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距今已六十年。五四运动前夕，《新青年》杂志正在提倡“民主”和“科学”。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中，提出打倒“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口号的我们的父亲逝世也已整整40年了。
时间虽然过去了四十年，但父亲的容貌举止，他那爽朗的谈笑声在我们的记忆中是难忘的。他身材不高，载着近视眼镜，夏天穿着件竹布长衫，头戴白盔，腋下夹着一个黑皮包，穿着黑色圆口鞋，在傍晚的时候，他回到家里看一看，呆不久，不吃晚饭又出门去了。那时我们年纪小，正在小学里读书，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只觉得父亲是一个“忙人”，在家的时候很少。后来知道父亲那时除了在学校教课外，还参加了新文化运动，所以下午、晚间常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讨论问题，并为((新青年》杂志奔波约稿。这正是五四运动前一两年的时候。他晚间也不住在家中(那时我们家住在宣外琉璃厂西北园)，而是住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宿舍里。其实，高师宿舍离我们家也不远，只隔着一条胡同。有时，我们有事去找父亲，见他住的宿舍中除去床和书桌外，书架上满堆着书报杂志，书桌上除去纸墨笔砚外，有两个黄铜制的蜡烛台最引我们注目，插在烛台上的白洋蜡点得剩下很短的一截儿，四周还有流下来的蜡烛油，父亲曾说过：“夜深人静是读书写文章最好的时候。”那时他经常是在两支白蜡烛光下写文章看书到深夜。
父亲的青年时期，是在风雨如磐的黑暗岁月中度过的。六十年前我国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是北洋军阀专制的统治，政治腐败，社会制度落后。这些都使父亲对祖国的前途十分忧虑。他在《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一文中说：
“自丙辰春夏以来，目睹洪宪皇帝之反古复始，倒行逆施，卒致败亡也;于是大受刺激，得了一种极明确的教训：知道凡事总是前进，决无倒退之理。最粗浅的例，如我今年三十一岁，明年便一定是三十二岁，决无倒退为30岁之理……研究1916年以前之历史，道德政治文章，皆所谓‘鉴既往以察来兹’，凡以明人群之进化而言。故治古学，实治社会学也。断非可张‘保存一国粹。’之招牌，以抵排新知，使人人褒衣博带，做二千年前之古人。吾自有此心理，而二年以来，见社会上沉滞不进之状态，乃无异于两年前也，乃无异于七八年前敏……质而言之，今日犹是戊戌以前之状态而已，故比来忧心如焚，不敢不本吾良知，昌言道德文章之当改革。”他看到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北洋军阀的头子袁世凯窃夺了大总统的权位，他做总统嫌不够，还想当皇帝，他当了83天的洪宪皇帝就死了。袁世凯虽然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其遗毒仍是存在的。辛亥革命后废除的“祭孔”、“读经”又恢复了，北洋军阀政府中的一些旧式文人打着“保存国粹”的招牌来抵制科学和新知识的输入，以专制独裁来压制民主，祸国殃民，出卖我国矿山铁路的主权，向帝国主义国家借款来维持其反动政权。那真是倒行逆施到了极点!他想要改革封建的道德文章和读经的情况，从哪里下手呢?当时社会上复古的封建势力相当大，不容人提出反对的意见。幸好，1917年蔡元培做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对北大校务大加整顿革新，还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独秀对文科的课程大事改革，他又是((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1918——1919两年的《新青年》是由六位教授轮流编辑的，他们是陈独秀、胡适、刘复、沈尹默、李大钊和父亲。他们当时都在北京大学任教，课余聚集在一起讨论新文化运动中的问题，研究如何向封建的旧势力旧习惯做斗争。
1917年，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一发表，他提出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他说：
“改良中一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见陈独秀答胡适的信(《新青年》1917年)。父亲是积极拥护赞成的。他平日深深感到我国古文和语言不合，使青年学生不能在短时间内学好语言文字，写出表达思想感情通顺的好文章来。这对于普及教育和学习科学知识是不利的，有很大的阻碍。
