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尔施塔姆
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俄罗斯白银时代著名诗人。生于华沙，在圣彼得堡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早年曾参与“阿克梅”派运动，和阿赫玛托娃等人一起成为其代表诗人。早期作品受象征主义影响，后转向新古典主义，流放前后的诗作把他一生的创作推向一个令人惊异的高峰。曼德尔施塔姆一生命运坎坷，1935年5月因为写下讽刺斯大林的诗被捕，流放结束后再次被捕，1938年末死于押送至远东集中营的中转营里。诗人生前曾出版诗集《石头》、《哀歌》、《诗选》，散文集《埃及邮票》，文论集《词与文化》等。他死后多年，其在30年代流亡前后创作的大量作品才得以出版，并引起世界性高度关注。现在，曼德尔施塔姆已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俄罗斯最伟大、最具有原创性的天才性诗人之一。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
在一首题名为《鞑靼人，乌兹别克人，涅涅茨人》的诗中，曼德尔施塔姆写道：“也许就在这重大的一刻，/我感到有一个日本人正把我/译成土耳其语，/并深深渗透进我的灵魂”。这惊人的诗句正好预示了诗人的命运和翻译的奇迹。
曼德尔施塔姆诗集新译本《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让我们得以在汉语中真切地听到这位伟大诗人的“呼吸”。我们不得不以惊异的眼光重新面对这位“俄罗斯的奥维德”、“诗歌乐器的大师”和“先知般的诗人”，并借由王家新的译文“真正抵达到一个诗人的‘在场’”。
必然的相遇，“同一个诗人”
夜晚我在院子里冲洗
尖锐的星辰在上空闪耀
星光，像斧头上的盐——
水缸已接满，边沿结了冰。
屋门紧锁，
而大地怎么感知也显得凄然。
那里没有什么比真理的干净画布
更基本，更纯粹。
一粒星，盐一样，溶化在桶里，
刺骨的水显得更黑，
死亡更清晰，不幸更苦涩，
而大地愈来愈真实，愈来愈可怕。
王家新选择翻译曼德尔施塔姆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可以说，这位悲剧性的俄罗斯诗人很早就已经是他的“精神家族”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了。在经历了多年的精神准备和艰辛的“辨认”之后，王家新的这次翻译，更应该被看作是与曼德尔施塔姆一次必然的相遇，他们在翻译中相互打开、相互进入，并最终融为不可分割的“同一个诗人”。
在语言、信仰、真理、星光、命运的强烈对照中，“曼德尔施塔姆式的方程式”得以清楚地显露。王家新不仅是在翻译曼德尔施塔姆，也是在翻译一种“共同的命运”。他不仅将曼德尔施塔姆杰出的诗歌艺术介绍给了我们，也在“语言的求真意志”中，完成了如诗人陈超所说的“对当代噬心主题的介入与揭示”。
“翻译的辨认”也明显体现在对以下这首诗的翻译中：“曾经，眼睛比磨过的镰刀还要锋利——/在瞳孔中，一只布谷鸟，一滴露水。/现在，在充满的光流量中，它勉力辨认着/一道黑暗、孤单的星系。”短短几句诗概括了曼德尔施塔姆最后的生命历程。
“充满的光流量”这样一个意象，恰好强调了原诗中那种在人生的晚年、在光的强力中艰辛辨认的感觉。诗人卢文悦说：“只有当译者成为作者时，读者才会身临其境，感同身受，才能从诗的里面往外看，而不是他者的旁观”。这是一种“以惊奇、歧义、钟爱和暴力所标记的相遇”，两位诗人合二为一，共同完成了对生命的揭示、发现和辨认。
于隐秘的“咕哝”声中，听“语言的召唤”
这本诗选分为六辑，精选了曼德尔施塔姆各阶段的170余首诗作，从最早的诗集《石头》到创作巅峰期的《沃罗涅日诗钞》。在新译本中，曼德尔施塔姆的每一首诗都得以汉语中“显形”，并映照出那张“独一无二的脸”。
从整体上看，这部译诗选对于读者关于曼德尔施塔姆的认知，也是一种刷新和照亮，并意味着一种纠正、澄清和发现。它呈现出诗的精确与清澈，不仅还原了诗人声音的“清晰度”，甚至增强了原诗的语言张力。最重要的是，它还原了曼德尔施塔姆的卓越和伟大，让我们听到了“语言的召唤”：
