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怡芬
转眼，我写小说，也有八年了。有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这八年间，连散文和小诗，也被我放弃了，我心小，一根筋，执拗，认死理，单只守着这个小说了。这些执拗的毛病，被掩盖在我平常还算宽容和温和的表象之下，所以，看上去，我是个比较正常的人。这正常的意思是说，能和人正常交往，不怎么以自我为中心，好歹还能顾着人家的感受。但也有例外，在爱人面前，我“作”得很。每回无理取闹之后，我都很为自己如此“小女人”而汗颜。这毛病，什么时候能都改了呢？怎么在他面前，我就不能如朋友们夸我的那样“大气”呢，怎么就不能像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们那么通情达理呢？
我刚开始写小说时，我的女主人公大都比我大上八九岁。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我”，又都不是“我”，这个本该很明了的虚构和真实的关系，写作之初的我，竟然那么犹疑。我不愿意人家在我小说里捕捉我的影子，于是，就自作聪明地在《披肩》里写了个比我大上八岁的女子。后来，《作品与争鸣》“争鸣”我的另一个小说《含糊道》，该评论家先生（对不起，记不起名字了）竟然也和写作之初的我一样，分不清真实和虚构的关系，把小说中的“我”和作者之我混为一谈。现在想想，普通读者，大概，也是不分真实和虚构的。前两天在课堂上听到，国外竟然不把我们的小说放在文学类，而放在社会类。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大概，最简单的，也是最难让人明白的吧，比如为什么1+1就等于2。
当初，我怎么就有自信能把比自己大一截的人写好呢？那是因为我的小阿姨，她就只比我大了八岁。从小，我就是她的跟屁虫，她读初中，我敢跟她进教室，我几乎跟踪了她从少女到女人的整个成长过程，她又唱又跳“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的兴奋样，我到现在还记得。早期的几个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几乎都是小阿姨这个年纪。为了逃避，我把我的女主人公继续往老里写，《金地》里的女主角是我妈的年纪，《带鱼和枫树叶》里女主人公是我奶奶的年纪。对此，我也颇有信心，我是奶奶带大的，自以为对奶奶辈有相当多的观察。四五岁，我就有记忆了。当时家里发生了一个大变故，父亲被当作“邓小平的阶级基础”锒铛入狱，世界就这样轰地砸到我眼前了。世态种种，人心冷暖，叫人唏嘘，至今，我还不敢去动这些记忆。好在爷爷、奶奶和妈妈强势地保护了我们，童年的日子并没有因为父亲的不在场而暗无天日。父亲被判了十三年，服刑八年之后，挑着一担书“平反”回家了。那一担书，古今中外的名着都有，是父亲在那里省吃俭用跟人换来的。前年，我去了父亲服刑之地，站在现已废弃的老院子里，看着院中的菊花，想着是不是父亲咏过的那株。看到好几个女作家在创作谈中说自己的父亲曾是爱好文学的青年，那么，我也是文青之后。这，也算宿命吧？当中，也曾有过抗拒，比如高考时，我就选择了税务专业，就是要以数字来抵抗文字。生活嘛，就是要实在，文字，太虚妄了。跟父亲别扭着，直到我三十一岁那年，因为偶然，我终于也写起小说来了。之所以我能把起初的几个小说写得还有点模样，父亲的这担书，功不可没，但我并不会因此说，父亲的服刑就值得。那段岁月，是值得我们几代人反思又反思的。但愿它永不再来。
