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是二号，斜对门是七号，七号是很小的一个门，刷着黑漆，门头上爬满了爬山虎，里面是阴森森的树，是半人高的草，阴暗潮湿，仿佛是妖精们的住处。我和小四儿进七号逮磕头虫，见草丛里滑过一条色彩斑斓的长虫，金黄的底，黑绿的章，像王爷穿的蟒袍。我们虽谁也没见过王爷的穿着，但是我们都在戏台上见过王爷，那穿着真跟草里的长虫属于一个系列。逮虫儿回来跟赵大爷说起七号院的花长虫，赵大爷说那是赤练蛇，无毒，面目虽狰狞，性情却温顺，那是老王爷的化身。老王爷走得不甘心，在巡游他的宅邸，你们不要招惹它就是了。话虽这样说，那长虫仍旧让人胆怕，那种夸张的不协调的色彩搭配，那扭曲的身体，白刺刺的肚皮，让人看着恶心。七号的院子很大，有石头假山，半塌的亭子，干涸的水池子，还有半截小桥，无论是什么，都浸泡在密匝匝的荒草中，隐藏了原本的模样。一不留神，你的脚就会崴进雕着钱眼儿的下水沟里，半天拔不出来。要说探险，那是个绝佳的所在。
二号至九号，在这条胡同里是个凹形，人们叫它大院，这个空场是个很不错的活动场所，街道开会、小孩踢球、国庆练习扭秧歌什么的都在这里。七号在大院的西北角，它南边的八号、九号曾经是七号的一部分，是一座完整的王爷府邸，七号是它们的后花园，园里那座两层小楼是王府的后罩楼。大抵王府的最后都是两层楼房，在整座院落中起罩护镇压作用。北京最漂亮的后罩楼有两座，一座是坐落在定阜街庆王府内雕梁画栋的凹形后罩楼，那座楼到今天仍被专家称为建筑上的绝笔，美轮美奂，京城无二；另一座是恭王府九十九间半的后罩楼，民国期间它一度成为辅仁大学的女生宿舍。后罩楼又叫绣楼，是王府中女眷们居住的地方，私密，清静，即便是府内人员，也是不能轻易到达其周边的。七号的后罩楼不大，与庆王府、恭王府的相比，甚至有些寒碜，庆王奕勖、恭王奕诉，都是慈禧身边炙手可热的大王爷，我们胡同这位王爷好像很一般，大概除了历史专家，谁也叫不出他是什么王爷。民国以后，府邸主人把前边院落卖出，只留下后罩楼自己居住，朝东在大院开了个小门，仅供出入。七号的后罩楼坐北朝南，两层砖木楼房，底楼五间，二楼五间，南边有阑干，北边有后窗，其实只有四间，最西边一间是作为楼梯使用的。从墙外看，绿树掩映中的后罩楼虽然斑驳，仍旧隐约透出了昔日的精致考究和设计者的独具匠心。比如它北面的窗户，有方形的，有圆形的，有双扇形的，还有菱形的，上下两层没有一扇相同，窗户的外沿还做了装饰，窗棂也雕刻得十分漂亮。楼房老旧了，风度仍在，像一个迟暮的美人，风烛残年中仍是满头珠翠，婷婷地站立在那里，尽管这些珠翠已经过时，已经不再亮丽，但它仍是珠翠，本质是没变的。
七号院子里，小楼西边有一口井，井口不大，模样跟故宫珍妃跳的那口井差不多。每回参观故宫，我都会站在珍妃井跟前纳闷，这样小的井口，人是怎么下去的？我趴在井口往里看，黑糊糊的水面有个亮亮的小圆口，圆口里晃动着我的脑袋，仿佛是另一个我在水底下跟我打招呼。珍妃井里的水看样子不怎么深，却淹死了一个倔强的妃子，想来是下去时并没死，是后来在里头硬搁死了。听胡同赵大爷说，过了两年打捞珍妃的时候，她的一条腿很别扭地拐着，竟没人能捋得直，想是那小小的井膛容不得—个大活人在里头伸展的缘故。故宫的珍妃井只下去了珍妃一个，七号院这口井曾经下去了有名有姓的十二个人，最后往下跳的人已经跳不下去了，里头塞满了，踩着下头人的脑袋，半截身子在井里，半截身子在上头。这样的细节是来自赵大爷的讲述，赵大爷是我们胡同里孩子们喜爱的人物，他满肚子都是故事。
赵大爷说七号院里闹鬼，太阳一落山，井口就往外冒白气，月光底下，常有人看见披散着头发，着一身白衣，脸色青绿的女子在院内行走。严格说，那不是走，是在飘，悠悠的，像戏曲里的鬼魂那种走法，草梢连动也不动。我在院里练习过戏台上的鬼走路，裆里夹个扫炕笤帚，上身不动，胳膊手伸直，小碎步稳稳地捌。我父亲夸我很有李慧娘的模样，我母亲二话没说，揪出扫炕笤帚给了我一顿臭揍。自此再不敢学鬼走路了。七号闹鬼，我倒很想看看鬼是怎么闹的，却一次也没碰上，跟小四儿晚上翻墙进入院中，别说鬼，连那条老王爷变的花长虫也没见着。赵大爷说我们两个火力太旺，阴暗的物件见了我们早早地避了，哪里敢现形。小四儿说神鬼怕恶人，他大概属于恶人范畴，所以谁见谁怕。赵大爷看着小四儿说，你小子得学好，别像你哥，撬人家仓库的门。