他还说：“旧文章的内容，不到半，必有发昏做梦的话，青年子弟读了这种旧文章，觉其句调铿锵，娓娓可诵，不知不觉，便为文中之谎谬道理所征服。”见钱玄同寄陈独秀信(《新青年》1918年3月14日)可见旧文章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不利于青年人的，所以必须改革。他在《尝试集》序中更从正面说：“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对于那些腐臭的旧文学，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才能使新基础稳固。”那时既然要和旧文学宣战，非这样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明确的主张不可。他说：“文选派”是第一种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桐城派”是第二种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这两种文妖，是最反对那老实的白话文章的。因为做了白话文章，则第一种文妖，便不能搬运他那垃圾的典故，肉麻的词藻;第二种文妖，便不能卖弄他那可笑的义法，无谓的格律。并且若用白话做文章，那么会做文章的人必定渐多，这些文妖，就失去了他那会做文章的名贵身份，这是他最不愿意的。”父亲提出打倒“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口号是从文章发展过程中提出来的。他举例说，“然而司马迁做《史记》，采用《尚书》，一定要改去原来的古语，做汉人通用的文章：像‘庶绩咸熙’改为‘众功皆兴’……可知其对言文虽然分离，但是做到文章，仍旧不能和当时的白话相差太远;若是过于古奥的，还是不能直用。”这就表明语言和文字应该一致。什么时代的人就应该用什么时代的话来写文章，这是很明显的道理，可是在距今六十年前，北洋军阀、旧式文人和遗老们看到提倡白话文，打倒文言文，那还了得!视为“洪水猛兽”，像掘了他们祖坟一样的难受。到五四运动前夕，桐城派古文家林琴南便和北大校长蔡元培大开笔战，并且要唆使一个壮士“荆生”，把“金心异”的眼镜打坏了。(这是当时林琴南因看到白话文将得人民的拥护，积愤而做的一篇文言小说《荆生》，其中“金心异”就是暗指父亲。)
父亲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最多的文章是用通信的方式写的，其中以给陈独秀、胡适和刘复的最多，讨论的内容是怎样建立新文学。他主要的贡献，是从文章发展的自然趋势上和语言文字的学理上来说明新文学建立的必要和可能。他还写了些随感录，如《斥顽固和国粹派》，《斥复古国粹派的谬论》、《斥士大夫为封建统治帮凶》，《民国人民要一律平等》，《奉劝世人要虚心学习西人一切科学、哲学、文学、政治、道德》，《谈作文应表达真义，不要只求慕拟古人》等等。这些随感录都是和当时守旧派文人和遗老们作斗争的。[zw(]钱玄同：
《尝试集·序》。
在父亲担任《新青年》杂志轮值编辑时，他曾不断地动员鲁迅为《新青年》
写文章。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小说《狂人日记》。
父亲不但在提倡白话文学方面努力去干，并且在反对“吃人的旧礼教”斗争方面也是一员大将。他认为二千年来，把孔丘当做“教主”来崇拜，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用纲常、礼教、名分等来压迫人民，就等于是“吃人”。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包办买卖式的婚姻”，“立贞节牌坊”等。历代反动统治者就是利用这些封建的教条把人民人为地分成等级，尤其是对于女子压迫更甚，所以旧礼教非打倒不可。而旧礼教附魂于孔丘，所以非一拳打翻孔家店不可。
父亲常引谭嗣同的话说：“少遭纲伦之厄”见谭嗣民的(《仁学》序。这确实是实在的情形。父亲生，祖父(名振常，清同治年间的举人)已六十二岁。父亲小时候，三周岁就站在书架旁读祖父亲自写的一条条的《尔雅》。听父亲说，到晚间他常是读到两腿僵直自己不能走回去，只好由仆人抱他回到内房去。祖父对于父亲从小管教极严，盼望他将来能考上举人。这自然是封建科举时代要求“正途”出身的思想。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的伯父(名恂，号念劬，清末曾任驻日本及俄、法、意、荷等国参赞及公使)比父亲大三十四岁，他十几岁就考中了秀才，考了好多场也没有考上举人，因此祖父把儿子中举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父亲身上。父亲五岁从塾师读经书，决不许看闲书。有一次，父亲偷看《桃花扇》，被老师发现，一戒尺打来，眉心上永留下一个疤痕。祖父去世，父亲才十一岁;他十五岁祖母又去世了。在封建时代，“守制”的人是不许考试的，他就只好放弃考试。他还看到在封建的旧礼教家庭中，女子死了丈夫的处境是多么低下惨苦!经济当然不能独立，事事要仰仗他人，看人的脸色行事。这些情况，父亲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因此他对于他的母亲特别怀念。他每到他生日的那一天，只是自己单独去照～张像留作纪念，从未做过“生日”。可以说我们的父亲在十五岁以前，是被关在书房里读经书学做八股预备考秀才的一个人。祖母死后，父亲才算得到了自由，和外界有了接触，能看到一些当时的新书，报，如《新民丛报》、《清议报》等。他十六岁的那年冬天，一个朋友送他两本书：