写作之后，最大的乐趣，不在写作本身，却是阅读。如果我不写小说，我应该不会去读我现在读着的那些书。对人生，那是多大的一个损失啊，想想都要出一身冷汗的。写我的第一个创作谈的时候，我还曾把自己阅读的书分为男人书和女人书呢，这很好笑，是吧？但我老想让自己记着这个状态，这是一个普通读者的状态：书是有性别的。真的把自己当成“作家”以后，我的阅读没有性别了。2004年吧，我开始读纳博科夫，从《洛丽塔》入手，绵延至到我眼前的他的每一本书，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一旦你留意了，你想要的东西，迟早，它会出现在你面前。纳博科夫对小说的一些观念是很合我那时的“要求”的。纳博科夫说：“一个有创意的作家必须仔细研究竞争对手的作品，包括至高无上的上帝的作品。他不仅生来必须具备重新组合特定世界的能力，而且生来必须具备再创造这一世界的能力。”那时，我又读到格林厄姆·斯威夫特鼓励年轻的作者要大胆地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的论说，于是，完美地、克制地、具体而微地，用虚构，创造一个离自己的生活比较远的世界，就成了我那时候的小说理想。到现在，也还是我的一个理想。生活本身是如此庞大，个体的生活又如此狭窄，没有强大的虚构，难道要我们先把自己实践成一个小说中的人物不成？《棋牌室》就是在这样的理念推动之下写的。我不会打牌，麻将，更不会。当我听到一位老师说我很熟悉《棋牌室》这种生活时，我想，我赢了。我还是在写实，但是，我尽我的能力虚构了。我的小说一直在关注现实，甚至，还抱着丁点儿启蒙的企图，想抢在人家之前看到一些新东西，比如，在我新写的小说《鳗秧》里，写到街上关于流产的广告，它是那样温馨。它可以这样温馨吗？而我们大多数人对此熟视无睹。我每每见了，总是难受，没有健康的子宫，哪有我们后代健康的体质？而我们又有多少女性意识到自己子宫的存在呢？我的眼光，一直在现实里，但现实和人心，有我许多去不了的地方，我希望能借助强势的虚构，到达那里。
我是个业余作家，就时间分配上，写小说，只是我在工作和家务之余的“爱好”；在意识分配上，它却那么强大，贪婪，它兵不血刃地开疆拓土，我真怕，有一天，它会侵略我的日常。也许，它已经侵略了。我唯一能做的是，尽量不让写作和生活对立起来，在两者之间，走我的平衡木。近两年，我被一个强烈的愿望驱使着，想用文字来呈现我在成长中看到的那个时代，但这是长篇小说的承担，而我，这个要上班要做饭要带孩子的我，没有时间来写长篇小说。于是，我就傻想，难道中短篇就只能以一个点或一个截面进入这个世界吗？只要有合适的形式，中短篇一样也可以呈现一个时代。这一年多，我在自己的几个小说里实践了它，那就是用碎片化的叙述抵达整体叙事的效果。我写了《追鱼》，我真的让我小阿姨辈的人物“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了。在《追鱼》之前，我写小说，是在钩镂空披肩，尽管有来回编织，但依赖的还是手中这条完整的纱线。到了《追鱼》，我是在做百衲被，线是断的，材料，也是分离的。在《追鱼》里，我弱化了常规的情节，叙述的重心转向自我感觉和情绪的表达；我还弱化了中心，这个小说里，很难说谁是主人公。我弱化了这些，想突出的，是“长白岛”这个主体。弱化这两者之后，叙述就被碎片化了。同时，《追鱼》里还有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仙”角度，在我的初稿中，他是很强悍的（一开篇就是山海经的味道，我曾经为此得意过），但在修改过程中，我也把他弱化成若隐若现了，因为我不想让他的叙述笼罩“长白岛”，我只想让他成为一条绵软的线，是长白岛人心的投射，把小说的叙述碎片缝合起来，到达整体叙事的效果。
写完《追鱼》之后，我还不过瘾，就在短篇里继续实践，于是，就又有了《忘潮》和《鳗秧》，我还去除了那条“全知全能”的线，让每一个声部自由说话，整体若分似合，不离不弃。我的意图，就是想让中短篇有比较大的容量，让它们成为一个丰盈的容器，让读者有更多维的阅读感受。但也许，我这样的想法是错的，中短篇就该是中短篇，长篇就该是长篇，我应该分而治之。但，就当是我这个成长中的作者在勇敢试错吧，让我试试，错了，我再回来。
满纸“我”字，劳您受累读了。写了八年，我还是爱瞎琢磨的学徒心态，还没出师呢，有时候也焦虑，要是永远出不了师可怎么办？在鲁院的这两个月，我一直在读《安娜·克列尼娜》，在八年不断花样翻新的阅读之后，重归托尔斯泰，就像重回了一个温暖的怀抱，似乎，少了好些焦虑。最近，我还给自己找了个“偶像”：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一个79岁依然笔健的美丽老太太。不管怎么着，如果我能写到那个时候，如果我也能老得美丽，那该多幸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