赵大爷是旗人，还是上三旗，他说他祖上当过养心殿的禁卫军，他祖上看过皇上在窗户跟前写字，看过皇上在廊子底下遛弯，绝对是亲兵，不是亲兵哪能看见真龙天子的这些生活细节。皇上的亲兵后代现在东城面粉厂当职工，跟白面打了一天交道，每天下班回家都是白头发、白眉毛、白脸，胡同里的孩子们管他叫“白毛大仙”。那时候洗澡的设施很不普及，我们家人洗澡要到东四浴池去，洗回澡得花费不少，除非要过年，一般情况都是在家凑合。我爱上赵大爷家去，尤其爱看他洗脸。赵大爷洗脸很有特点，把满满一铜盆水搁院里的石头凳子上。为什么非得搁院里？因为赵大爷的脸必须在院里洗。赵大爷洗脸是连洗带胡噜，一捧水拍在脸上，鼻子嘴立刻同时使劲吹气，每一捧水几乎都被他吹在盆外头，脸洗完了，盆里的水全到了地上。赵大妈见不得赵大爷洗脸，说赵大爷洗脸是鸭子凫水，瞎扑腾。
我的鬼怪知识基本来源于赵大爷，夏天晚上，吃过晚饭，胡同里几个孩子把赵大爷一围，端茶缸的，摆小板凳的，送蒲扇的，把赵大爷伺候得舒舒服服的，就开讲了。说书的都有定场诗，赵大爷的定场诗是：
七号小门黑幽幽，
住着前朝老王侯。
恩怨无常多少事，
凄凉破败后罩楼。
定场诗一念，我们都要转过脸去向那扇暗淡的小门张望，胆小的会把小板凳挪到赵大爷身边，紧紧地靠着。赵大爷把蒲扇一挥说，去！大热天儿的，别往人身上黏！
赵大爷的演讲离不开鬼，离不开狐仙，离不开黄鼠狼，离不开长虫，全是我们顶害怕的东西，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七号院，好像那小门后头藏匿着无数能要人性命的鬼魅。赵大爷说，七号院是凶宅，没人租也没人买。光绪庚子年时候，东西洋联军陷京师，两官仓皇出走，七号院王爷留在京师，没得着“随銮出京”的懿旨，王爷认为自己世受国恩，不能扈从皇上西行，深感遗憾，如今城池又破，再无活下去的道理。七月二十一日城破第二天一早，王爷率福晋董氏、妾柳氏李氏庞氏、子二人、女六人，投井而死。当时小格格年幼，尚在襁褓中，由奶母怀抱着也跳人井中。后来小格格和奶母被人救起，成就了一段忠烈佳话，还受到了朝廷表彰。老王爷谥忠烈，入祀昭忠祠。小格格享受双俸禄，太后赐名珍，就叫做了珍格格。珍格格还没长大，社会就变成了民国，双俸自然是没有了，生计靠卖祖产维持，先卖祖坟的松树，后卖祖坟的土地，接着卖房子，卖完了前院卖后院，卖完了房子卖古玩，珍格格家里的宝贝多极了，听说到她死，她们家的东西也卖不完。
我和小四儿是孩子中有名的贼大胆，我们都不信鬼，也不怕狐狸，我们常溜进七号去玩耍。当然不能走正门，我们是从南墙翻进去的，蹬着八号茅房的短墙一纵身就蹿了上去，墙北边是假山石，凳子一样地接着我们呢。我们到七号去，美其名曰“练胆”。我们练胆的内容很多，比如到东直门外窑坑去看捞死孩子，到停灵的棺材底下去“钻城门”，到挂满“吊死鬼”的槐树底下去看书，任着那肉虫子在脖领子里鼓攘。我们还到禄米仓的老仓库去转悠。我们胡同附近有几个清朝遗留的大仓库，海运仓、禄米仓、太平仓什么的，被军队占用着，我们不管什么军队不军队，总能有法子钻进去，跟那些比猫还大的耗子周旋……母亲反对我和小四儿玩，说小四儿那孩子不地道，他哥小三儿和小二儿都在少年劳教所关着，一个是因为打架，一个是因为盗窃。我倒是觉得小四儿不坏，我也看不出他怎么“不地道”，他是我上房、爬树的师傅；他教给我怎么用恶毒的脏话发泄心头的怨恨；他用五分钱能弄回七八个西红柿，其中两个是买的，其余都是装在背心里顺回来的；他带着我买一张电影票能看两场电影，还都是有座的，尽管我们在放映途中要频频地变换座位……总之对我来说，小四儿是个很有趣、很真诚、很不错的朋友。
我们共同的爱好是对七号院的探险和对历史人物的挖掘。长大以后我还常常想，如果我们以后共同从事历史考古专业，那将是两个多么出色的人物啊。可惜，我们谁也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七号院里的树都有年头了，后罩楼前那棵西府海棠枝丫比大腿粗，半边枯死半边活着，七扭八歪，绝对成了精；西边井口一棵黑枣树，高大壮硕，年年长枣年年落，树底下结了厚厚一层痂；那只自小生长在院里的老黑猫，见了生人也不躲，闪着绿眼冲人呼噜，哪里是黑猫，分明是黑豹……我也看过那口装过十几个人的井，井口很小，盖着板子，掀开板子，看不到底，里面嗖嗖往上冒凉气。同看珍妃井一样，我不明白那些人是怎么下去的，大概是一个一个排着队，后头的帮着前头的往里塞……
赵大爷说有回他半夜从永定门下火车，回家打七号门口过，听见里边吹拉弹唱好不热闹。楼上所有的窗户都亮着，那棵海棠开着大朵大朵的粉花，探出墙外。那是什么月份啊，隆冬腊月，地冻天寒，滴水成冰，怎会有花呢？赵大爷说他在七号门口站了许久，街门虚掩着，听得出里头有不少人在走动，在说话。我问都说些什么，赵大爷说听不清。我说，您怎不进去看看？
