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字班”至今还是鲁中和滨海一带青年妇女的代称。生了女孩，叫生了个“识字班” ，年龄大的叫“大识字班” ，年龄小的叫“小识字班” ，娶媳妇叫“娶识字班” ，谁家媳妇漂亮，就是“娶了个俊识字班” 。
实际上它开始是青年妇女的学习组织，就是在抗日小学中午放学的那个空档里，青年妇女去学文化的午校。后来便自然而然成了青年妇女的团体名称，像胶东的青妇队，鲁南的姊妹团。解放区各种群众团体的兴起，表现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政治热情，是几千年来没有的新气象。青年妇女识字班，自然成为各团体中最活跃最有光彩的部分，从她们身上充分表现出受苦的人们在冲出牢笼后的精神状态。
每逢开村民会，各群众团体比赛唱歌，识字班与儿童团总是互不相让的对手。
“识字班，来一个！ ”“儿童团，来一个！ ”
斗不过时，只有唱起来。
唱罢，别的团体趁机进攻：“好不好？好！妙不妙？妙！再来一个要不要？要！ ”接着全场一起加油：“识字班，再来一个！识字班，再来一个！ ”
在四面围攻中，她们只有再唱。她们也想唱，心中的欢乐，像揣着一只春天的小鸟儿，表达心声，唯有唱歌。
“大娘大嫂子大姐呀，咱们组织起来呀，参加了妇救会，替咱们申冤诉苦呀咳……”
“桃红柳绿风光好，三八来到了，妇女们要记牢，打大鼓，把锣敲，齐把会场到……”
这清脆、嘹亮的歌声，至今仍在人们耳边萦绕。一切新事物都是脆弱的，像那青青的禾苗，在风雨中，在茁壮成长的趋势下，也有一些很轻易地枯倒了，夭折了。但那闪光的一瞬，在记忆中是永存的。那是新生后农村女性历史上的一次黄金时代。
中午那一会儿的学习，开始也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情，都要有人挨门挨户地动员，其难度仅次于动员中年妇女放脚。村干部领着妇女干部，妇女干部拽上小学里的大儿童们配合着，形象生动地讲述着道理，说服那些几乎从没见过世面的大姑娘小媳妇们走出家门。有的本人通了家庭不通，有的家庭想开了本人怵头，有的动员来又走了，大方的牵着羞羞答答的，在各种外因的推动下，勇气在一丝一丝地增加着。
这么多姑娘、媳妇突然走出家门，也给予人们一个观赏、品评的机会。人们好像第一次发现了女性的美丽。
一位开明的私塾先生领着名叫玉兰的女儿来了。姑娘迈着酷似父亲的步伐，摇摆着一条又黑又粗的长辫子，眼神里显示出不同于一般姑娘的开通。人们惊讶地赞叹着：
“哟！是谁家的闺女呀？ ”
“可不是，哪庄来走亲戚的，在大地方上学的洋学生？ ”
“那不是她爷领着！玉兰是人家的大名嗬！ ”
“噢！是老师家的三妮儿！我说玉兰哎，跟你爷上识字班去呀？ ”
“嗯！ ”玉兰转身一笑，答应着。一个嗯字，有多少勇敢与自信，又是怎样的新颖动听！
在新走出家门的一群中，引人注目的又是她们的干部们。先是能说会道泼辣能干的被推上来，继而那美丽、聪明、开通、大方的被选上来，最后是既讲究模样，又不完全讲究模样，有全面组织才能，又受人赞扬的干得为最长久。因此，青年妇女干部们，在一茬茬交替着，更换着，总是与政治上、生活上的沉沉浮浮联系着。
有的由于一步走上歧路，而永远地落伍了。有一个贫农家的女儿，很有工作能力，能唱歌，会演戏，送参军她领着呼口号：“学习姚大娘，送儿上战场！学习韩淑芬，送郎去参军！ ”呼高兴时，竟直呼：“送郎送郎！ ”她自己的“郎”没能送出来，却被敌人裹胁去当了还乡团，她随去了。人们便很快将她遗忘了。一切美好也便成了不再回复的历史。
还有一个有名的俏闺女，工作也是泼辣能干，唱歌嗓子最高，一条大辫子拖到腿弯，有独特的美丽。一位脱产干部爱上了她。她也想出去工作，但家庭不让。无奈只有改变了主意，发展了与村上一位青年干部的爱情。脱产干部情深，村上青年意切，一时竟出现了“争”的局面。姑娘在矛盾中不知所措，自家屋里同脱产干部旧情难舍，邻家大槛上同村上青年许诺终身。在旧风俗仍占统治地位的农村，人们常常是违心地支持旧观念，人言的风雨，险些出人命。最后，姑娘决心丢弃旧情，嫁于农村青年，安心在农村兴家立业，生儿育女。但政治上再也抬不起头来。这也是村上最早自由恋爱的姑娘的结局，是以政治上的永远落伍为代价的。
有的姑娘当知道自由恋爱在农村还是一时行不通的事情，便咬牙离家。有一个叫彩妮的姑娘，跟一个扛活的地下党员私奔去了外地，这样争得了婚姻自由；有一家姊妹两个，一起偷着出去参加了工作，在革命阵营里称心如意地解决了自己的婚事，多年不将工作单位告诉家中，家中没有办法把她们找回来；还有一个童养媳，整天当牛作马，受累难熬，又实在不愿跟那个“命中注定”的丈夫，求妇女干部们帮助，挣脱了家庭锁链，出去参加了工作。她们本都可能永远成为笼中鸟，但这样飞出去了，自己把自己的命运改变了，自己解放了自己。
