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我走在县城的老街上。
很久以来我们没有这么一起步行了。刚才和爸爸一起去朋友家吃午饭，走到老街路口，忽然想到来看看他的住处。
老街是条很不短的街，两头都是上坡路，中间地段微微隆起，石板路面，很少有车经过。没想到父亲是住这里，离他坐诊的大药房很不近。他说，每天中午吃饭休息两个小时，来去走路三十分钟正好锻炼。
父亲退休后一直在坐门诊，换了很多地方。上次我看见他，是在连仙河口里的长安镇福利院。他的住处就在门诊室里间，大半个房间放着一张单人床，一个电炉子，一把热水壶，父亲试了一下让我烤火，但是电炉子丝断了。院子里一群群的五保户在懒散地游荡，晒着太阳。
父亲说这里条件不错，也不冷。比起在市里长江医院坐诊的时候，要强得多了。
长江医院聘请的医生多，几个人合租一个屋，电灯坏了一直没人修，也没有热水瓶。爸爸在小摊上买着吃饭，晚上在茶室里打两块钱的小麻将，回去了就用冷水洗脸脚，立刻上床睡觉。
那次我去医院门诊部看了他，提了两斤水果，但没有去他的住处。我从没去过爸爸的住处。
这次我想去看一看。
一直走完了上坡路，到了老街拱起的地段，还没有到爸爸的房子。爸爸先前说，这间房子是药房老板自己的，他有好多处房子，这座底层大部分空着，只有爸爸住了一间。
我以为会需要一直走到老公安局的后坡上，那样未必赶得上去朋友家吃饭了。但是走过了老县委大院的门楼不远，爸爸拐进了一个半敞的小院子，迎面一幢三层小楼，嵌在两厢的瓦檐老房子中间，正面贴的瓷砖有些旧了，看来这里就是了。
院墙很矮，院子里阳光特别足，父亲无意取下了帽子，稀疏细软的头发被阳光染透了。阳光也照进了小楼的门厅，落到很多旧沙发家具之类的杂物上，让这里有一股懒洋洋的味道。有一间屋半敞着，里面是一溜长条圆桌，像是个会议室，只是桌椅落满了灰尘。爸爸说，这些家具都是大药房老板的父亲搜集的，他特别勤劳，又特别节俭，经常在外头捡些东西回来，“是个有意思的人”。
穿过了前厅，还有一个卫生间，散发着特有的气味。爸爸说，这个卫生间只有他用。再靠里才是爸爸的房子，锁着门。
爸爸打开门，屋里很暗。后窗像是贴着坡坎，没有多少光线。阳光落在小楼的朝前部分，没法到达这里。屋里有一股阴潮的气息，和前半部分的门厅全然不同。
屋里没有什么家具，锅碗之类大致堆在地上。一只炒锅里剩着半锅底烩饭，像是凝结的浆糊，饭粒、肉片和酸菜烩在一起。爸爸对我说，他每天早上起床做一顿饭，午饭和晚饭回来都是它。
这正是爸爸数十年不变的做饭套路，往年在广佛卫生院的阁楼上，妈妈还呆在山村的时候，他就是这样每天给我们和他自己填饱肚子，弄得我和哥哥彻底失去了胃口。
显眼的只有一张床，床上有一床被子。我担心它抵不住冷。爸爸却说你莫小看了这被子。热和得很。
唯一算作家具的，或许是一只床头柜了，也是往年我家阁楼上的样式，暗色的油漆，还带着一行字“平利县药材公司招待所”，这说明了大药房老板最初的单位。床头柜上除了零碎物什，有一台短波收音机，和我在上大学学英语时用的差不多。
爸爸说，晚上没事了听听节目。
“其实我也不孤单，公安局你李叔和刘叔都搬到县城里了，就住在后面不远，晚上总是喊我去打牌，打得小。”
李叔和刘叔都是爸爸的同学，往年他们在广佛时就见天来往，那时主要是下象棋。爸爸前几年开始说，人老了，下象棋太费脑筋。
床头柜上还有一个金鱼缸，水的颜色不是很清，里面有两条很小的金鱼在缓缓游动，似乎缺少活气。爸爸说，本来养了五条，前几天死了两条，“不知道为什么”。他微笑了起来，却又骂了句“他妈的”。
老街的房子很多是以往的政府办公楼，虽然都旧了，早就不再在这里办公，还依稀保留着一些往昔气派。挨个数过去，有老公安局、县委、检察院、邮政局、税务局，还有新华书店，一律的苏联式建筑。
父亲望着两旁的楼房说，当时第一次下平利县城，觉得这里好气派，没想到现在这样了。
其中有一座式样稍微不同，更刻板些，是老法院的房子，父亲说是文革中修的。我问文革中间公检法不是砸烂了吗，爸爸说，砸烂了又建起来了。当时你刘叔刚刚分进去，李叔也分到公安局，幸亏了我他们才进得去。
当时进机关要清查是否有打砸抢行为，爸爸是学校清查小组的组长，刘叔和李叔在学校当红卫兵，都参与过那类事情，譬如在安康老城的铺子里白拿烟抽，当时铺子里的烟和布鞋子都被抢光了。爸爸没有写，他们才进了机关，“所以一辈子感谢我”。
