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之中藏有真理
平庸藏真理，即使平庸的头脑也有最熟知的真理。因为，对于这样的人来说，这些真理太平庸了。这种人仅仅对占有刺激和诱惑力的真理的平庸精神感兴趣。就像现在，人们会遇到这样一个给人带来不快的论点。从那个时候开始，平庸的英国人便更加尊重这种精神了——在这里，我所指的是达尔文、穆勒和斯宾塞——它突兀而起于欧洲审美的中间地带，并且占据了重要地位。其实，谁愿意对其中的功利性产生怀疑呢？这种精神早晚会成为人们的主宰。人们认为这些高贵而会飞的精神是那么地伶俐，然后为此搜集大量卑微的事实，急于得出一个结论，但是这大概没有一点儿意义——他们，作为一种例外，刚开始就认为这种“规则”会处于不利的地位。最终，与其说这些人的学识渊博，倒不如说是他们做得多。也就是说，是某些新意，阐明了一些新的价值！
知与能之间形成的那道沟壑或许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因为，能者，是伟大风范的创造者。与之相对的必然是无知者。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达尔文式的科学发现而论，人们可以将一定程度的褊狭、贫瘠和辛勤，处理得很好。最终，人们却不能忘记，他们凭借其深刻的平庸已经使欧洲精神出现了总体上的萧条。因为人们将它称之为“现代观念”，或者是“18世纪观念”，或“法兰西观念”的东西，使德意志精神“深沉”的厌恶掀起了浪潮，这些都源于英国。毫无疑问，法国人在这里仅仅充当了这些观念的猢狲或演员，同时一些人也扮演了英国的优秀士兵。同理，遗憾的是，法国人也充当了他们第一批以及最彻底的牺牲品，因为最后，由于“现代观念”的盎格鲁的可恶味道，使法兰西的灵魂变得非常稀薄，致使今天，在非信仰的影响下几乎又回想起了它的16、17世纪，以及它往日深沉的激情力量和高贵的发明。可是，人们必须闭紧嘴巴恪守住历史的公正原则，并且对眼前片刻的假象都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欧洲的贵族们，他们还是情感的贵族、审美的贵族、风俗的贵族。总而言之，所有崇高意义上的词汇，虽然都是法兰西的作品和发明，并且代表了欧洲现代观念的卑鄙和庶民主义，却也都归属为英国的。
法国，即使到了现在，也仍然是最具精神性和最雅致的欧洲文化驻足的地方，以及具有审美性的高等学府。可是，我们在这里必须懂得如何寻找这个“具有审美性的法兰西”。一切属于这个国度的人，都具有良好的隐蔽性——无论是活着的，还是仅仅是一个特殊的小数目人群。这里面甚至还包括无法靠大腿的力量站立的人，一部分宿命论者、奄奄一息的人、病人，以及一部分娇里娇气、矫揉造作的人。这样的人具有一种将自身隐藏的虚荣感。对广大人民来说，某些事情则是卑鄙的。因为，这种人从不理会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发出的愚蠢怒骂和震耳欲聋的胡说，甚至对此不闻不问。
事实上在今天，站在前台的这个愚化了、粗俗化了的法兰西——新近，它在安葬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的时候，举办了一场真正的非审美、自我欣赏的豪饮之宴。对于他们而言，或许还有一些相类似的东西，即一种抗拒精神、日耳曼化的善良意志——更显得它的无能！或许，叔本华现在已经莅临了这个具有精神性的法国，这样一来，他也成了法兰西悲观主义的一员。在这里，叔本华比在德意志那里更享受到了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而且更加亲切。对于亨利希·海涅就更不用说了。他早已将巴黎的更为雅致、更为苛求的抒情诗与人们的血肉相连。或者，我们也不必再说黑格尔了。今天他以泰纳的形象——这个形象也可以称作是第一位活着的历史学家的形象——发出了一种几乎暴虐的影响力。但是，当我们说到里查·瓦格纳，法国的音乐往往按照现代灵魂的实际需要来塑谴自身，而它越是这样，就越体现了“瓦格纳化”。对于这一点，人们可以预告——它真的已经干得够意思了！但是，今天的法国人，凭借自豪的情感所提供出来的当作他们的遗产和财产的东西，当作一种欧洲古老文化优势的、仍然存在的、类似纪念碑式的东西，仅仅是三分老铜板。虽然其中体现着一切自愿及非自愿的审美的日耳曼化和庸众化。因为，技艺高超的激情能力——一种为“形式”做出牺牲的能力，正是由于这种形式才创作出了那句“为艺术而艺术”的话。这种东西在法国，三百年来都仍然在耳边回响，而且常常老调重弹。幸好“少数的敬畏之情，使这一类文学成为可能”。
法国人对欧洲的优势建立的第二条，就是它那悠久的道德文化历史，这种道德文化使人们平均起来，甚至在报纸上随意刊登的微不足道的小说家的作品和有时出现的巴黎野鸡那里，也出现了心理学上所说的刺激性和好奇心。对此，人们在德国是找不到什么概念的，更不用说找出任何事情了。对于德意志人来说，他们为此已经减少上百年的道德工作。
但是在法国，这一点却是省不下来的；所有将德意志人称为“幼稚人”的人，会因为匮乏而为他们准备好一种赞誉。这与德意志在心理学的愉快艺术的对立面没有一点儿关系，但却与德意志交往的无聊性，有着较亲近的关系。一个对法国式真正好奇的发明天才，已经为这个体弱多病的寒噤大国做出了最成功的表达。亨利·贝尔就属于这样的人，他是一位令人感到奇怪、奋然先行的人，他选择了拿破仑的速度跑遍了整个欧洲，而且途径欧洲灵魂的许多世纪，成为一个灵魂的探寻者和发现者——这一点需要用男女两性的问题解释，从而在某种程度便于赶上他，并且事后可以猜出谜中的几个令他感到痛苦、兴奋的谜底。亨利·贝尔是一位奇妙的伊壁鸠鲁式的享乐主义者，也是一个满身问号的人，他是法国最后的、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对第三个优势还有一个要求：在法国人的本质中，曾经出现过十分成功的北南综合，这种做法令他们明白了很多事物，而且做了一件令英国人出乎意料、无法理解的事。
他们禀性的周期性中，不时涌动普罗旺斯和利古里亚的血液，这种禀性使他们远离了北方远古那种令人战栗的朦胧和黑暗的矛盾，以及贫血的侵害——我们称其为德意志的审美病。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人们以过分张扬的巨大铁血决心，我想说的是，为自己安排的“伟大的政治”——在一种危险的疗法下，我等了很久，可是最终也没有聆听到希望的教诲。即使是现在的法国，也仍然有对那些为数不多的自满自足的人提出的先见之明予以盛情欢迎的，这样的人随处可见，根本不值得为哪个之说产生丝毫的满足感，而且这样的人善于在北国热恋着南国，而在南国又热恋着北国——正是由于这种先天的中央国度、“善良的欧洲人”；正是为了他们，比才这位最后的音乐天才创作了音乐，他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美丽诱惑——南国一部分音乐都是属于他的。
（本文选自尼采《谁是谁的太阳》）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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