一本是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本是邹容的《革命军》。他读后思想上受了一番大刺激，以前尊清的见解竟为之根本动摇了。他认为章、邹二人的主张真是有道理，一定非革命不可!他十七岁的夏天就把辫子剪了，表示反对满清的决心。父亲在年轻时候有过这样一段亲身感受的经历，所以他对于“三纲”这种封建礼教的教条是切齿痛恨的。他说：‘三纲’像三条麻缉，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一代代缠下去，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缠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许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头上!可是我们自己头上的麻绳不要解下来，至少新文化运动者不要解下来。再至少我自己就永远不会解下来。为什么呢?我若解了下来，反对‘新文化’维持‘旧礼教’的人，就要说我们之所以大呼解放，为的是自私自利，如果借着提倡新文化来自私自利，新文化还有什么信用?还有什么效力?还有什么价值?所以我自己拼着牺牲，只救青年，只救孩子!父亲确有这样决心，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他和我们的母亲虽是旧式婚姻，但家庭生活一直很和谐。他把我们送进学校，教我们认真学好外语和科学知识，小学读的是白话文，用注音字母来注字音，并且要我们参加体育运动，锻炼好身体，所以我们过的完全是学校的生活。五四以后，父亲给我们的课外读物，期刊有：《小朋友))、《儿童世界》、《小说月报》、《创造季刊》、《语丝》;旧小说如《儒林外史》、《水浒》、《西游记》、《红楼梦》、《镜花缘》、《三国演义》;新小说如，《呐喊》、《彷徨》、《鲁滨逊漂流记》、《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等。这不仅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还开阔了眼界，养成读书的习惯，对于写作也有一定的帮助。父亲常对我们说：
“你们将来学什么，我不包办代替出主意，由你们自己去选择。但是一个人应该有科学的头脑，对于一切事物，应该用自己的理智去分析，研求其真相，判断其是非、对错。然后定改革的措施。其次，对于古书要用历史的眼光去分析，这样，对于制度的由来，文化的变迁才能弄明白，弄明白了有两个好的结果：一是知道现在不适用的，在过去某时代是很需要的，这样便还它在历史上的价值;一是知道在前代很有价值的，到了现在，时代变了，早已成为僵石了，无论它在历史上有怎样的大功效，今天总是要不得的。这样便不至于贻害今人。第三，对于社会要有改革的热诚，时代是往前进的，你们学了知识技能就要去改造社会。”父亲从我们小时候就教给我们向前看，应该多接受先进的思想，接受新事物，不可保守。以上是我们回忆父亲五四运动前后的一些情况。
二、文字改革
父亲一生中另外一件重要工作是积极地参加了“国语”运动。他1917年加入国语研究会为会员。1919年他兼任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常驻干事。1918年冬，吴稚晖从上海带着他亲自编写的《国音字典》稿本来北京，共有一万三千多字，是根据1913年教育部读音统一会全国代表和专家多数表决的字音规定的。当时在陈颂平家中邀请了吴稚晖、黎锦熙、王璞、马裕藻和父亲开审查会，经过两天就修正决定了。1919年，《国音字典》出版，东南方面的教育界大不以为然，说《国音字典》不应该用多数人表决的普通字音，应该一律照北京本地人说话的字音。父亲当时认为不可变更原来的审查时的原则，只可逐字复审，稍加修订。《国音字典》到1920年才由教育部正式公布。从此《国音字典》成了全国文字读音的标准，直到1932年才正式废止，另由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这部《国音常用字汇》却是完全改用北京本地人说话的宇音为标准了。