赵大爷说他哪敢，明摆着进去就会撞克了。我问什么是“撞克”，赵大爷说碰上了不该碰上的东西就是撞克了。我说让汽车碰了也是撞克了？赵大爷说这不一样，撞克有神秘色彩在里头，不能说破了。赵大爷说第二天天刚亮，他又跑到七号门口去看，哪里有什么海棠花，一扇破门关得死死的，里头的枯树被风吹得呜呜响，楼房窗户紧闭，哪里有半点人气。我说，那珍格格呢？黄老婆子呢？
赵大爷说，格格跟黄老婆子都猫在楼里没出来，这样冷的天，她们出来是找死。
七号院里住着的两个女人十分神秘，那个受过表彰的格格和她的奶妈黄老婆子从不和街坊们打交道。格格谁也没见过，黄老婆子倒是常出来，出来低着头顺墙根走，她永远走在胡同的阴影里，永远不拿正眼瞧人，一拐一拐走得飞快，好像是怕晒太阳，好像是后头有鬼催着。黄老婆子腿瘸，一条腿不会打弯，走道拉拉胯，可是很有速度。对她的瘸腿我有看法，认定是她跳井时候一定像珍妃一样，把腿别坏了，要不不会这样。黄老婆子的装扮也有特色，发髻梳在头顶上，本来就稀少的白发顶着个小鬏，别着个白玉石头簪，那鬏随着步伐的摇摆在脑袋上一晃一晃的，那玉簪也跟着摇晃。我老盼望着哪天那根玉簪掉下来，捡到我手里，拿它当滑石用。黄老婆子模样古怪，脸色死黑，满脸褶子，黄眼珠，鹰钩鼻，一张瓦刀脸，细细的一个长条，不像阳间的人物。她的无名指和小手指的指甲有寸长，弯弯的发着黄白色的光。小四儿告诉我，那光是一种死光，谁让那指甲抓一把，就得开膛破肚，断没有活着的道理。胡同里的孩子，再淘气的，也不敢招惹黄老婆子，比如小四儿，他的擅长是拿崩弓子崩人，弹子是他拿黄泥揉的，滚圆硬邦，他专在暗处崩人脑袋，打在谁脑袋上就是一个大包。有回小四儿崩了二十一号宋先生一弹，宋先生在门口正要上汽车，人家是要到市政府开会的，宋先生挨了打，没去政府直接去了医院，街道上为这事查了好几天。我妈是街道治保主任，把这条胡同的问题少年挨个排查，我当然不能供出小四儿，尽管我曾经在墙上写过几个“小四是王八”，关键时刻立场得清楚，不能出卖朋友。耍崩弓子的小四儿从不敢崩黄老婆子，他说黄老婆子脑后头有眼睛，他怕黄老婆子半夜找他家去报复，他爸每天到首钢上夜班，他那个连呵喽带喘的窝囊妈是绝对保护不了他的。
珍格格从来不在人跟前抛头露面，胡同里没有谁看见过她，毕竟是受过宫廷封赏的贵族小姐，哪里能像我们胡同串子一样满街出溜，人家的身份在那儿摆着呢。平时都是黄老婆子出来买东西，这个奶母尽职尽责地陪伴着自己的主人，伺候着自己的主人，走过了大清，走过了民国，走进了新中国。黄老婆子在买东西上很计较，抠得厉害，有一回街上推车卖菜的少找了她四分钱，她第二天竟然在门口等了卖菜的一早晨。我说黄老婆子小气，赵大爷说，底下的使唤人小气是主人的福分。过去住在宽街的荣寿固伦公主倒是大方，她是恭亲王的长女、慈禧的干闺女，有钱，谱大，美国公使夫人在公使馆请她，她出行，满头的珠翠，遍身的绫罗，动用的警察卫兵就四百八十一人，跟随的嬷嬷、丫头上百，街上看热闹的成千上万，那是什么排场啊！结果到老了怎么着了呢，到老了才知道自己的库房空空荡荡，所有家当都被管家算计走了，管家娶了几房太太，置了田园房产，成了大富翁，公主自己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气也气死了。听赵大爷这么一说，我觉着凭这点黄老婆子还算有良心。她买一毛钱肉，买三两切面，买两个沙果，沙果和面用手绢兜着，肉用手托着，黄白的长指甲配上那块一毛钱的肉，常让我想到是从哪个倒霉蛋身上抓下来的。但是想到格格就吃这样的炸酱面，就吃这样的小沙果，我觉得这位藏于楼房深处的珍格格挺可怜的，日子过得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滋润。
有一天，我和小四儿看见煤铺伙计把煤球倒在七号门口，黄老婆子正一点儿一点儿用小筐往里倒腾，我们走过去讨好地说，黄奶奶，这活儿交给我们干吧，我们有力气。
应该说我和小四儿绝没有助人为乐的高尚觉悟，我们不过是想借机会到小楼上头看看，看看那个美丽的格格，看看七号除了树和水井以外还有什么新奇的东西。黄老婆子不是个善于和人打交道的主儿，她把黄眼珠往上一翻，露出可怕的白来，用皮包着骨头的手指点着小四儿的脸说，你管谁叫奶奶？你管谁叫奶奶！
小四儿说，管您哪。
黄老婆子说，甭跟我套近乎，再听见叫奶奶我抽你！
小四儿眨着眼睛说，我怎么啦？
老婆子提着最后一筐煤闪进去了，咯噔一下插上了门，把我和小四儿晾在门外。小四儿呸地朝地上啐了口唾沫说，这太他妈让我监介（尴尬）啦！
我说，是很监介。好心当成驴肝肺，这人四六不懂。
