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应第戎学院征文而作的论文中，卢俊一方面借助当时有关野蛮人的人类学资料，一方面展开辩证的想像，回顾了人类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过渡的历史进程，指南：人类的进步史也就是人类的堕落史：而私有制的确立，是造成人类不平等及其后果的关键环节。这篇论文可谓卢梭整个政治学说的导言。
第一部分(1)
为了正确地判断人的自然状态，必须从人的起源来观察人类，也可以说必须从人的最初胚胎的时期来研究人类。这尽管是一种很重要的方法，但我并不想通过人的连续不断的发展来探讨人的构造。因此，我不准备探讨在动物的体系中人是怎样从他最初的样子，终于变成了现在的样子①。我不想去研究，是否真地象亚里士多德所想的，今天人的长指甲最初不过是弯曲着的爪子；是否在原始状态中，人也象熊一样，周身是毛；以及是否最初的人由于用四足行走〔三〕，他的视线总注向地面，只能望到几步远，因而就决定了他的观念的性质，同时也决定了他的观念的范围。我在这些问题上，只能作一些几乎近于想象的笼统的猜测。比较解剖学现时还没有多大的进步，博物学家的观察也还不十分确切，因而不能以此为依据来建立一个健全的理论基础。这样，如果我不借助于有关这方面的超自然的知识，也不去注意人类因为将四肢用于新的用途和食用新的食物而在内部和外部构造上必然会发生的那些变化，我将要推定人自原始时期以来，他的构造就和我今天所见的一样：都用二足行走，都象我们一样使用双手作事，目光射向整个大自然，并用眼睛观测广大无边的天空。
①这里卢梭避免根据进化论的假定来发挥他的论点。在这一点上，狄德罗是比卢梭更大胆的。参看“对自然的解释”，十二（“狄德罗选集”，人民古典丛书本，第2卷，第45—47页）。
如果把这样构成的一种生物，剥去了他所能禀受的一切超自然的天赋，剥去了他仅因长期进步才能获得的一切人为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只观察他刚从自然中生长出来时的样子，那末，我便可以看到①人这种动物，并不如某些动物强壮，也不如另一些动物敏捷，但总起来说，他的构造却比一切动物都要完善。我看到他在橡树下饱餐，在随便遇到的一条河沟里饮水，在供给他食物的树下找到睡觉的地方，于是他的需要便完全满足了。
①卢梭并不隐蔽他的描述的直觉性。
如果天然肥沃的大地〔四〕照原始状态那样存在着，复盖着大地的无边森林不曾受到任何刀斧的砍伐，那么，这样的大地到处都会供给各种动物以食物仓库和避难所。分散于各种动物之中的人们，观察了而且模拟了它们的技巧，因而逐渐具有了禽兽的本能。此外，人还有这样一个优点：各种禽兽只有它自己所固有的本能，人本身也许没有任何一种固有的本能，但却能逐渐取得各种禽兽的本能，同样地，其他动物分别享受的种种食料大部分也可以作为人的食物〔五〕，因此人比其他任何一种动物都更容易觅取食物。
人们因为从幼年时期就习惯于气候的不正常以及季节的酷暑和严寒，因为在日常生活的锻炼中获得了耐劳的习惯，同时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和猎获物又不得不裸体地、赤手空拳地去对抗其他猛兽，或者为了躲避猛兽而不得不迅速逃跑，所以，人便养成了一种强壮的、几乎不会变坏的体质。儿童一出世就承继了父母的优良体质，并且用养成这种体质的同样锻炼来加强自己的体质，这样便获得了人类可能获得的全部精力。自然对待他们，恰如斯巴达的法律对待公民的儿童一样，它使那些生来体格健全的幼儿变成强壮有力的人，而使其余的夭亡①。这是和我们的社会不同的，在我们的社会里，国家使幼儿成为父母的负担，因而在幼儿未出生以前，就不分优劣地把他们置之于死地了。
