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故事|中篇小说|

作者：霍炫吉

　　直到现在我还会梦到：1966年冬日黄昏，我倚在开往北方的列车中，我的新娘为我朗读莱蒙托夫的诗，她总细细的说：“好听么，我再给你读一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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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8岁前，“父亲”只是一个想象中的概念，他我心中最大的迷。在我们家族中，大家每时每刻都会感知着他的存在，却都默契的回避他，他是一个在人间和牌位之间徘徊的影子，是一个禁忌。即使是我妈妈，在我反复的逼问下也只是含糊其辞：“他去远处了”。我的好奇心被这神秘的咒语激发，在家里没人时不断挖掘他的遗迹：我在书房中寻到几本英文书，我妈妈是不懂英文的，况且上面有着男性的秀丽笔记，我拿铅笔去追随每一个笔迹，顺着那蜿蜒的曲线无限追溯，到他最初落笔的时光；在柜子最上面的小皮箱里，我找到一套白色西装，拿皮尺测量，它的主人足有一米八高。我把西服挂在屋子的最高处，整个下午坐在地上仰望它，阵阵的风将它吹得舒展荡漾，我情不自禁地去抚摸那隐形英雄的袖口，幻想他带我去远方；最后我在妈妈床边的抽屉夹层里发现了她隐藏的秘密：一本相册，和一叠信。我知道这是揭开封印的时刻，一切神秘的终点，迫不及待地打开相册：一位身着军装的年轻男子正冲着我笑，眼睛里发出光，那种我在梦的最深处反复预设的光，来自原始洪流时代吸走一切声音和图像的光，如今它毫无掩饰的出现在面前，我说不出话也听不见声，伏在上面嚎啕大哭。一个小时后，拆开信时，发现上面有太多的泪痕，在模糊的字迹中我认识了我的父亲：1938年，他20岁，从大学里投笔从戎，参加黄埔军校第十五期；他参加过第三次长沙会战，随后远征缅甸，受过重伤；1946年他被授予上校军衔；后在东北、苏北作战；1950年秋天，在镇反运动中被枪决，那时我刚出生。

　　尔后，我最喜欢1940年父亲在黄埔军校的毕业照和父母1948在天津的结婚照，在没人的时候触摸上面的每一寸，直到相册被烧成了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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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个狗崽子，沉默与忍耐是最适宜我的原则，我侥幸地上了高中，可那是1966年，烈日灼人。身边的同学先后的投入到“触动人灵魂”的运动中，旗帜飞扬，司令遍地，空气中飘浮高音战歌和革命的尘土，全是血的味道。而我不许革命，只能是被斗争的对象。我妈是极明智的，在革命小将来抄家前就把所有的书籍、文玩、照片、衣物和记忆堆成小山，点燃火柴，她像一块冰在边上直直站了一夜，直到风把灰烬吹灭。一拨拨来抄家红卫兵都失望而归，而我和我妈恭顺接受凌辱的态度也使他们提不起劲，我们成功的自保了。而住在我隔壁的好朋友陈廷，父亲在五七年被划为右派，这次又是受冲击的重点目标，一波红卫兵来他家抄东西，他父亲脾气倔，跟他们理论，这种无力的反抗激起了他们骨髓里的恶毒体液，把陈先生按在地上剃了阴阳头，还逼他跪在地上，拿鞋底抽他的脸。陈廷是个比他父亲还倔强的人，看到父亲受辱他再也忍不住了，抄起菜刀向正在打他父亲人头上砍去。

　　当天半夜，陈廷12岁的弟弟领我去市三中收尸，我一把扯掉他脖子的反革命牌子，背他回家，他弟弟哭了一路。在火葬场，我们想让他干净体面的走，给他冲洗，发现他的膝盖快被打碎了。把大伤口用针缝上再裹上纱布；再给他换上白衬衫、蓝色工装裤、白球鞋，伤口服帖的藏在衣服下面；还把他的眼镜拾回来、掰了掰，端正地挂在脸上；最后用发油梳了个类似领导人的背头，他生前从没用过这玩意。他看起来完整如新，一如既往的风采卓然，只是脑袋瘪了一块。