小四儿说，我得报仇。也得让黄老婆子监介一下。
于是，半个小时以后，七号院小楼南边的玻璃全成了碎片。
黄老婆子没有用指甲去挖小四儿的肚肠，她把这件事情报告了居委会，也就是告到了治保主任我妈这里。老婆子是当天晚上来告状的，为了上我们家还特地换了件蓝布衫，那衫半长不短地搭到膝盖，宽裤腿上还镶着黑绦子。那天我们家刚吃完晚饭，黄老婆子一拐一拐就进院了。我父亲一看老婆子来了，很知趣地朝外走，黄老婆子给出门的父亲请了个蹲安，请安时眼睛看着跟前的地面，这就使得她的眼袋变得很松弛，像两个嘀里当啷的瘪口袋，配上那个又窄又尖的鼻子，真是丑陋到家了。我知道，有钱人请奶妈是很挑剔的，奶水充盈之外，就连长相做派、禀性脾气，都是有讲究的。老北京过去的奶子府，专门为朝廷、宗室提供奶妈，能分到王府的奶妈，哪个不是百里挑一的出类拔萃，哪里就轮得上这么一个黄眼珠子的丑八怪？黄老婆子一边给父亲请安一边念叨，将军吉祥。
父亲侧过身，挑开竹帘子说，您请。
黄老婆子管我父亲叫“将军”，这是因为我父亲被溥仪小朝廷封过镇国将军，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作为新中国政协委员的父亲很避讳谈这件事情，黄老婆子张嘴就“将军”，不知是尊敬还是嘲讽，总之有点儿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生愣。
那天，黄老婆子除了状告九号小四儿砸了她的玻璃以外还要求母亲给她找街道电工，说那栋楼的电线太老了，还是光绪那会儿布的线，经常冒火花，万一哪天着了火，殃及街坊邻居是件很可怕的事。
屋顶的灯光照着黄老婆子头顶，稀疏的头发缠绕在那根玉簪上，白头发下是光亮的头皮，她的那件蓝大褂不时散发出樟木箱子的气息，灯光下我才看出，蓝衫不是布的，光影里隐隐闪烁出兰草和菊花的图案。那是一种不显山不露水的讲究。
我老想跟父亲探讨后罩楼的故事，但是父亲不喜欢这个话题，在对待七号的问题上，他比赵大爷刻板谨慎。他说七号哪里是什么王爷府，从后罩楼的规制看，连贝子也算不上的，是胡同里的人以讹传讹罢了，没有王爷，也没有什么珍格格和黄老婆子。我说，明明是有！不管父亲怎么说，我反正坚决认为那就是王府。
小四儿家赔玻璃是居委会的决定，小四儿家只有他爸爸在工厂上班，他妈是家庭妇女，有病，他们家还要月月给小四儿姥爷、姥姥往山东寄钱，日子挺紧巴。其实那时候胡同里好像谁家生活都不富裕，大伙过日子都得算计。小四儿一下敲碎了黄老婆子家二十一块玻璃，他爸爸不但赔了人家十六块玻璃钱，还得摊上请人装玻璃的四块工钱，这笔钱够小四儿家过一个半月的。小四儿挨了他爸爸的揍，他爸爸是首钢抡大铁锹的，那铁锹一样的大巴掌拍在小四儿屁股上真是一点儿也不含糊，小四儿凄惨的喊叫响彻胡同大院。我知道，小四儿是喊给黄老婆子听的，小四儿把这怨恨记在了黄老婆子身上。小四儿爸爸打小四儿的时候，后罩楼的灯全是黑的，我猜想，黄老婆子一定在窗户后头一边看一边偷偷地乐呢。我还知道，小四儿爸爸打小四儿，并不是为了小四儿的作为，是心疼家里无端损失的二十块钱。那时，他一月的工资是四十二块五毛。
要不是赵大爷出面，小四儿的被揍还要延续。赵大爷说，七号院的人经过了那样一场大灾大难，悄没声地活着，从清朝到现在，已是很不易了，小四儿的举动有以强欺弱嫌疑，这不是北京爷们儿的做派，该打。但毕竟小四儿是初犯，小四儿的弹弓打过胡同里多少人，打黄老婆子家还是第一回，由他作保，以后不打就是了。
正值暑假，小四儿爸爸责令小四儿利用假期勤工俭学挣出玻璃钱，于是小四儿每天搬个板凳坐在门口拆线头。拆线头是把针织布的下脚料拆成线团，可以擦机器、擦车什么的，拆线头论斤算，一斤大概是几分钱。小四儿爸爸给小四儿领来的下脚料用麻袋装着，大麻袋暾那儿比小四儿还高，在他们家门道里一溜暾了仨。这一来，小四儿就哪儿也去不了了，一个夏天都在门口坐着拆线儿，红的、白的、黄的、绿的。那些下脚料很有色彩，小四儿跟前堆的线头也五颜六色。谁见了都说，四儿，又拆线儿哪！拆几块钱啦？
小四儿一脸哭相，那难受程度比挨揍都痛苦。绝对非常非常的监介。
这个暑假，我参加了密云的夏令营，到北海过了队日，到景山少年官参加了合唱团活动，我过得越花哨，小四儿越失落，他把那个黄老婆子恨得咬牙切齿，说早晚有一天，他不但要把后罩楼南边的玻璃打碎，北边的也一块不留，让黄老婆子好好感受一下什么叫穿堂风。
赵大爷说就凭小四儿这想法，再拆几个麻袋的线儿也不为过。这小子的性情得好好磨。