①这里透露出天然淘汰的理论。
野蛮人的身体，是他自己所认识的唯一工具，他把身体用于各种不同的用途，我们由于缺乏锻炼，已不能象他那样使用自己的身体了。因为我们有技巧，所以我们已经没有野蛮人因实际需要而养成的那种体力和敏捷。假如已经有了斧头，他还能用手腕去折断那么粗大的树枝吗？假如已经有了投石器，他还能那么有力地用手投掷石头吗？假如已经有了梯子，他还能那么轻捷地攀援树木吗？假如已经有了马，他还能跑得那么快吗？如果一个文明人有充分时间把这一切工具收集在自己身旁，毫无疑问，他会很容易地战胜野蛮人。但是，如果你有心观看一个更不势均力敌的战斗，使这两种人赤身露体赤手空拳地较量一番，你马上就会承认：具有随时可以使用的一切力量的、永远在准备着应付任何事故的、也可以说本身自始至终就具备了一切的那一个人，占着何等的优势〔六〕。
霍布斯认为人类天生是大胆的，只想进行攻击和战斗。另一位著名的哲学家①的想法则恰恰相反，这位哲学家认为（康贝尔兰德②和普芬道夫也同样地断言说）没有比在自然状态中的人更胆小的了，他一听到轻微声音或望到微小动作就吓得发抖并准备逃跑。这种情形对于他所不认识的事物来说，可能是真实的，我也决不怀疑，当任何一种新奇景象出现在他眼前，而他不能分辨这种景象到底对他本身有益或有害，也不能把他自己的力量和他要冒的危险加以比较时，他会被吓倒的。但这种情形在自然状态中，毕竟是很少见的。在自然状态中，一切事物都按照单调的方式进行着，而且大地上还轻易不会发生由于聚居人民的情欲和任意行动而引起的那种突然的、继续不断的变化。可是，分散地生活在野兽中间的野蛮人，很早就和野兽进行过搏斗。因此，他很快就同野兽作了比较，当他逐渐感觉到他在机巧方面胜过野兽的程度，远远超过野兽在力量方面胜过他的时候，他就知道不必再惧怕野兽了。如果让一只熊或一只狼去和一个粗壮、敏捷、勇敢（所有的野蛮人都是这样）而用石头和棍子武装起来的野蛮人搏斗，你将会看出，至少是双方都有生命的危险，而且经过许多次这样的试验之后，素来不爱相互攻击的野兽，也不太愿意对人进行攻击，因为它们终于会发现人和它们是同样的凶猛。至于有些动物，它们在力量方面胜过人的程度，确实超过人在机巧方面胜过它们的程度；那么，人在它们面前，就同其他比较弱小的动物处于相似的情况，而那些比较弱小的动物并未因此不能继续生存下去。而且人还有一个优点，即：奔跑起来人和其他动物同样敏捷，并且可以在树上找到一个相当安全的避难所，当他和野兽相遭遇的时候，可以到处利用或随时离开这种避难所，因而可以自由选择逃避或搏斗。再说，无论哪一种动物，除非在自卫或特别饥饿的情形下，好象都不是天然就好和人搏斗的，也决不会对人表示那样强烈的反感，这种反感好象是在宣示某一种类已被自然注定要作另一种类的食物似的。
①指孟德斯鸠而言，参看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第1章，第2节。
②康贝尔兰德（1631—1718年）：英吉利教派主教，“关于自然法的哲学探讨”（巴尔贝拉克译，1744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著者；霍布斯的论敌，他提出万物性善说来反对霍布斯的理论。卢梭读过他的著作，但思想上并没有受他的影响。
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黑人和野蛮人常常在森林里遇到野兽而不感觉恐惧的原故。其中委内瑞拉的加拉伊波人就这一点来说是生活得十分安全，并不感觉有任何不便。弗朗索瓦·柯勒阿①曾经说过：虽然他们几乎是赤身裸体的，却很大胆地出现于森林之中，所携带的武器不过是弓和箭，但是人们从未听说过他们当中有人被野兽吞噬了。
①弗朗索瓦·柯勒阿著：“西印度群岛旅行记”，1722年从西班牙文译出。卢梭可能曾在“旅行纪事汇编”里读到过这篇旅行记。
