蔼又特邀他入明史馆，他严词拒绝，回信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亭林文集》卷三）其超行气节，令清廷都敬畏不已。

此后，顾炎武客居山西、陕西，潜心著述，不再入世。晚年筑土室于华阴丛冢间，与妻偕隐，自署门联云：“妻太聪明夫太怪，人何寥落鬼何多。”并说：“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势。”可见即使隐居，仍不忘其志。康熙二十一年（1682），卒于曲沃。

顾炎武阅历深广，学问渊博，著述宏富，今可考见者已有 50 余种，代表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他于经史百家、音韵训诂、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乃至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水利河漕、兵农田赋、经济贸易等都有精湛研究，为清代学术开辟了众多门径。如在经学上，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注重确实凭据，辨别源流，审核名实，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在音韵学上，考订古音，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在阐明音学源流和分析古韵部目上，有承前启后之功，被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其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音学五书》中。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为其鲜明旨趣，认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并以其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清代朴学的先路，对吴、皖考据派有深刻影响，被誉为明清学问有根柢第一人，成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思想家。

顾炎武强调为学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秉承“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古训，认为对社会历史（“文”）的探讨和操守气节（“耻”）的砥励，同样重要；还提倡“利国富民”，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更是影响深远，流传至今。

顾炎武的治学思想同样贯策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主张作品应为“经术政理”服务，认为“文须有益于天下”（《日知录》），“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三）。又说：“诗不必人人皆作”，“和韵最害人诗”，反对一切阿谀、剿袭及无聊的应酬文学，提倡严肃的创作态度。他主张“诗主性情，不贵奇巧”，但并不一般地反对运用技巧。他指出《汉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史记》则“情态横出，文亦工妙”，所以他认为《汉书》不如《史记》。他反对盲目地摹仿古人，曾批评一位朋友的诗文说：“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与人书》十七）

顾炎武的文学成就主要以诗见称，现存各体诗412首，其中包括徐嘉《顾诗笺注》的《集外诗补》中所收的4首佚诗。顾炎武生当乱世，诗歌创作的现实性和政治性十分强烈，形成了沉郁苍凉、刚健古朴的艺术风格和史诗特色，精神骨力，接近杜甫，成就很高。沈德符评他：“肆力于学，……无不穷极根柢，韵语其余事也。然词必己出，事必精当，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两者兼有。就诗品论，亦不肯作第二流人。”（《明诗别裁》）如著名的七言律诗《海上》四首，关心恢复事业，悲感苍凉，林昌彝在《射鹰楼诗话》中便评曰：“独超千古，直接老杜。”

清军南渡，一路烧杀淫掠。顾炎武写下了一系列国亡家破、长歌当哭的壮烈诗篇。他在《秋山》中描写江阴、昆山、嘉定等地人民抗清失败后被屠杀劫掠的惨状：“旌旗埋地中，梯冲舞城端。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冈峦。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红颜”，“烈火吹山冈，磷火来城市。天狗下巫门，白虹属军垒。可怜壮哉县，一旦生荆杞”。杨廷枢、陈子龙、何腾蛟等抗清不屈而死，他都作诗哀悼。他起初寄希望于南明政权，在《京口即事》中，他将督师扬州的史可法比作东晋志图恢复的祖逖。南明唐王遥授他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他收到唐王的诏命后十分激动和兴奋，《延平使至》诗中写道：“身留绝塞援枹伍，梦在行朝执戟班”。南明政权相继覆灭，使他深感悲痛，以“春谒长陵秋孝陵”（《重谒孝陵》）寄托胸怀。《五十初度时在昌平》、《一雁》、《元旦》、《又酬傅处士次韵》、《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井中〈心史〉歌》等，都表现了他直至垂暮之年，怀念故国之心仍耿耿不释。

顾炎武同时也是出色的散文家，他的书信笔锋锐利，议论文简明宏伟，记事文如《吴同初行状》、《书吴潘二子事》等，或揭露清军屠城罪行，或表彰志士的高风亮节，读来情景如在目前，人物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