我终于有了进后罩楼的机会，是跟随我妈一块儿进去的。同时进后罩楼的还有—个叫刘名的小伙子，是电工。那时候电工很吃香，大爷一样地端着架子，到谁家去干活都得有香茶伺候，跟修房的泥瓦工不能同日而语。电工刘名那天穿了新崭崭一身劳动布工作服，屁股后头挂了个皮套子，里边有钳子、刀子、电笔等一应手使工具，一走道，皮套子就拍打着后胯，潇洒至极。最精彩的还不是皮套子，是刘名那个抹了不知多少“天鹅”牌发蜡的奶油大包头，那是时髦青年的摩登标志，有这样发式的人，大都还配着一脸“青春美丽豆”，否则便是不完美。刘名跟母亲说他查完线要到北新桥商场去会对象，他的对象是卖钢精锅的，是北新桥第一美。
黄老婆子在七号门口等着我们，把我们领到楼底层，一间一间地打开门让刘名检查电线。
跟在刘名身后，我激动得浑身哆嗦。我一激动就爱哆嗦，这毛病到现在也改不了。底楼房间光线很暗，说是尘网蛛封当不为过，屋里的蹬土多厚，在开门的一刹那，一股霉味夹裹着土灰扑面而来，人得站在门口适应半天才能看清屋里的东西。只查看了一间房子的电线，刘名的大包头就沾满了灰土，像是刚下班的赵大爷，那身蓝劳动布工装也成了花的，后背上粘了一团蜘蛛丝。母亲呛得不住咳嗽，下一间屋子她说什么也不进去了，她说她进去也帮不上忙，只能添乱。我的兴趣正浓，我要在这座老旧的房子里寻觅美丽的珍格格，一间也不放过。
房子一间间看过去，除了尘土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特别提出的，散了架的桌子，漏了底儿的烂铜盆，近乎尘土的破棉花套子，磕了嘴的旧茶壶，两片破屏风歪斜在墙根，屏风上曾经有过玉石镶嵌，就像是我们胡同口玉石镶嵌厂做的屏风一样。那个街道小厂，常常把做半截的屏风拿到门外晾晒，屏风上粘着各种石头刻的图画，有“八仙过海”，有“四大美人”什么的，五彩缤纷，很是好看。黄老婆子家这两扇屏风，上头什么图案也没有，除了尘土之外就是一溜光板。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在木板下头发现了一只巴掌大的石头小牛，就这也让我激动不已，想的是有牛就得有牛郎，有牛郎就得有织女……一只花盆底的紫鞋被屏风压在下头，鞋帮已经磨烂开线，木头的底座磨圆了棱角。大概是格格穿过的鞋吧，我想朝它再多看两眼，被母亲揪了出来。母亲低声训斥说，到人家去，两眼不可胡踅摸，怎连这点规矩也不懂！
我装没听见，大屁股一调，给了母亲一个背影。电工要到楼上检查，母亲说什么也不上去了，也不让我上去，说在院里等着就行了。我知道，楼上是关键部位，珍格格绝不会住在一楼的堆房里，肯定在楼上的某个房间，难得的一次机会，不上楼我不是白来了！不顾母亲的拉扯，我挣开她的手，紧跟在电工身后，亦步亦趋地登上了那座吱呀乱响的楼梯。楼梯真是有年头了，有几阶踏板已经让虫子吃空了，颤颤巍巍让人无法下脚。楼上朝南四间大房，窗户玻璃是新装上的，亮崭崭的，一棵大香椿树，把枝丫探进走廊内，没把自己当外人儿般地疯长。我想，春天的时候，黄老婆子不用爬树，站在自家廊子上就能摘到香椿，这真是个很不错的设计。楼外沿的栏杆不敢碰，忽闪忽闪的，一摸就要掉下去的模样。小人书上的古代小姐顶喜欢的动作就是倚着栏杆往下看，当然下头是花园、粉墙、秋千，墙外头有多情公子什么的。可是这个阑干我料定美丽格格是倚靠不得的，稍一使劲，就连人带栏杆一块儿折下去了。底下没有公子，有赤练蛇。
楼上相对比下头整齐一些，多少有点人气儿，第一间是厨房，瓶瓶罐罐堆得到处都是，杂乱不堪，炒菜锅扔在案板上，米口袋张着口，油乎乎的地面粘脚，遮挡碗橱的帘子上净是苍蝇屎。黄老婆子不是我们家厨子莫姜，把厨房的一切都拾掇得齐齐整整，黄老婆子在这方面一看就是外行，不是个善于料理家务的婆子。奶妈嘛，干成这样可以理解。几双筷子胡乱地扔在窗台上，脏兮兮地沾满了污垢，从质地上看，它们应该是象牙的，有一根已经断成了两截。我们家也有一双象牙筷子，很有分量，很光润，那是父亲的专用，每回吃完饭，父亲都亲自用布擦干净，把它们收进筷子套里，单独保存，绝不会把它和我们手使的筷子一块送到厨房去刷洗。我由此知道，象牙筷子是很珍贵的，是连我的母亲也无资格使用的宝贝。我父亲去世后，这双筷子便由我继承了，我用象牙筷子吃了好几年饭，下乡、招工，都在陕西，挑浆水面，夹包谷面搅团，沾臭豆腐窝头，喝米汤菜糊，用它也没吃出怎样的精彩来，当然这是后话了。后罩楼的象牙筷子竟然这样不值钱，我除了觉得黄老婆子不识货以外只是替那些筷子可惜，筷命如斯，奈何？
桌子上半碗面砣在碗里，已经干了，大概给猫，猫也不会吃的。不知怎的，我料定这是珍格格吃剩下的，这样粗粝的食物，细嫩的格格如何下咽？