另外有一些更可怕的，没有适当方法可以防御的敌人，那就是幼弱、衰老和各种疾病等天然缺陷。这些都是人类的弱点的悲惨表征，其中前两种是各种动物所共有的，而最后一种主要是在社会中过生活的人所具有的。关于幼弱问题，我曾观察到，在人类中母亲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携带她的幼儿，因此她喂养幼儿，就比起必须忍受疲劳不停地来来往往，一面寻找食物，一面哺乳或喂养幼儿的许多母兽便利得多了。固然，如果母亲一旦死亡，孩子便很有跟着死亡的可能，但是这种危险，是其他无数种类的动物所共有的，因为这些动物的幼小在长时期内不能自己寻觅食物；而人类的幼弱时期虽然较长，但生命也比较长，因此，在这一点上，人和其他动物差不多是相等的〔七〕，虽然在幼年发育期的长短上、幼儿数目的多寡上〔八〕，还存在着别的规律，但这不是我所要研究的问题。在老年人方面，他们活动和出汗的机会都减少了，食物的需要也随着寻找食物的能力而减少。由于他们所过的野蛮生活，使他们不会得风湿病和关节炎，而衰老又是一切痛苦中人类最无力解除的一种痛苦，因此，老人们终于无声无息地逝去，不但别人不会注意到他们的生命的结束，就连他们自己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死亡。
关于疾病，我决不重复大多数身体健康的人所发的反对医学的肤浅荒谬的言论①。但是我要问一问是否有某种确切的观察，使我们可借以断定：在医术最被忽视的地方，比起最注意研究医术的地方，人的平均寿命要短一些。倘若我们自己给自己造成的疾病比医学所能提供给我们的治疗方法还要多的话，那应当怎样解释呢？生活方式上的极度不平等，一些人的过度闲逸，另一些人的过度劳累；食欲和性欲的易于激起和易于得到满足；富人们过于考究的食品，供给他们增加热量的养分，同时却使他们受到消化不良的苦痛；穷人们的食物不但粗劣，甚至时常缺乏这种食物，以致一有机会他们便不免贪食，因而加重肠胃的负担；彻夜不眠以及种种的过度；各种情欲的放纵，体力的疲劳和精神的涸竭；在种种情况下人们所感受到的无数烦恼和痛苦，使他们的心灵得不到片刻安宁。这一切都是不幸的凭证，足以证明人类的不幸大部分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同时也证明，如果我们能够始终保持自然给我们安排的简朴、单纯、孤独的生活方式，我们几乎能够完全免去这些不幸。如果自然曾经注定了我们是健康的人，我几乎敢于断言，思考的状态是违反自然的一种状态，而沉思的人乃是一种变了质的动物①。当人们想到野蛮人——至少是我们还没有用强烈的酒浆败坏了他们的体质的那些野蛮人——的优良体质时，当人们知道他们除受伤和衰老以外几乎不晓得其他疾病时，我们便不得不相信：循着文明社会的发展史，便不难作出人类的疾病史。这至少是柏拉图的意见，他曾根据波达利尔和马卡翁两人在特罗瓦城被围时②所使用过或赞许过的一些药物来推断说，这些药物所引起的各种疾病，当时尚未被人们所认识。赛尔斯①也说过，节食疗法——对于现在的人们是非常必要的——是伊波克拉特发明的。
①卢梭多病，经常依赖医生。参看“忏悔录”。
①这是一句名言。有人认为卢梭并非反理性主义者（参看包拉翁校刊的：“萨瓦雅副主教发愿词”和1948年出版的德拉戴所著：“卢梭的理性主义”），但从卢梭著作中某些地方看来，这种主张似乎是难以成立的。譬如，反理性主义在这里显然地透露了出来。然而我们应当承认卢梭自己也意识到这是一种标新立异之说，所以他说：“我几乎敢于断言”。他的目的不过是要证明：社会在发展着理性的同时，也发展了使人成为不幸的一切生理上的痛苦。这是人类进步中发生的矛盾。如果我们因此断定卢梭反对思考和沉思，则是不正确的。
②波达利尔和马卡翁两人都是阿斯克莱比奥的儿子，在特罗瓦前线充当希腊军医。