这个转变，父亲是起着主要作用的。因为通过一个时期的实践，检验出原来《国音字典》审查原则是不符合字音实际的。从此“国语”运动的语言标准问题才确定了一条合理而有效的路线。从这里可见父亲的“实事求是”精神。《国音常用字汇》是怎么样编成的呢?1925年，由《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推举黎锦熙、王璞、赵元任、汪怡、白涤洲和父亲六人为起草委员，逐字逐音逐日会议，到1926年才写成十二大册稿本，父亲认为字数太多，有些不常用的字，其音又一时难以决定。1929年，经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常务委员会决议，改名为《国音常用字汇》，就原稿本删定，共得9920字，加上异体异音的字，合计12220字，再由父亲做最后的审查，黎锦熙和白涤洲参加意见，到1931年，(《国音常用字汇》的全稿才定下来，整整经过了十年。这《字汇》中有一长篇例言，题目是“本书的说明”，是父亲亲自写的，是一篇精细、简明、切实的作品。此外，关于注音符号的论著，他还写了《十八年来注音符号变迁的说明》和《国音声符略说》，均发表在《国语周刊》上。
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了一期“汉字改革号”。在这期上，父亲发表了长篇论文：《汉字革命》，说：“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汉字不便编号，检查，排印，打电报，打字等等，“处处都足以证明这位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他又从汉字“由象形而变为表意，由表意而变为表音”的演变历史，证明汉字自身走着“离形就音”的道路，只要表音的假借字“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则拼音文字就可以出世”，所以“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可能的事”。他用进化观点肯定拼音文字是比汉字更加进步的文字。他不否定注音，但是不满足于注音字母。他说：“注音字母虽然是改革了的汉字，虽然是拼音的字母，但和世界的字母一罗马字母式的字母一还隔了一层。”他是主张“汉字革命”将来一定要改用“拼音文字一”，并且主张用罗马字母。在“汉字改革号”这期中，黎锦熙发表了《汉字革命前进的一条大路》，这篇文章中，强调“词类连书”对汉语拼音文字的重要性，使“连写”问题初次得到比较系统的研究。赵元任也在这期中发表了《国语罗马字的研究》，提出详细的“国语罗马字的草稿”。这都给后来拟订“国语罗马字方案”奠定了基础。就在这午，父亲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常年大会上，提出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的议案，由大会主席指定会员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一、汪怡和父亲等十一人为委员，但是由于当时北洋军阀混战，时局不安定，工作无法进行，只是在北京的几个委员彼此讨论研究。到1925年，刘复从欧洲回国，发起一个“数人会”，专谈语言音韵之学，后来就在这会中专门讨论“国语罗马字”的问题，由赵元任主持写稿，经过了一年的商讨，开会二十多次，稿子换了九次，拟定了一个“国语罗马字拼音方式”，在1926年9月14日，由研究委员会开会，全体通过。但是当时北洋军阀专政，凡事都“开倒车”，因此教育部当局不肯用部令公布。1926年11月9日，就以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名义直接布告，把“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正式公布。过了两年，直到1928年9月26日才由教育部(当时称大学院)把它正式公布，做为“国语字母第二式”。所以“国语罗马字”是经过两次公布的。当时父亲很有几篇关于“国语罗马字”韵重要文章，如：
《为什么要提倡国语罗马字?》、《历史的汉字改革论》、《国语罗马字的字母和声调拼法条例》、《关于国语罗马字字母的选用及其他》等，都发表在《新生周刊》
上。
关于“汉字改革”，父亲的主张，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是治标的办法。但是改用“拼音”文字非短时间所能成功，需要百年以上。当前治标的办法却也需要去做，父亲在1922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常年大会上，提出一个“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是一篇又痛快又充实的提案文章，连署人有陆基、黎锦熙、杨树达。当时大会通过，也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但以后研究“国语”的人都去干“国语罗马字”去了，没有注意这件事。