黄老婆子打开了下一扇门，我顾不得再琢磨格格的面食，匆匆跟了过去。屋里像是住人的，靠北墙窗下有张小床，床上铺着简单的看不清本色的被褥，床头立着一只三条腿的杌凳，凳子的一条腿断了，借着床帮倚在那儿。杌凳就是四方的矮凳，接在罗汉床的下头可以斜躺着搭腿用，我们家也有这样的凳子。在电影里头，这样的凳子和罗汉床常常跟抽大烟的联系在一起，大烟鬼侧身躺在罗汉床上，脚底下搭着杌凳，举着烟枪，瞄准烟盘里的烟灯,一口一口使劲吸……有杌凳就应该有罗汉床，可是我没有在屋里看到。墙东边站着一个歪歪扭扭的梳妆台，玻璃砖的梳妆镜已经污花得照不出人影，一把断齿儿的长柄木梳，沾满了黑油泥很随意地扔在台面上。床底下的鞋，就是黄老婆子平日穿的那双尖口黑布鞋，沾满了黄泥，一只侧着身，一只底朝上。墙上挂着一张挺大的旗装女性全身照片。女子很漂亮，穿着绣花的袍子，脑袋上梳着两把头，头上插满了精致的花钿，这个大概就是漂亮的珍格格了。我看着墙上的珍格格，珍格格也在墙上看着我，彼此就好像认识一般。格格的无名指和小手指上戴着长长的指甲套，套子是金属的，上面镶了宝石，看着比黄老婆子的黄指甲顺眼多了……身后有窸窣的声响，猛回头，见黄老婆子正站在我身后，用那双阴鸷的黄眼珠子狠狠地盯着我。我装作毫不介意地说，这位就是珍格格吧？
黄老婆子冷冷地回了三个字，她是鬼。
我惶惶地退出房屋，寄希望于楼上最后的两间，可是偏偏的电工刘名不干了，他说电线已经老得不能再老，许多地方让耗子啃得露了铜芯，稍不留神就会短路，线路的布局也不合理，很多灯都是串联的，一个地方冒火，一烧一条线，继而是一大片……刘名一边说一边往楼下走。我快走几步拦在他前头说，你还有两间屋子没看呢！
刘名一把拨拉开我说，看不看都一个样，反正这座楼的电线得彻底换，这里头隐患太大。
我说，不行，你非得看，那两间屋子艮重要。
刘名可能是急着要收拾他那个奶油包头，急着要清扫那一身的尘土蛛网，急着要见北新桥第一美，对拦在楼梯上的我表现出了十二分的不耐烦，他大声对黄老婆子说，这是谁家的孩子，怎管事管得这么宽！
母亲赶紧把我拉开了，朝我身上拍了一巴掌说，不叫你来，偏跟着，这儿有你什么事儿啊，瞎掺和！
应该说母亲拍打得并不重，说她是冲着我身上的一身土拍打的也未可知，但我却借机号啕大哭起来，目的未达到，功亏一篑，我委屈！我料定珍格格就在最后两间的其中一间里待着，“检查电线”，多么正当的理由，黄老婆子想拦也拦不住的，偏偏的，刘名要去会什么对象，就冲他把我闪在半路上，我断定他的对象准得吹。什么第一美呀，狗屁！
我跟小四儿讲述进七号探寻珍格格的过程，自然有吹嘘成分在其中，说见到了住在楼上的美丽格格，格格穿什戴什，长得什模样，一切都照着相片描述，把个小四儿听得眼睛发直，只恨自己的妈不是街道治保主任。为了证实所见不虚，我特意提出了象牙筷子和紫缎花盆底鞋为佐证，当然不能提筷子的断裂和紫鞋的破烂，所说的是大玻璃砖镜的梳妆台，金丝楠木的杌凳，镶嵌玉石的天女下凡屏风……我尽我的想象而描绘，虽是捕风但都有影，充分展现了我后来靠这本事吃饭的创作天赋。
小四儿认真地问我，你真看见格格了？
我说，真看见了，高挑的个儿，梳着两把头，全身的。
小四儿问，格格穿了双什么鞋？
我说，黑的。
小四儿问，格格穿了什么样的袍子？
我说，白底绣花。
倘若小四儿再问下去，他会发现格格全身的穿戴除了黑白再无其他，因为我看到的那张照片是一张黑白照片。
从此，小四儿对七号的一切更充满了向往。他有一回晚上翻墙进去，偷偷摸上了后罩楼的二楼，黄老婆子正端着灯鬼一样在楼上巡查，小四儿把黄老婆子吓了一跳，黄老婆子把小四儿也吓了一跳，小四儿后来跟我说，他当时浑身冒虚汗，蹲在地上站也站不起来了，他见到的不是黄老婆子，整个是一个飘忽的女鬼。那鬼没有脚，没有脸，举着蜡烛，直直地冲他飘过来……小四儿被黄老婆子抓住了，送到了派出所。小四儿在这一带名声不好，加上夜闯民宅，警察就对他很不客气，把他全身搜了个遍，当然是一无所获。问他上楼干什么，他说不干什么，警察就说他是个顽劣少年，满嘴没实话。
这事让赵大爷解释，就成了小四儿的魂被王爷家的女鬼拿住了，夜半三更跟在女鬼后头满楼转，那女鬼为了找替身，让小四儿往井里跳，小四儿不跳，说里头已经满了，跳不进去了……
只有我知道小四儿晚上到后罩楼干什么去了，他是去看珍格格了，自从我进过后罩楼以后，小四儿总觉得自己缺了点什么，他得把这个缺憾找补上。我问小四儿看见珍格格没有，小四儿说当然看见了，他上去的时候珍格格正坐在梳妆台前梳头，满头黑发瀑散开来，一直垂到凳子上，珍格格一下一下梳着头发，有条不紊的，穿的正是那件白底绣花袍子，从背影看，是个典型的青春美少女，我们胡同里的女孩子是没人能比的。我问珍格格梳头用的可是那把长柄木梳，小四儿说，就是，就是，一点儿没错，我看得很清楚。