你们夺去了我的海我的飞跃和天空，
而只使我的脚跟勉力撑在暴力的大地上。
从你们那里可得出一个辉煌的计算？
你们无法夺去我双唇间的咕哝。
诗句多么准确地“撑”出了一个流亡诗人的绝境！诗人被夺去了一切飞翔和生存的可能，但仍固守在“自身存在的倾斜度下”对抗着历史的暴力。“你们无法夺去我双唇间的咕哝”，表达了一种对强权、对死亡的“绝地反击”，昭示出诗人内心不屈的抗辩。历史的强暴与诗人双唇间无法被夺去的“咕哝”，究竟哪一种更有力量并会被永久留存呢？时间已做出了说明。
在那首《我躺在大地深处，嘴唇还在蠕动》中，我们也能够听到一种隐秘而永恒的“咕哝”声。这是一个诗人在强暴历史中特有的音调，是“语言发出的最后的痉挛”。而他作为一个译者，就是要把它们永久地保存下来。
曼氏在一首给阿赫玛托娃的诗中曾写道：“请永远保存我的词语，为它们不幸和冒烟的余味，/它们相互折磨的焦油，作品诚实的焦油”，译者接受了这样神圣的“委托”。他在译序中曾引用希尼的一句话，说诗人的遗孀在恐怖的年代“像珍藏先人的骨灰一样”保存着诗人的遗稿，现在，他作为一个译者也在行使这样的使命了。
我的野兽，谁能看进你的眼瞳
如果“从死亡的方向往回看”，曼德尔施塔姆的一生就是逐渐被剥夺的一生，因而其晚期诗歌中的“大地”意象就显得格外重要。在孤独、贫困、流放中，大地成了他最后仅有的支撑，“当我重新呼吸，你可以在我的声音里/听出大地，我的最后的武器……”（《诗章之八》）。诗人立足大地、深入大地的孤绝与勇气最后演变成一种永恒的姿势——“我躺在大地深处，嘴唇还在蠕动”。
这一切在新译本中得到了强有力的“换气”和深刻的艺术再现。我们看到了这一切，也“听出”了这一切：
满满一吊桶的风暴
顺着铁链，被铰进黑水深处
从乡绅们的土地
进入海洋的核心。
它移动、倾斜，
全神贯注，充满威胁。
看，天空更高了——
新的家，新的房子，新的屋顶——
升起在大街上，光，日子！
“满满一吊桶的风暴”，多么奇崛的隐喻！这是一只诗歌的吊桶，它满载着语言之光的风暴，携着真理与信仰的强力，顺着命运的“铁链”，被铰进时代的黑暗之中。曼德尔施塔姆之令人惊异，就在于他居然从“乡绅们的土地”（在另一首诗中是“规规矩矩的农民的土地”），进入到一个“海洋的核心”，因而他的“全神贯注”的语言劳作“充满威胁”，但也获得了一种生命的张力和新生般的喜悦，“看，天空更高了”。接着便是“新的家，新的房子，新的屋顶——/升起在大街上，光，日子！”诗的最后几句传达出一种新世界降临的神启感与仪式感，诗人由此置入了一个新的时空。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曼德尔施塔姆曾悲痛地写道：“我将不向大地归还/我借来的尘土，/我愿这个思想的身体——/这烧焦的，骨肉，/像一只白色粉蝶，/能在它自己的跨距间活着——/回到那条街，那个国家。”
毫无疑问，这样的诗歌会永远活在“它自己的跨距间”。它带着“相互折磨的焦油”，也带着“铁的温柔”，它包蕴着诗人全部的苦难与语言的全部历史，散发着强劲而独特的生命气息。读者无论阅读多少遍，“它绝不会丧失它曾经为原有的惊异所揭示的意义”（弗罗斯特语）。
有不少人盲目而固执地认为只有从原文中直译才算可靠。王家新别开生面的“转译”也恰好印证了曼德尔施塔姆的那句诗：“我感到有一个日本人正把我/译成土耳其语，/并深深渗透进我的灵魂”。这是两位诗人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也是本雅明所说的在不同语言的相互撞击中“对纯语言的发掘”。
在名诗《世纪》的开头，曼德尔施塔姆写道：“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看进你的眼瞳/并用他自己的血，黏合/两个世纪的脊骨？”这不仅是诗人对他自己时代的发问，这“千古一问”也会进入我们的世纪。问题是，我们自己能否真正“看进”时代这头野兽的“眼瞳”？这本曼德尔施塔姆译诗集将再次搅动我们的血液。
（编辑：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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