①赛尔斯是奥古斯都时代罗马的医生，“医学”的著者。
处在自然状态中的人，既然疾病的来源那么少，因此，几乎不需要药物，尤其不需要医生。在这方面，人类的情况并不逊于其他各类动物的情况。从猎人那里我们不难了解，他们在打猎的时候，是否遇到很多有残疾的动物。他们曾经遇到不少的动物受过严重的创伤而已很好地结了疤，有的曾经折断了骨头甚或肢体，但它们的痊愈并不是由于外科医生的治疗，而是由于时间的经过，除平常生活外，也没有任何生活上的护理，同时，它们也不曾受过手术的痛苦和药品的毒害以及忌食的折磨，但它们的痊愈还是同样完好。总之，无论精良的医术，对于我们能有多么大的效用，但总可以断言，害病的野蛮人，虽然无人照管，除把希望寄托于自然外，别无指望，可是另一方面，他们除自己的疾病外，也别无畏惧，这就往往使得野蛮人的状况优于我们的状况。
因此，我们应当避免把野蛮人和我们目前所见的人混为一谈。自然用一种偏爱来对待所有在它照管之下的那些动物，这种偏爱好象是在表示自然如何珍视它对这些动物加以照管的权利。在森林里的马、猫、雄牛、甚至驴子，比在我们家里所饲养的大都有更高大的身躯，更强壮的体质，更多的精力、体力和胆量。它们一旦变成了家畜，便失去这些优点的大半，而且可以说，我们照顾和饲养这些牲畜的一切细心，结果反而使它们趋于退化。人也是这样，在他变成社会的人和奴隶的时候，也就成为衰弱的、胆小的、卑躬屈节的人；他的安乐而萎靡的生活方式，把他的力量和勇气同时销磨殆尽。而且野蛮人和文明人之间的差异，比野兽和家畜之间的差异必然还要大一些。因为自然对人和兽虽然一视同仁，而人给自己比给他所驯养的动物安排的种种享受要多得多，这便是人的退化所以更为显著的特殊原因。
所以没有衣服、没有住外、没有那些在我们看来是那么必需的一切无用之物，对原始人来说，并不是多大的不幸。对于他们的自我保存更没有多大妨碍。他们虽然皮肤上没有生毛，那是因为在热带地方丝毫没有那种需要，倘若生在寒冷地带，他们很快就会利用所捕获的野兽的皮毛。他们虽然只有二足奔跑，但有双臂可用以自卫并供给自己的需要。他们的幼儿也许很晚才会走路，而且走起来颇为困难，但是母亲携带幼儿则很容易。这是别种动物所没有的一个优点。在别种动物，当母兽被追逐时，便不得不抛弃它的幼小，否则只有使自己的步子适应幼小的步子。关于这一点，可能有一些例外，我们可以举尼加拉瓜地方的一种动物作例子来说明。这种动物类似狐狸，它的足象人的手，根据柯勒阿的记载，它们肚下有一个肉袋，当母亲需要逃跑的时候，可以把小兽装在里面。毫无疑问，在墨西哥，人们称之为特拉瓜钦的也就是这种动物。据拉爱特说，这种动物的母兽肚下也有一个用途相同的类似的肉袋①。总之，除非遇有我在下面所要谈到的那些情况②（这些情况很可能永不发生）稀有的、偶然的会合，无论如何我们也不难明了：第一个为自己制作衣服或建筑住处的人，实际上不过是给自己创造了一些很不必要的东西。因为在此以前没有这些东西，他也照样生活，而且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他在长大以后反而不能忍受他自幼就能忍受的那种生活。
①从“关于这一点，可能有一些例外”起，至此为止，整个这一段，在本书1782年版里才第一次出现。
让·德·拉爱特（1593—1649年），荷兰地理学家、博物学家和语言学家，曾编纂“新世界”又名“西印度群岛纪事”一书（1625年）。1640年译成法文。
这里所说的动物，无疑就是袋鼠之一种，是生产在美洲的一种哺乳类中有袋类动物。
②参看本书第109—110页。