完了，我知道，我们俩都在说瞎话。
后来我读了高中，学校远，住校，两周才能回家一次。小四儿进了半工半读学校，夜闯民宅那件事对他的影响很大，让他在胡同里很是抬不起头来。“文革”开始了，学校停课，开始大家都处于无所事事状态，不知形势下一步朝哪个方向发展。我回家住了，家里的气氛也很不好，父亲担心他的历史问题，每天提心吊胆的，连黄猫把桌上的茶碗蹬地上也吓得他脸面变色。母亲很坦然，她朝阳门外南营房的卑微出身，是最好的护身符，谁能在一个城市贫民出身的人身上动手脚呢。皇上亲兵的后裔赵大爷处境很糟糕，面粉厂的造反派在他们家门口贴了好些大字报，说他是“从阴沟里爬出来的魑魅魍魉”。黄老婆子被街道造反派封为“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残渣”和“鬼魅”每天负责清扫我们这条胡同，两个人像约好了，都是半夜清扫，夜深人静时，大街门外传来刷拉刷拉的扫帚声，此起彼伏，让人越听越疹得慌。
这天早晨，大院里乱哄哄的，口号声不断，我出去看，是小四儿领着一帮穿黄衣裳的人在搞大批判，一张脏兮兮的饭桌子上叠了一只三条腿的杌凳，凳子上跪了一个女鬼一样的人物，仔细看竟然是黄老婆子。太阳下的黄老婆子比阴影里的更加难看，她那几乎全光的脑袋上残留着几绺白发，垂下来糊在脸上，白玉簪早已不知去向，十个指头流着血，指头上的指甲全被拔光了，想掏谁的肚肠也掏不成了。鹰钩鼻，瓦刀脸，满脸的屎尿，满身的血污。不是那双硬套在脚上的花盆底紫鞋，谁也认不出跪在凳子上的就是以前司空见惯的黄老婆子。黄老婆子跪在晃晃悠悠的三条腿凳子上，随时有掉下来的危险。几年不见，她老得更没有人样了，灰暗的脸现在变得青紫，眼睛紧闭，整个人变得瘦小枯干，像是突然从地窖里拉出来的一块陈年干肉。黄老婆子的脖子上吊着后罩楼那张旗装格格照片，照片上的格格云霞一样的服装，娴静的眼睛，美丽而高贵，无言地与闹哄哄的人群相对着。桌子下头，站着赵大爷，弯着腰，胸前挂着“坏分子”的牌子。赵大爷被打扮成了白无常的模样，穿着面粉厂的白大褂，戴着高高的白尖帽子，上头写着“我来也”几个字。他们两个，“残渣”和“鬼魅”作为街道造反派的“痛打落水狗”运动的深入，再一次被揪了出来，始作俑者就是小四儿。小四儿，我现在应该叫大名了，王庆和。王庆和正指挥着人往黄老婆子和赵大爷头上浇屎尿汤，这些东西来自大院口的公共厕所。尿液顺着黄老婆子身上往下淌，淌到她脖子下头的照片上，立即，照片上的美人变得模糊污秽，不堪人目。赵大爷对王庆和的这一举动表示出了不满，扭过头要说什么，刚张嘴，桶里的尿液全泼下来。
小四儿已经不是过去的小四儿了，他长得很壮实，很高大，嘴上有了细细的胡须，说话的声音也变得粗而沙哑。他穿着红卫兵服，戴着宽袖章，抡着皮带，在历数黄老婆子的罪恶。从他的嘴里我知道了，根本就没有什么黄老婆子，真正的黄老婆子在民国期间就死了，眼前这个是后罩楼的真正主人珍格格！
一阵心悸，我一屁股坐在台阶上，远远地看着阳光下的那堆“干肉”，浑身发冷。我明白了，这些年来自己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年龄。岁月的延伸把格格变成了婆子，而我们的思路却定格在了几十年前，一切都是想当然，一切都是出自单方面的美好想象，不断地添油加醋，不断地修改补充，自己给自己描绘了一幅理想的美丽图画。现在，水落石出之后是无尽的苍白，苍白得什么都没有了……黄老婆子——美丽的格格，将两个背道而驰的东西统一起来，艰难之外便是失落，是拾掇不起来的苍凉，甚至是一种愤懑，一种被欺骗后的不可饶恕！信念的崩塌让人懊恼，我完全能理解此刻小四儿的心境。
小四儿看到了坐在台阶上的我，但是他装作没看见，他变得更加慷慨激昂，跳上了桌子，站在黄老婆子旁边，用皮带朝那个已经称不上头颅的头颅狠狠抽了下去。黄老婆子连同她的杌凳、她的照片，一起摇晃了几下，还是立住了。
一个红卫兵跑过来，生拉硬拽，扯下黄老婆子的照片，摔在地上，狠狠地踏了几脚，紧接着点燃了火，在阳光下看不到火，只看见美丽的格格照片四边变黑，翻卷，继而从中间熔出一个巨大的洞，使那张端庄的面孔变得扭曲，变得不堪。啊，这不是黄老婆子又能是谁？
我心里一阵遗憾，从今往后，再也见不到这张照片了，照片随同美丽的格格都化作了庄周之蝶，在阵阵口号声中飞上北京的天空，去了，去了……带着我童年的憧憬，带着美的希冀。
想是与小四儿有着某种心灵的沟通，在照片变成灰烬的那一刻，我发现小四儿变得歇斯底里，失去理智一般，他将皮带抽下去的同时猛地把杌凳一踹，黄老婆子真如一块干肉一般从上头跌了下来。我想起了从后罩楼上倚阑而下的美人，下头是荒草，是赤练蛇……
