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故居——一钩新月天如水

更新: 2018-04-04 22:01:17


  丰子恺故居门前 蔡华伟绘


  桐乡石门镇,缘缘堂。一个初冬的上午。我坐在一楼厅堂的木椅上,等待他们的脚步声在楼梯间响起。


  我将手肘支在方桌上,将身体舒展成他穿棉袍时的闲适样子,望见了江南初冬依然绿影婆娑的院子,绿影婆娑的时光深处慢慢出现了一些声音和画面——春天里两株开满花的树下,跑过几只小鸡,有燕子呢喃;夏日午后门外传来货郎的叫卖声,傍晚的芭蕉树下,摆起了客人小酌的桌子;花坛边洋瓷面盆里游着一群蝌蚪;秋夜各个房内亮着夜读的灯;冬天炭炉上的普洱茶,廊下的一堆芋头,屋角的两瓮新米酒,火炉上烘着的年糕,都散发着袅袅香气……我听见他的笑声混在孩子们的笑声里,如同大提琴混在童声合唱里。忽然,笑声听起来有点吃力,是他在太阳底下吃冬舂米饭出汗解了衣裳,正从秋千上抱下老三或老四,说,在面盆里,小蝌蚪永远不会长成青蛙的,来,我们送它们回家!


  这些场景,是缘缘堂的主人——丰子恺先生漫画里的场景,也是他《缘缘堂随笔》里真实的生活场景。京杭大运河在浙江桐乡石门镇形成一个大湾折向东北。栖息在转角旁的一幢雅洁幽静的宅院,就是缘缘堂——丰子恺曾经的现实家园和精神乐园。


  我将目光收回,落到了桌面隐隐发亮的木纹理上,肘关节与桌面接触的一小片肌肤上,有一丝隐隐的温暖。这是错觉,错觉还牵引着我闻到了他略带烟味的呼吸,一个眼神睿智、端庄平和的白发长者立在了我的眼前。寒风中他身穿黑棉长袍,头戴黑棉帽,棉帽上趴着一只黑白色小猫。


  民国大师无数,而丰子恺是难得的一位德才兼备的艺术家、教育家。沿着他一生的脉络探寻,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在爱与慈悲里成长的幸运儿。丰子恺出生于一个有染坊、有良田的大户人家。阳光雨露没有宠坏那个叫“丰仁”的孩子,反使他成长为知书达理、谦恭好学的少年。入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正式更名为丰子恺,也遇到了生命里十分重要的两位大先生——李叔同(弘一法师)、夏丏尊。他们之间长达一生、直抵灵魂的情缘,给了他深远的影响。他的婚姻虽是媒妁之言,夫妻竟一生恩爱、生死相随,育有七个子女。这一切因缘,造就了他“光风霁月”般的人格。在同时代挚友们的记忆里,他获得了这样的评价:


  巴金说他是“一个与世无争、无所不爱的人,一颗纯洁无垢的孩子的心”。


  叶圣陶说“子恺的画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有非凡的能力把瞬间的感受抓住”。


  郑振铎说自己为丰子恺所“征服”。第一次见面,“他的面貌清秀而恳挚,他的态度很谦恭,却不会说什么客套话”。


  朱光潜在《丰子恺的人品和画品》里说:“最喜欢子恺那一副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和气的风度……而事情都不比旁人做得少”,“他老是那样浑然本色,无忧无嗔,无世故气,亦无矜持气”。


  丰子恺的画,重于身边平凡事,如姐姐缝衣,弟弟上学,大人醉酒,娃娃捉迷藏,燕子做窝,蚂蚁搬家,孩童用两个蒲扇当自行车骑,也有描绘将一个个孩子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针砭时弊的题材。人间万物,在他的笔下是小可爱、小情趣,又是大悲悯、大气象,深得人心。


  他的代表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仿佛就是他人画合一的写照:简洁,平和,澄静,深邃,阔远。


  我听见了楼上脚步的移动。和我一起来参观的中外文友们,与我刚才一样正瞻仰他的卧室和书房,当目光一一抚过他数百件遗物、百余幅遗作时,一定也会抚过他书桌上那只旧烟斗,会闻到他来自1927年初秋略带烟味的呼吸。


  1927年初秋,二十九岁留日归来在上海教书的丰子恺恳请李叔同为寓所起名。李叔同让他在纸上写上许多他喜欢而又能互相搭配的字,团成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抓阄。奇妙的是,丰子恺两次都抓到了“缘”字,便取名“缘缘堂”。后来无论迁居哪里,他都把李叔同写的“缘缘堂”匾额挂在家里,“犹是形影相随,至于八年之久”。1933年春天,在母亲的心心念念下,丰子恺用稿费在故乡的梅纱弄里,自家老屋后建好了一幢三开间砖木结构的高楼,加之前后两个小院,一个极具深沉朴素之美的“缘缘堂”诞生了。


  搬家那天,热闹如戏场。丰子恺充满深情地写道——“我们住新房子的欢喜与幸福,其实以此为极!”而全家人中,唯有老母亲“静静安眠在五里外的长松衰草之下,不来参加我们的欢喜。似乎知道不久将有暴力来摧毁这幸福”,“民国二十二年春日落成,以至二十六年残冬被毁,我们在缘缘堂的怀抱里的日子约有五年。现在回想这五年间的生活,处处足使我憧憬”。除了偶尔往返于沪杭等地,他大部分时间都与全家老小住在缘缘堂,完成了近二十部著作。神奇的小院见证了天真如孩童、深邃如老者的一代大师生命里最幸福的时光。让人痛心疾首的是,短短五年后,幸福和缘缘堂一起,在日寇的炮火中化为乌有。


  颠沛流离、九死一生,是抗战时期丰子恺一家辗转逃难于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的写照,而一个个噩耗追随着他的脚步接踵而至——1938年1月,他在江西逃难时,“缘缘堂”被炮火夷为平地;1942年他在重庆避难时,“慈父”弘一法师在泉州圆寂;战争结束的次年,战乱中一直与他通信在精神上支撑着他的夏丏尊辞世,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头顶上一个迟疑的脚步声告诉我,有一个人和我刚才一样,将脚步停在了那张丰子恺一直睡到去世的棕绷床前。棕绷和其他大多遗物一样,从他上海的故居日月楼搬来。“文化大革命”中,他因散文《阿咪》获罪,一家人住的日月楼被安置进了四五家人,丰子恺只得睡在连接阳台的走廊上,用棕绷搭个小床,棕绷太短,便在脚那头放个凳子,蜷缩着睡。小床边摆一张小方桌,就是他的书桌。无数个不眠之夜,唯有一钩新月静静陪伴一团蜷缩的身影。如此境地,他却说“天于我,相当厚”。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怀着对苍生的大爱,他完成了弘一法师的遗愿、师生间灵魂的相约——《护生画集》。


  关于人格,他这么说:“我是一个二重人格的人。一方面是一个已近知命之年的,三男四女俱已长大的,虚伪的,冷酷的,实利的老人”,“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在中国,我觉得孩子太少了。成人们大都热衷于名利,萦心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实业问题……孩子们呢……弄得像机器人一样,失却了孩子原有的真率与趣味。长此以往,中国恐将全是大人而没有孩子,连婴孩也都是世故深通的老人了。”


  时光隧道里传来的这一段话,振聋发聩。


  (实习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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