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作家沙汀1978年4月30日写给我一封信，向我推荐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左联老作家任白戈写的一篇关于三十年代文艺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经我手发表在我当时任职的《人民文学》月刊1978年第5期上。这篇文章的写作，起因于李何林的一篇文章和随信提交给《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两点声明》，从而引发了“文革”后新的历史形势下一场关于30年代文艺的论争。发表前，任白戈曾请茅盾、周扬、沙汀等文艺界老朋友看过文稿，帮他作了一些修改。为适应当时批判林彪、“四人帮”文化法西斯主义在30年代文艺问题上颠倒黑白的行径，在发表时，我们将原题改成《坚决批判林彪江青一伙对30年代文艺的诬蔑》，显得更有针对性。
3年以后的1981年3月17日，早已改换了门庭的我——1978年6月我转到了停刊十年后即将复刊的《文艺报》编辑部工作，又收到了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沙汀推荐任白戈另一篇文稿《〈徐懋庸选集〉序言》的信。他在信里写道：
锡诚同志：
白戈同志为四川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徐懋庸选集》写了一篇序言，现介绍给你，请你转有关同志，希望能在《文艺报》发表。
四川人民出版社早已有出懋庸选集的计划，因为稿挤，一时没有发到工厂。去年底，三联书店也编了徐氏杂文选。也由白戈写了序言，且已发表过。
但听说两种选本内容不一样，两篇序言也完全不一样。白戈跟懋庸有五十年的友谊，他对徐是很了解的。因此，他的序写得有感情，也抓住了徐作的特点。这些观点，对今天也有意义。
稿子如何处理，请早一点告诉我。
麻烦你。谨致
敬礼
沙 汀
1981年3月17日
徐懋庸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的著名杂文家。他的杂文深得鲁迅之风，也得到鲁迅的器重与爱护。但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他站在了周扬的一边，并于1936年8月1日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责怪鲁迅对于“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鲁迅抱病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批评徐懋庸，使得矛盾公开化了。鲁迅逝世后，徐懋庸写了“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的挽联，表达他对鲁迅的悲痛之情。徐懋庸到延安后，毛泽东接见了他，既肯定这次争论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也批评了他对鲁迅的不够尊重。由于曾遭到过鲁迅的批评和指责，徐懋庸在文学史上的名声受到影响。我在《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里曾有一段话记述了这件事和我的观点：一旦被人批判，特别是被鲁迅这样的人物批评过指责过，在社会上就永难容身，这是一种不利于人才成长、不利于创造性发挥的社会环境。徐懋庸被鲁迅奚落和斥责，所以他的功也就被“过”所掩盖了，因为他无法辩驳；1957年又被错划为右派，晚年一直在忧郁中度过，1977年2月12日逝世。他的作品，特别是他那些出色的杂文，也很少被人提及和研究了。1978年12月，徐被错划右派的问题得到平反纠正，恢复了党籍。作为徐懋庸的朋友，任白戈在他身后为《徐懋庸选集》作序，还他以本来面目。
任白戈1934年至1937年与徐懋庸一道在左联工作，1938年至1942年一道在延安抗大工作，他们之间有50年的友谊，对徐的为人和为文及其思想发展有着很深的了解，在我编发前述关于30年代文艺问题的那篇文章时，对他和徐懋庸的关系已经有了一些了解。而在收到他的这篇《〈徐懋庸选集〉序言》之前没有多少天，刚刚在《读书》杂志1981年第1期上读到了他为《徐懋庸杂文集》写的序。他在杂文集序里开宗明义写道：“我有幸被徐懋庸同志视为知己的后死者。在《徐懋庸杂文集》即将出版的时候，怀着十分怀念的心情，把我心中早就想说的一些关于懋庸的话倾吐出来，也算是了却我的一桩心事。我作为懋庸的老战友，将他的作品作一些介绍，实在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现在，他又在《〈徐懋庸选集〉序言》里写道：“我对徐懋庸的认识是，他这个人不是尖酸，而是尖锐，他尖锐而不刻薄；不是无情，而是有情，像个保温瓶，外面冷，热在心里。”余生也晚，无缘结识徐懋庸，而徐懋庸的遗孀王韦同志，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我却是认识的，也多少耳闻任白戈为《徐懋庸选集》作序的事，很为她高兴。在徐懋庸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之后，由作为 “后死者”的“知己”任白戈出面给徐懋庸的文艺学术观及其革命文艺道路作一个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肯定徐懋庸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坚持真理的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不仅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再好不过的人选了。
其时身为文学研究所所长的沙汀转托我帮助发表任白戈所撰《徐懋庸选集》序言，也表现了这位老作家对已故文坛老友和战士徐懋庸的拳拳之心和怀念之情。我将其改题为《徐懋庸及其作品》，发表在《文艺报》1981年第14期上。如沙汀在给我的信里所说，任白戈的序写得有感情，也抓住了徐作的特点。他的文章、观点以及对故人的友情，对今天的文坛也是有意义的。
（实习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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