我问爸爸为何能当组长，你不是红卫兵代表，去北京参加毛主席接见了吗？他说从北京回来后，自己一看形势不对，游泳过了汉江去秦岭砍灌了，就是给木料除草，在秦岭干了小一年，挣了两百块钱，回去娶了妈妈。
游泳过汉江的情节，在爸爸口中讲叙过多次，有时说是学校组织竞赛，学毛主席横渡武汉；这次说是因为武斗过江渡口封闭，还说当时带了一个同学，叫我不好认定真假。
妈妈一直留在筲箕凹山村里，直到我初一那年，她到广佛医院做饭，我们一家四口住在那间阁楼上。
那座阁楼光线很暗，顶棚低，人走起来楼板响声很大。特别是爸爸的脚步声，突然在看小人书或做作业走神的我背后响起来的时候，轻轻的皮鞋响声被我听成响雷打鼓，随后是耳光和屋角一直放着的竹条的惩罚。虽然还有母亲的脚步，母亲却像变成了和我们小孩一样，响动在黑暗里吸收了，只有爸爸威严的脚步回响。父亲的干部帽子和衣服也和阁楼的黑色化为一体，笼罩着我们。
那些年里，我蹑手蹑脚踩着一级级木梯上楼，心就一步一步提起来，经过那段没有光线也不安电灯的走廊，到了阁楼门口的时候，心到了嗓子眼，只待推开门的下一步，是终于落到肚子里，还是在父亲目光或呵斥的惊吓之下脱离了根蒂，喷射而出。
我家曾经离开又回到那间阁楼，回去不久，母亲就在那间阁楼里去世了。等我再回到广佛街的时候，医院正在拆迁，阁楼旁边的半截房子被拆掉了，剩下它孤零零立在那里，露出墙垛，像是眼下我们经过的老县委门楼。
门楼是暗红色雕花的砖垛拱门，已经树起了文物保护的牌子。老县委刚建起的时候，失了一场大火，办公楼都烧掉了。“那时候房子的隔热材料不行，都是木头刨花，开会时有人抽烟，就点着了。”父亲说。
我常常做关于阁楼的梦，其中的一个是我晚上偷看小人书，蜡烛在我睡着后点燃了被子，怎么也扑不熄，我自己，和我家的阁楼都要烧掉了。早上起来不敢相信，被子还是好好的，一身汗，分不清是热是冷。
在朋友家，说起爸爸住的房子有点潮，父亲说，你们是小看了我的被子啵。是西大桥的四川弹匠专门弹的，十二斤重。
这个四川弹匠的祖上就来了平利县打被子，有两代人了。他长年弹棉花肺上得了病，有些像尘肺，吭吭咳咳的，到哪治都不见效，找到大药房，爸爸给他配了几付中药，起了大作用，又能打被子了。他感谢父亲，打听到父亲的家在广佛镇，就送了一床新被子上去。
到了广佛，一听父亲是一个人在县上住，他就改了主意，说那条被子还是嫌轻了，棉花不够，自己回去再亲手选好棉花，弹了一床十二斤重的厚被子送去，就是我在老街房间里看到的那条。
爸爸说，他盖这床被子一点都不嫌冷。爸爸到大药房的时间不久，单子还不算多，治好这个病人，也算是打开一点局面。
我还是觉得那间房子太潮，说你干嘛不要求住在外面空着的房子里呢，阳光好得多，现在不过是放些旧家具。朝阳和背阴的房子，差别太大了。
爸爸说，等过一段干熟了，跟老板提一提。
朋友的阳台和楼道上有很多盆栽，其中有爸爸从前喜欢的金丹和牡丹。爸爸临走要了一小盆牡丹根。我们往老街走的时候，他接到一个病人的电话，说自己到大药房找爸爸看病。虽然离下午上班时间还有二十分钟，爸爸也要立刻赶过去，就把那盆牡丹给我，让我端到老街去，搁在房间外边的卫生间就好了。
我端着花盆走到院子的时候，阳光依旧很好，一个老人坐在马扎上晒太阳，没戴帽子，阳光也把他的头发染得透明。
他看了看我没说话，我想这是爸爸说的那个老人了。我抱着花盆走进小楼，搁在厕所外间的一个旧沙发上。
走出来的时候，老人开口问我：“你是袁大夫的儿子啵？”
我说是的。他的脸上露出若有若无的笑意。
我走到了老街上，再次经过那些有了年头的建筑。这条街像是被县城撂下，忘记了。我想到春天就要来临，那盆牡丹会发芽和开花。以往在筲箕凹的老屋里，贴着一副爸爸买的年画，题目叫“国色天香”，画着一大株盛开的牡丹，当时我很怀疑，世上究竟有无这么大朵的花。
这张年画贴上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取下来，它一直挂在火屋里，直到我们离开山村的时候，却像是从未褪色陈旧，一直保留着牡丹盛开的明净色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