　　抱着骨灰盒回来时，他弟弟的啜泣声越来越小，已经耗尽力气，听天由命的气息压了上来，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这孩子不说一句话，即使听说杀兄仇人死了时，也没太大起伏，他变成了块石头，多年以后，石头开花。在他弟弟的声音越来越微暗的同时，我也变成了哑巴，但一个声音开始在我身体里隐约盘旋，时小时大，我却听不清楚。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在周围见识了各种杀人和自杀的方法：有人把筷子塞进鼻子，狠狠向桌面一嗑。我对所见的死亡越来越习以为常，漠然，因为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活着。

　　我打听到那天去陈廷家的红卫兵组织叫“燕山风雷”，成员都是干部子弟，陈廷砍的人是他们的头头，叫庄磊，陈廷并没有砍死他，只深深一刀剁进了他的肩膀，他的老头子是我们市的组织部长，40年代在华北局工作，是刘少奇的人。杀了陈廷之后的两个月中，“燕山风雷”风头无量，出名的凶狠让牛鬼蛇神和造反派红卫兵们闻风丧胆。我在一次批判大会碰到庄磊，暗暗观察，他看起来瘦小、机警、故作老成，穿着象征高贵身份的呢子军装，右臂打着绷带，所有的力气都赞起来用来喊口号，打起人来凶狠无比。见到他第一眼，时刻盘旋在我身子里的回声变成了洪水，冲垮了每个孔道和血管，呼啸而来，我紧咬牙关不让他们向外渗出一丝，浪潮便带着血味回流进心脏。那声音是：我要杀了他。

　　从夏末到初秋，我时刻在暗中留意庄磊的行踪，在梦里反复试验干掉他的手法，梦境与现实开始混为一体。我不光哑了，而且聋了，听不到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也听不见之前内心的回声，只有兹兹的白噪音。在长达两个月的追踪中，我渐渐认识到复仇是一项精密复杂的工程，是一丝不苟的科学，全情投入去追求最精准的结果。靠仇恨支撑的动力是廉价的，当仇恨略微冷却，恐惧就会把你吞噬，让你丢掉刀，让你跪下去。我不再仇视庄磊，而把他视为待捕的猎物，我熟知他每个亲信、每个行动、每块肌肉结构。每当在瞄准镜里看到庄磊在那里又蹦又跳，意气风发的指挥伟大事业，我就流出最轻蔑的笑容，在我眼中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许多年后我才发现我的一切有力品质都在这次猎杀中表现出来。这是一场耐力和冷静的比赛，着魔的猎人始终隐藏在暗处，不紧不慢的跟着待处决的猎物，等待他的力量在无知狂热的奔跑中一点点衰竭，瘫倒在路旁，等待他的眼神里充满空洞和迷茫，这时再慢慢在暗影中走到他身边，抚摸他脖子上的大动脉，精准地结束这一切，一切都顺理成章。

　　当你学会耐心等待，一切都来的很快。在10月初，刘主席在北京失势，政治是最快的导体，在一秒内北京的恶火就点爆了他家的房子：庄磊的老头子被打倒，“燕山风雷”像块豆腐一样被别的造反派一棍打碎，庄磊瞬间被还原成一个卑微的个体，一只被阉了的狗崽子，唯一没变的是他缠着的绷带。庄磊的爹妈都被关押了起来，被抄家后他不敢住在政府大院了，躲进他爷爷遗留下来的破旧房间里，在一栋老居民楼的三层的最尾端。那是教育系统的住宅楼，他那一层有四户人家，全是老师，已经被运动成了活死人。尤其是庄磊的邻居，五十岁的老鳏夫，50年代就得了恐水症，就算我他当面把庄磊杀了，他也会捂住嘴躲到被窝里叫，天助我也。庄磊每天傍晚快六点时，都会赶在楼下副食店关门前去买点吃的，在顺便在周围胡乱一走，大约七点钟回去。我眼瞅着他的体型越来越小，从矫健的狼变成了恐光恐风的兔子，时刻有苍蝇围着他嗡嗡响。我深呼口气，知道他的死期该到了，再拖一会他不被别的仇家干掉，也会自己跑到火车前面，被分解成成更孤独的个体，庄石石石。