有的没有脱产出去，但政治上没有退步，生活上也能自主，她们经受住了历史的各种艰难的考验，由嫩苗成了大树，一直挺立在家乡的土地上。
这便是大姐们中的两个高个头——占美和荣菊。她俩是带头送郎参军的青年妇女。她们没有像有的人后来当了扯丈夫腿的落后鬼，或者不争气，等不了丈夫回来，另嫁了人。她俩一直坚守着光荣，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村里工作。在基层的政治舞台上，熬过了姑娘、媳妇、婆婆三个时代。经了风浪，吃了苦，虽没当过闻名的英雄模范，却几次上过报纸，每人都有些讲不完的故事。
美丽要强的占美，十二岁时哥哥参了军，十四岁时传来哥哥牺牲的音讯，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她为了守护母亲，动员参军的未婚夫倒嫁过来，使自己一家成为两家的后代，生的孩子男的姓女方的姓，女的姓丈夫的姓。全国解放后，她完全有条件跟丈夫去大城市享福，然而一直在家，多年将哥哥与丈夫的担子叠在一起，压在自己肩上。烈属在村中虽有周到的照顾，却代替不了身边的亲人，她又当女儿，又当儿子，忙了家里忙外头，自留地、自留园，还有七八口猪，照应着上辈，培育着下辈，忙大了女儿，又忙女儿的女儿，送走了老的，自己也老了。母亲去世时，她的年龄已超过了送儿子参军时母亲的年龄。
荣菊，年龄比占美稍大，因当妇女会长时间长，人们称她“老会长” ，男女老少都这样称。她与丈夫是父母包办的，夫妻的恩爱是从丈夫参军走后开始，是在对丈夫的日夜思念中产生的。丈夫上了前线，她全心投入村里的工作。她是青年妇女们的大姐姐，主心骨，像一块磁石，吸引着那些爱进步、爱学习的小姊妹。在解放战争支援前线的岁月里，她和占美带领同伴们日夜忙碌，推米、轧面，做军鞋、收军鞋，慰问部队伤病员，帮助军烈属……街口大路边，端茶送水，迎送过路部队，战士们感激着她们温暖的甜甜的话语，急速欢快的步伐里，带上她们声声的问候和嘱咐……
村中各种政治活动由各群众团体一起去做。妇女们以自身的特点和特有的角度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反奸诉苦、斗恶霸的热潮中，她们趁机斗了恶女人“三母狗”和一个汉奸老婆。“三母狗”压迫儿媳，欺负邻里，斗争会开了三天，由妇女们的会扩大到全村村民的会。她们的斗争方式很有特点，数落那个人的罪状十分形象，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说到恨人处，成了有节奏的呼喊：“呸！不要脸，三母狗！呸！不要脸，三母狗！ ”
“三母狗”威风被打掉，村上类似人物都老实起来。
斗争汉奸老婆，开始斗得很精彩，后来有人夹进了私人矛盾，抓挠起来。她们怕出事，连忙宣布散会。警告那个女人说：“扣老婆，你回去好好想想，下次开会再不老实，惹火了姐妹们，俺可不护你！ ”
“扣老婆”也求之不得，连忙逃脱。下次会也没再开，她们知道，坏女人，坏归坏，若斗出了人命，违反了政策，那可也是不得了呀！
她们这些仍守在家门的当年的识字班们，现在已是中年或老年。她们的儿女是革命的第二代、第三代，有一部分仍在她们身边，有一部分也像当年她们的一些伙伴一样，飞出去了。在四面八方，有各种人才，有教师、医生、大学生、科学家、艺术家，也有各级干部，各行各业，在她们早年听说过和没听过的地方。她们的天地没有比原来更宽阔，但儿女走到哪里，她们的心就牵挂到哪里，她们在自个小天地里能时时听到全国大天地里的生活音响，她们住在一个村庄里，心中已不只装着一个村庄，她们的心是这样被儿女们抻宽了。她们的影子也还可以从儿女们身上看到，百分之七十，百分之五十，或只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十五的，她们的生命，她们的青春，在这样向后辈身上转移着，消融着。说来这是一种延长，然而毕竟是新的独立存在了，当把自己的交给儿女以后，已经是儿女的了，不再是自己的了。作为自己的，是在缩短着，是在消失着，自己的生命，自己的青春。
（实习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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