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号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腾讯网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大学生21国际文学奖”（The 21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InternationalLiterature Award）评选结果，在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揭晓，以色列著名作家阿摩司·奥兹荣获2016年度“国际文学人物”。
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21大学生国际文学盛典”组筹者，尊敬的中国人民大学和腾讯文化的朋友们，首先我要感谢主持人蒋方舟女士，也感谢翻译，今天是她的毕业日。
很荣幸成为“21大学生国际文学盛典”的第一位获奖者。当我还是个富于梦想的耶路撒冷小男生时，中国精美的艺术、遥远传闻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令人震撼的漫长而痛苦的中国历史、美丽壮观的中国建筑便令我心醉神迷。
我在孩提时代总是梦见有朝一日能来到中国，至少与真正的中国人相遇并交谈。在耶路撒冷见到一个中国人，并且与之交谈是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情。我感到，世上最古老的两种文明之间、最漫长的两种记忆之间以及世上最古老、最富有的两种文化之间有许多可以攀谈的内容。两种最漫长的历史记忆，和两种最富有的文化之间有许多东西亟待交流。
我和我的夫人如此幸运。我们几年前访问中国，并且有机会领略并羡慕所见到的一切。我们荣幸地在中国结识了几位亲爱的朋友们。我很荣幸拥有一位优秀的译者，钟志清博士；拥有一个优秀的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以及今天在人民大学拥有一些优秀的朋友。
我曾有机会通过英文或通过希伯来文翻本读到一些中国古典的书籍和历史书籍。我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能在如此中国拥有众多的读者，并且产生影响，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惊奇。
我希望我的文学作品能够为加强世界上两种最为繁荣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与犹太文化传统之间意义深远的深入对话做出贡献。让我的译作，让你们今天友好给予我的这一温暖人心扉的国际文学奖，成为位于亚洲东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与同一大陆上最西端的一个小国之间的一份建筑材料。
我和夫人尼莉向在座所有人，向如此温馨的招待，向这一莫大的荣誉表示我们深切的感谢之情。非常感谢大家！
女士们、先生们！我想让你们想象一幅画面：冬天的一个雨夜，百叶窗紧紧关闭，蓝色的炉火熊熊燃烧，房间里有一个人，独自一人，坐在落地灯旁的椅子上读一本小说。
让我们问问自己，为什么在21世纪之初，这样的画面为何依然可能出现？
我知道大家依然在读小说，不光是在冬天，不光是在落地灯旁独自一人，而且也在夏天，在机场，在候机室读小说，但是我仍然坚持想象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夜晚独自坐在落地灯旁的椅子上读小说。
我是说他依然在读一本小说，不是读专业书，不是工具书，而是读小说。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画面会依然存在？
如果放在100年前答案会非常简单，一个寒冷的冬夜还有什么其他事情可做？的确，对于文学来说，十九世纪显然是蜜月期，或者是蜜月世纪，人人都在读，或者看样子都在读。当然并非所有人。不是所有人都买得起落地灯，买得起椅子，或者买得起小说。实际上，百年前，多数人都是不可能去阅读小说的。
19世纪，小说的读者多是富家女子。男人晚上可以外出，女人留在家里。如果她们碰巧有女仆照管房子，有保姆照顾孩子，那么她就可以在冬天的夜晚，坐在落地灯旁的椅子上读小说。
可是如今，在北京，在特拉维夫，人们在冬天的夜晚可以进城，可以去剧院，可以去电影院，可以去餐馆，去酒吧，去看朋友，也可以待在家里，做手边要做的事和比读小说容易的事：报纸、电视、录像、立体声、互联网、电脑游戏、电话或家庭影院。为何有劳自己去读小说呢？尤其当有如此多的事情要做，比如说职场之事、世界新闻或无休止的家庭娱乐，为什么要去读小说？
确实，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听说预示灾难的先知曾预言小说即将死亡。当剧院被煤气灯或电灯照亮的那一刻，人们就想从现在开始没人读小说了，毕竟观赏比阅读有趣得多。
当电影最初出现时，许多人预言小说和戏剧将会消失。
后来，电视出现了，人们预言电视会导致小说、戏剧和电影的终结。
现在先知们都死了，小说与戏剧和电影硬挺着活了下来。
记得1968年，巴黎出现涂鸦，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签署的“上帝之死”，第二天早晨变成了上帝签署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之死”。到此预示着灾难的先知以及“小说之死”。现在回到刚才的问题，为什么依然是可能的，既然如此多的变化都已经发生了。那么一个人在冬天的夜晚独自坐在落地灯旁的椅子上读小说的画面为何依然存在？