跌下来的黄老婆子再没有起来，也没有血流出，她已经彻底干了。
赵大爷那天批斗会回家，吃了两碗赵大妈给做的炸酱面，小碗干炸，他说他命里该着有此一劫，他不该把后罩楼老王爷家的事儿给说破了，活该！我才知道，黄老婆子与珍格格是一个人，这个谜底是从赵大爷嘴里出来的。我也知道，这件事，我父母亲也知道，他们之所以不说，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罢了。
后来，清查“文革”三种人的时候，王庆和因为有命案在身而受到了处置。这时候我已经离开北京到陕西工作了，听说王庆和后来的境遇一直不好，工作丢了，老婆又下了岗，儿子不争气，吸毒……奥运会前两年，所居一带作为旧房改造，全部推倒建小区，老街坊们有的搬走了，有的又回来了，后罩楼自然是没有了，可是听说后罩楼院里那口井，还有井边的大黑枣树还留着，成为小区里的—个景致。王庆和还在小区里住着，他千里万里地往陕西给我打电话，让我一定回去看看，并且说有事托付我。
利用回北京开会，我去了一趟“老家”，一切都面目皆非，认不得了，包括王庆和。王庆和老得直不起腰了，牙掉得没有一颗，满脸的老年斑，满头的白发。因为没有牙，说话呜噜呜噜不清楚，因为腿脚不好，走路一步一步往前蹭。过去小四儿的灵动狡黠、诡诈多端已经荡然无存了，无论如何我不能将眼前老态龙钟的男人和幼年的朋友小四儿联系在一起，就如同我不能将珍格格与黄老婆子联系在一起一样。
我还没有说王庆和老，他却指着我说，丫丫，你老了，成老太太了。
我说，还没有你老。
王庆和说，我比你大，大两岁……
我想，再过两年我也成不了王庆和这般模样。
王庆和领着我来到小区院子里，指着他们家的楼房说，后罩楼。
那座灰色的七层楼房是小区中几十座一模一样楼房中的一座，没有什么特殊。看到我不解的神情，王庆和说，它的位置，正在后罩楼上。我住在二层东头。
我明白了，看楼前头，果然那棵黑枣树还在，晚风里，树叶在轻轻摇动。王庆和嘿嘿一笑说，它还认识你。
从王庆和的一笑中，我依稀寻到了当年小四儿领我爬墙的表情。
树的旁边应该是井，不过井的位置已经用石头砌成了一个花坛，旁边围着一圈石头凳子。花坛上开满了玉簪花，油绿的叶子，嫩白的花朵，一派生机。有小区街坊从旁边路过，对王庆和说，王大爷，又欣赏您的玉簪花哪？咱们这儿的玉簪比北海的长得都美。
王庆和指指我说，有客人，后罩楼的老街坊。
我们在“井”边的凳子上坐下来。我说，如果赵大爷在，又该编了，说夜深人静坐在石头凳子上能听见玉簪花底下有人说话。
……
一时彼此很长时间无话，各自陷入各自的思路。
王庆和说，我不踹最后一脚，黄老婆子不至于栽下去……
我说，栽与不栽，她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王庆和说，话不能这么说，我那一脚是致命的，她下去了就再没起来。我和八国联军属于同一伙的，所以以后的命运多舛都是报应，我认……
我说，那时候我们毕竟年轻。
王庆和说，年轻不是理由，当年随着老王爷跳井的大部分是年轻人……
我知道，王庆和这些话是说给井底下的人听的。
王庆和问我见没见过赵大爷，我说要见了赵大爷可是见鬼了，他要活着有一百多了，你都成了王大爷了，还要找大爷，怎么可能。王庆和说现在活一百多的人有的是，他说我的本事比他大，在北京有能力的朋友比他多，他托我帮他找找赵大爷，找不着赵大爷找他儿子，找他孙子，他得当面跟赵大爷他们说，小四儿真不是东西！
我说，干吗要这样？
王庆和说，我欠了人家这句话。
半天，王庆和又说，我今年快七十了，有心脏病，说走就走，我不能带着这句话到那边去。
北京七月的傍晚，一阵风吹来，飘过玉簪花的阵阵清香。
二O一一年，因为考察王府的事情，我在一本美国人汤姆森等人于一百多年前拍摄的照片集中，又看到了当年挂在黄老婆子家的那张格格照片。两张照片似乎出自同一张底片，大小不同而已，照片上的格格着白底绣花旗袍，用忧戚的眼神看着我。在翻到它的同时，我几乎要惊叫起来。
照片下边的说明是某王府侧福晋。
与珍格格无关。
选自叶广芩文集《去年天气旧亭台》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年版
（实习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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