孤独的、清闲的、并且时常会遭到危险的野蛮人，必定喜欢睡眠，并容易惊醒，如同其他不大用思想的动物一样，可以说，在不思想的时候，总在睡眠。自我保存，几乎是他唯一关怀的事情，他所最熟练的能力必然是为了制服他的俘获物或者为了不作其他野兽的俘获物，而以攻击和防御为主要目的的一些能力。相反地，只因逸乐和肉欲才能趋于完善的器官，在他身上必然停留在粗鄙状态，因为这种状态是与一切文雅相排斥的。因此，在这方面他的各种感官就分化为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触觉和味觉极端迟钝，视觉听觉和嗅觉则最锐敏不过。这是动物的一般状态，据旅行家们的记载，这也是大部分野蛮人的状态。所以我们丝毫不必惊讶：为什么好望角的霍屯督人能用肉眼发现海上的船只和荷兰人用望远镜看得一般远；为什么美洲的野蛮人象最好的猎狗一样，能够由足迹嗅得出西班牙人的行径；为什么所有这些野蛮人，不因裸体而感到痛苦，用辣椒来刺激他们的味觉，并且饮欧洲人的烈酒象喝水一样。
直到这里为止，我只从生理方面对人进行了研究，现在让我从形而上学和精神方面来对人加以观察。
在我看来，任何一个动物无非是一部精巧的机器①，自然给这部机器一些感官，使它自己活动起来，并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一切企图毁灭它或干扰它的东西实行自卫。在人体这部机器上，我恰恰看到同样的东西，但有这样一个差别：在禽兽的动作中，自然支配一切，而人则以自由主动者的资格参与其本身的动作。禽兽根据本能决定取舍，而人则通过自由行为决定取舍。因此，禽兽虽在对它有利的时候，也不会违背自然给它规定的规则，而人则往往虽对自己有害也会违背这种规则。正因为这样，一只鸽子会饿死在满盛美味的肉食的大盆旁边；一只猫会饿死在水果或谷物堆上，其实这两种动物，如果想到去尝试一下，并不是不能以它们所不喜欢的食物为生的。正因为这样，一些生活放荡的人，才会耽溺于招致疾病或死亡的种种淫乐，因为精神能使感官遭受败坏，当自然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时候，意志却还提出要求。
①这是十八世纪流行的思想，导源于笛卡儿。
一切动物，既然都有感官，所以也都有观念，甚至还会把这些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联结起来。在这一点上，人与禽兽不过是程度之差①。某些哲学家甚至进一步主张，这一个人和那一个人之间的差别，比这一个人和那一个禽兽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因此，在一切动物之中，区别人的主要特点的，与其说是人的悟性，不如说是人的自由主动者的资格。自然支配着一切动物，禽兽总是服从；人虽然也受到同样的支配，却认为自己有服从或反抗的自由。而人特别是因为他能意识到这种自由，因而才显示出他的精神的灵性。因为，物理学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解释感官的机械作用和观念的形成，但是在人的意志力或者勿宁说选择力方面以及对于这种力的意识方面，我们只能发现一些纯精神性的活动，这些活动都不能用力学的规律来解释②。
①卢梭不承认笛卡儿派所主张的理性和感性知觉的对立。他写这段文字是受了感觉论的启发。
②感觉论认为精神的一切活动起源于感觉，也就是说起源于外部世界对于我们的感官所发生的作用，这基本上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学说。“物理学能够……解释感官的机械作用和观念的形成”这一观念很能代表十八世纪机械唯物主义的思想。但是卢梭同时又把精神和肉体作了唯心主义的区分，采取了形而上学的观点，把本能和自由对立起来。这是一种矛盾的思想。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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