显然，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文学是最不吸引感官的。绘画吸引眼睛，音乐吸引耳朵，雕塑吸引眼睛和指尖，戏剧和电影吸引眼睛和耳朵。书籍，印刷的文字，无法在感官的丰富性上与其他艺术竞争。如果你把书给遥远星球上的陌生人看，在他眼里，印刷的纸页不过是散落在雪地上的死蚂蚁。
但是，这确实是书籍的神秘魅力之所在：现在请你，读者；把符号，把雪地上的死蚂蚁翻译成景象、声音、味道和情感。当读一本小说的时候读者就是演出的联合制片人，音乐会的演奏者，作家的积极合伙人。
【附】奥兹授奖词
阿摩司·奥兹的大部分小说是以家庭为主题，讲述爱、婚姻、情感及其形式，同时，也探讨以色列内部的文化冲突、身份焦虑和意识危机。“家庭”作为“宇宙中最神奇的元素”，包含着冲突、悖论、矛盾和人类的悲喜剧。奥兹让我们看到犹太人的历史命运与现实状况如何渗透、改变、塑造家庭及家庭中人物的命运，让我们看到作为“个人”如何挣扎、寻找、呼唤并最终呈现出一种生命的存在形态。
他的最著名的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以质朴深情的语言、迷宫般的结构和幽远破碎的记忆，以一个少年寻找母亲自杀原因为基本起点，探讨爱与伤害的生成，探讨个体内部精神的崩溃与族群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现实生活的丧失、族群的被驱逐、文化的无所归依、新国的虚无一点点累积并淹没母亲，也伤害了身在其中的每个人。这是一种内部的失败，紧张与痛苦，荒凉与寂寞，最终带来难以言说的崩溃。
悲伤，是家庭内部最深的秘密，甚至难以启齿，尤其是这种悲伤来自于整个族群的自卑和孤独，来自于几千年的流浪和被遗弃时。
在奥兹的小说中，有一个词必须注意：欧洲。对于以色列人而言，它不是某种知识体系，或某种修养和谋生手段，而是个体生存所面对的实实在在的疼痛。上一代犹太人在欧洲教育中长大，欧洲是他们的“家”，地理意义的和心理意义的，那是他们的“应许之地”。但是，在不断的被“清洗”中，“家”变成了敌人，比传统的敌人更彻底。
这是犹太人几千年以来流浪史的再次呈现，赖以为家的“欧洲”遗弃了他们，而希伯来语也并不是他们的母语，他们也无法理解正在以色列兴起的集体乌托邦主义。个体的尊严、美好、向往、理想，在这样的多重遗弃中，难以抵抗。这些接受了欧洲文明的归国以色列知识分子们精神上无所归依，既要面对被“欧洲”遗弃的命运，也要面对以色列国家主义的批判。
是的，全人类的痛苦被加载到了耶路撒冷。漫长的、几千年的隐痛在新的国家建立之时，变为一种小心翼翼要维护的东西，因为那是他们成为一体的唯一象征。这是根本的矛盾。建国是要永久消除这一伤痛，但一旦消除，那统一性和合法性又来自于何处？在此情形下，个人的日常生活变成一种道德生活，大家彼此监督，小心翼翼，政治的、集体的要求最终因而显示出它的严酷和非人性。
在《我的米海尔》《沙海无澜》《爱与黑暗的故事》等小说中，奥兹以略带讽刺和忧郁的口吻书写了以色列知识分子的生活，同时，又以谨慎而思辨的笔调描述“基布兹”的生活形态及“拓荒者”的精神构成。两者之间形成一种矛盾的、双重辩驳的语言，彼此相互消解，最后，意义变得虚无，或者暧昧。“拓荒者”们以一种生机勃勃的力量建设充满希望的新以色列国，但却也在形成新的压抑和对立。知识与大地，个人与集体，自由与监督，呈现出哲学和政治上的严重分歧。
作者多重讽刺，但也意味着多重失落。耶路撒冷的生活是不确定的，有着一种让人难以解释的迷惑。奥兹以文学的复杂天性写出了以色列建国时期多重概念、多重元素在普通生活中的交织形态。
奥兹经常强调他所写的只是一个家庭、一个人的故事，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小说中对所谓“整体性”和“国家性”的某种质疑。充满伤痛的现实和历史并非就使一些大的话语拥有天然合法的理由，它既不能成为国家、民族要求个人牺牲自我的条件，也不能成为政治发动战争的前提。奥兹以一位作家的自由之心意识到超越历史冲突和族群界限的必要性，当他在反复思辨当代以色列的政治结构和生活形态时，当在思量家庭内部的爱与妥协时，当他在反复回忆并书写“那个富有同情心的阿拉伯男子，将年仅四五岁的我从黑洞洞的深渊里救出，并抱进他的怀抱”这一场景时，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和人类主义者。
奥兹洞悉女性心灵，为我们贡献了一系列忧郁、沉思并有着迷人品质的女性形象，《爱与黑暗的故事》中的母亲因无法忍受空洞的政治话语对个体生活的摧毁，无法忍受庸俗而自杀；《我的米海尔》中的汉娜充满细腻的情感和强烈的爱，她对犹太式的“节制”提出抗议和质疑；《了解女人》因女人的自杀而让男人开始寻找生活并发现自我；《沙海无澜》则让我们到女性的坚韧、豁达和生命力。在这些女性身上，奥兹赋予了对和平家园的渴望和对温暖自由的向往，同时，也对未来以色列的丰富、智慧和开放性寄以深厚的希望。
总之，阿摩司奥兹先生以充满隐喻和想象的诗性语言，在追寻个人、家庭、族群内部的隐秘伤痛过程中，呈现出国家、民族与个人命运的复杂交织，并藉此表达对人类现实的关注。
鉴于此，我们授予您2016年“中国大学生21国际文学奖”。
（编辑：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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