事隔十多年，到1934.年，上海出版界居然铸造了几百个所谓“手头字”印在当时的杂志上。父亲那时正在休病假中，就发愤动手搜集，以“述而不作”为原则，拟编一部“简体字谱”。在193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第29次常务委员会上又提出一个“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请教育部施行。教育部也答应了。到这年6月，父亲的“第一批简体字表”起草告成，计二千三百多字，送到当时南京的教育部中讨论了三天，通过了一千二百三十多字，最后由部长圈定了三百二十四字，在1935年8月21日先行公布。这就是解放前由当时政府的教育部正式公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全国解放后，简体字运动从群众的自动推行发展为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和设计，结果产生1956年的“汉字简化方案”，长期以来，广大人民迫切要求简化汉字的愿望终于达到了。
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肯定了“国语罗马字”的历史作用。
以上是父亲在“国语”运动方面所做的三件事：
(一)参加“国音常用字汇”的编定，
(二)参加“国语罗马字”的制定。
(三)搜集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
另外，他也参加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工作，他和黎锦熙分任总编纂，虽定了计划，但因“七·七”事变，未能完成。
三、生平
我们的父亲生于1887年9月12日，原籍浙江吴兴，但从幼生长在苏州，因祖父晚年在苏州工作。他1906年春天和我们的母亲徐婠贞在上海结婚，这年九月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习师范。1908年章太炎在东京《民报》社讲学，父亲因崇仰他而往听讲，学习声韵训诂之学，并受章太炎、秋谨等革命党人的思想的影响，主张推翻满清的统治。1910年春回国，任浙江省嘉兴中学、海宁中学、湖洲中学国文教员。辛亥革命后在杭州教育专署任科员，视学。1913年秋天到北京任北京高师附中国文教员。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高等师范教授。1928年秋任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主讲“音韵学”、“说文研究”、“经学史略”、“周至唐及清代学术思想概要”，“先秦古书真伪略说”等课，著有((文字学音篇》、《部首今读》等。父亲的“经学”老师有两个：一个是章太炎，主“古文”;一个是崔觯甫，主“今文”，1911年曾读其(《探原》之稿。父亲研究经籍，向来不守什么“家法”。他给重印((新学伪经考》作序，后来改题为《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见《古史辩》第五册)。这篇文章是站在古代语文学的立场来考辨“古文”经，只是求真，在“古文”和“今文”两方面都不偏袒。他是要进一步把“经”的本身一律要重新估定它的价值。现在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我所做的事，是关于国语和国音的，我所研究的学问是‘经学’与‘小学’;我反对的是遗老，遗少，读经，新旧各种‘八股’，他们所谓‘正体字’，辫子……二十年来如一日，即今后也可预先断定，还是如此。”他晚年曾引用刘继庄的几句话教育我们：人苟不能斡旋气运，徒以其知能为一身家之谋。则不得谓之人。
父亲在1929年以后，患高血庄症，血管硬化，神经衰弱。1935年，有一次他到车站送黎锦熙、汪怡等人去南京开会，回来后忽见一切光明都有晕，右眼从此患视网膜炎，看东西不清楚，写字歪斜，伏案工作，每次总不能超过一小时。父亲由于患病不能离开北平，但是“七·七”事变后的北平，环境极为恶劣，精神上受的刺激更大。父亲拒绝伪聘，曾向西北联大来北平的汪如川说：
“请转告诸友放心，钱某决不做汉奸!”1938年恢复旧名“夏”，表示是“夏”而非“夷”，决不做顺民。
父亲在平常谈话时曾说：“我的体质虽不如你们的伯父和祖父，他们都活到74～75岁，但我想我活到六十多岁是可能的。”我们当时还以为父亲太过虑了，虽有高血压症，服药休养总会好起来的，没有想到环境和外界的刺激增加血管的压力以致右脑血管破裂，虽经抢救无效，不幸就在1939年1月17日下午9时3刻病故于北平德国医院。他终年五十二岁。
1979年1月17日父亲逝世四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