　　1966年10月19日，雨，这天是庄磊的死日。我准备好一根钢绳，一副手套，拿我妈买菜的布袋子做了个黑头套，一把三棱刀，特意穿着一双大两号的解放鞋，又备了一双合适的新鞋。庄磊还是按照规律出门，我随后就潜进了三楼的楼道里，把他家门口的电灯拧暗了；往他的门缝里塞了一个大厚信封；然后藏在死角的杂物堆后面，没人能注意到我已经戴上手套和面罩，紧紧攥着钢绳。在淅沥沥的雨声中和心跳声中我分辨出那个死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灯光太暗，庄磊摸索几秒才打开门，果然踩到门口那信封，低头去捡，我一个箭步窜出来用绳子勒住他的脖子，那力道能把他的脑袋直接勒下来，猝不及防加上右臂受伤，他根本无力反抗，连完整的呜咽声都吐不出来，腿踹进一堆煤球，没过多久便像小提琴的尾音一样，抽搐几下便瘫软了，无声无息的死在了家门口。我把他的尸体拖进屋，合上门才感觉到我身上像被大雨浇透，手臂颤抖，垂不下来。足足坐了十几分钟后，我才呼吸正常，摘下面罩，打开他家的灯，看到他的眼睛都快爆出来了，完全变形了，死透了。接着我把他吊到卧室的房梁上，伪造出自杀的现场，擦干净脚印。最后我捡起他掉落在地上的烧饼，边吃边看他家的一张合影，显然是被人打破又重新粘起来的，照片里的他也就十岁左右，笑容烂漫，我从没见过他笑，不禁抬头望望他挂着的尸体，在昏黄的灯光下缓慢旋转，吱吱呀呀，影子打在墙壁，像一条黄狗。

　　关上他家的门后，我看了看表，7点16分，迅速离开，朝着我家的反方向围着城兜了个大圈子，在没泥的地方把鞋换下，把手套和头罩拿刀划碎丢在四处。走到护城河时，暴雨大作，我筋疲力尽，靠在老旧的护栏上，一股恶心的感觉突然从五脏六腑挤出来，大口灌着雨水，止不住的痛哭，嚎叫。远处桥上跑过去一群去市政府夺权的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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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的手法很拙劣，但庄磊的死没引起任何波澜，永远没人会关心一个丧家犬的死活，何况在这个泥沙俱下的时代。而我却失去了那亢奋的活力，越来越觉得我和他其实都是被人掏空的黄狗，在黄狗之间莫名的互相残杀中，我杀了他，也仿佛杀了我自己。此后庄磊的鬼魂时不时的来到梦中骚扰我，尽管我知道从始至终他没见过我的脸。

　　11月底，在大串联的余晖中，身边的同学们依旧不断挤上去北京的火车，朝拜地上的红太阳。我却随着两个孤僻而大胆的同学搭上去东北的火车，人们向水蛭一样附在车厢的各个角落，我们被夹在过道上，没什么话可说，看着外面的雪原，不断抽烟。快到达沈阳时，一伙造反派把火车拦下，拉着小伙子们下车，给我们递烟，发热饭，敬酒。等我们吃饱喝足后，号召参加他们的“钢铁雄狮”组织，去沈阳夺权，还往我们每人手里塞武器，我领了两颗手榴弹。我们坐着他们的卡车进了沈阳，在冲锋前溜走了。沈阳市中心战作一团，我们在缝隙中跑到火车站，钻上了一列准备开往四平的货车，我们藏在车厢里等了几个小时却不见有车有动的意思，同伴耐不住饿也不听我劝，执意要去买吃的，他俩刚走十分钟，汽笛就响了，我大声喊他俩的名字，幻想在最后一刻他们能从远处跑过来，抓住我伸出的手臂，跃上火车，但最后我只好把他们的行李扔在孤零零的站台上，独自北上，从此我再也没听过他们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