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故居门前 蔡华伟绘
桐乡石门镇，缘缘堂。一个初冬的上午。我坐在一楼厅堂的木椅上，等待他们的脚步声在楼梯间响起。
我将手肘支在方桌上，将身体舒展成他穿棉袍时的闲适样子，望见了江南初冬依然绿影婆娑的院子，绿影婆娑的时光深处慢慢出现了一些声音和画面——春天里两株开满花的树下，跑过几只小鸡，有燕子呢喃；夏日午后门外传来货郎的叫卖声，傍晚的芭蕉树下，摆起了客人小酌的桌子；花坛边洋瓷面盆里游着一群蝌蚪；秋夜各个房内亮着夜读的灯；冬天炭炉上的普洱茶，廊下的一堆芋头，屋角的两瓮新米酒，火炉上烘着的年糕，都散发着袅袅香气……我听见他的笑声混在孩子们的笑声里，如同大提琴混在童声合唱里。忽然，笑声听起来有点吃力，是他在太阳底下吃冬舂米饭出汗解了衣裳，正从秋千上抱下老三或老四，说，在面盆里，小蝌蚪永远不会长成青蛙的，来，我们送它们回家！
这些场景，是缘缘堂的主人——丰子恺先生漫画里的场景，也是他《缘缘堂随笔》里真实的生活场景。京杭大运河在浙江桐乡石门镇形成一个大湾折向东北。栖息在转角旁的一幢雅洁幽静的宅院，就是缘缘堂——丰子恺曾经的现实家园和精神乐园。
我将目光收回，落到了桌面隐隐发亮的木纹理上，肘关节与桌面接触的一小片肌肤上，有一丝隐隐的温暖。这是错觉，错觉还牵引着我闻到了他略带烟味的呼吸，一个眼神睿智、端庄平和的白发长者立在了我的眼前。寒风中他身穿黑棉长袍，头戴黑棉帽，棉帽上趴着一只黑白色小猫。
民国大师无数，而丰子恺是难得的一位德才兼备的艺术家、教育家。沿着他一生的脉络探寻，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在爱与慈悲里成长的幸运儿。丰子恺出生于一个有染坊、有良田的大户人家。阳光雨露没有宠坏那个叫“丰仁”的孩子，反使他成长为知书达理、谦恭好学的少年。入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正式更名为丰子恺，也遇到了生命里十分重要的两位大先生——李叔同（弘一法师）、夏丏尊。他们之间长达一生、直抵灵魂的情缘，给了他深远的影响。他的婚姻虽是媒妁之言，夫妻竟一生恩爱、生死相随，育有七个子女。这一切因缘，造就了他“光风霁月”般的人格。在同时代挚友们的记忆里，他获得了这样的评价：
巴金说他是“一个与世无争、无所不爱的人，一颗纯洁无垢的孩子的心”。
叶圣陶说“子恺的画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有非凡的能力把瞬间的感受抓住”。
郑振铎说自己为丰子恺所“征服”。第一次见面，“他的面貌清秀而恳挚，他的态度很谦恭，却不会说什么客套话”。
朱光潜在《丰子恺的人品和画品》里说：“最喜欢子恺那一副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和气的风度……而事情都不比旁人做得少”，“他老是那样浑然本色，无忧无嗔，无世故气，亦无矜持气”。
丰子恺的画，重于身边平凡事，如姐姐缝衣，弟弟上学，大人醉酒，娃娃捉迷藏，燕子做窝，蚂蚁搬家，孩童用两个蒲扇当自行车骑，也有描绘将一个个孩子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针砭时弊的题材。人间万物，在他的笔下是小可爱、小情趣，又是大悲悯、大气象，深得人心。
他的代表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仿佛就是他人画合一的写照：简洁，平和，澄静，深邃，阔远。
我听见了楼上脚步的移动。和我一起来参观的中外文友们，与我刚才一样正瞻仰他的卧室和书房，当目光一一抚过他数百件遗物、百余幅遗作时，一定也会抚过他书桌上那只旧烟斗，会闻到他来自1927年初秋略带烟味的呼吸。
1927年初秋，二十九岁留日归来在上海教书的丰子恺恳请李叔同为寓所起名。李叔同让他在纸上写上许多他喜欢而又能互相搭配的字，团成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抓阄。奇妙的是，丰子恺两次都抓到了“缘”字，便取名“缘缘堂”。后来无论迁居哪里，他都把李叔同写的“缘缘堂”匾额挂在家里，“犹是形影相随，至于八年之久”。1933年春天，在母亲的心心念念下，丰子恺用稿费在故乡的梅纱弄里，自家老屋后建好了一幢三开间砖木结构的高楼，加之前后两个小院，一个极具深沉朴素之美的“缘缘堂”诞生了。
搬家那天，热闹如戏场。丰子恺充满深情地写道——“我们住新房子的欢喜与幸福，其实以此为极！”而全家人中，唯有老母亲“静静安眠在五里外的长松衰草之下，不来参加我们的欢喜。似乎知道不久将有暴力来摧毁这幸福”，“民国二十二年春日落成，以至二十六年残冬被毁，我们在缘缘堂的怀抱里的日子约有五年。现在回想这五年间的生活，处处足使我憧憬”。除了偶尔往返于沪杭等地，他大部分时间都与全家老小住在缘缘堂，完成了近二十部著作。神奇的小院见证了天真如孩童、深邃如老者的一代大师生命里最幸福的时光。让人痛心疾首的是，短短五年后，幸福和缘缘堂一起，在日寇的炮火中化为乌有。
颠沛流离、九死一生，是抗战时期丰子恺一家辗转逃难于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的写照，而一个个噩耗追随着他的脚步接踵而至——1938年1月，他在江西逃难时，“缘缘堂”被炮火夷为平地；1942年他在重庆避难时，“慈父”弘一法师在泉州圆寂；战争结束的次年，战乱中一直与他通信在精神上支撑着他的夏丏尊辞世，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头顶上一个迟疑的脚步声告诉我，有一个人和我刚才一样，将脚步停在了那张丰子恺一直睡到去世的棕绷床前。棕绷和其他大多遗物一样，从他上海的故居日月楼搬来。“文化大革命”中，他因散文《阿咪》获罪，一家人住的日月楼被安置进了四五家人，丰子恺只得睡在连接阳台的走廊上，用棕绷搭个小床，棕绷太短，便在脚那头放个凳子，蜷缩着睡。小床边摆一张小方桌，就是他的书桌。无数个不眠之夜，唯有一钩新月静静陪伴一团蜷缩的身影。如此境地，他却说“天于我，相当厚”。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怀着对苍生的大爱，他完成了弘一法师的遗愿、师生间灵魂的相约——《护生画集》。
关于人格，他这么说：“我是一个二重人格的人。一方面是一个已近知命之年的，三男四女俱已长大的，虚伪的，冷酷的，实利的老人”，“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在中国，我觉得孩子太少了。成人们大都热衷于名利，萦心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实业问题……孩子们呢……弄得像机器人一样，失却了孩子原有的真率与趣味。长此以往，中国恐将全是大人而没有孩子，连婴孩也都是世故深通的老人了。”
时光隧道里传来的这一段话，振聋发聩。
（实习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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