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摩司·奥兹
1939年出生于以色列耶路撒冷，12岁那年母亲自杀，直接把他推向了写作道路。父亲懂十几种语言，却只教他希伯来文，奥兹只用希伯来文写作。二十多岁时，《我的米海尔》令他一举成名，蜚声国际。之后，奥兹又相继创作了《爱与黑暗的故事》《一样的海》《乡村生活图景》等优秀作品，逐步成为以色列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家。他擅长破解家庭生活之谜，家庭悲剧和夫妻情感是其作品常见的主题。他的作品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共鸣，多次获大奖，除了诺贝尔文学奖。
受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邀请，以色列文坛最重要的作家阿摩司·奥兹来到中国。几年前，他和妻子来过一次，在中国译者钟志清女士的陪同下，在景山公园一展歌喉，在后海酒吧街把酒朗诵现代希伯来诗歌之父比阿里克的诗歌。“这次不行啦，时间太紧张，只能把工作当玩耍了。”在人大学生活动中心门口，花白头发的奥兹告诉青阅读记者。说话间，他挽着自己的妻子的手，一直没有松开。
是的，行程很紧张。本周二奥兹和妻子抵达北京；周三，奥兹在人大参加中国首届21大学生国际文学盛典，并接受组委会颁发的2016年度“国际文学人物”奖；周四，他给人大文学院创作性写作专业的成员上一节课；周五，社科院外文所和译林出版社将共同举行他的新书首发式。
“打开一本小说， 你就遇见了你最爱的情人”
周三，中国人民大学被毕业的欢腾笼罩，而首届21大学生国际文学盛典活动现场则是另一派文学的欢腾。紧凑的行程并没有影响奥兹面对公众时的状态，他极富真诚地、用流利的英语发表演讲并与读者展开交流。他恳切地说道，时至今日，每个人都应该继续和小说幽会。“打开一本小说，你就遇见了你最爱的情人。”
奥兹说，一本小说，不只在讲主人公的故事，更能让读者找到自己，这是小说的魅力所在，“越是地方主义，就越能做到全世界通行”。他以他最爱的契诃夫为例，他觉得读契诃夫笔下俄罗斯乡村的故事，会让人瞬间找到自己。“更朴素、直接的例子，我自己的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设置在1940年到1950年的耶路撒冷，一个非常遥远的小镇。对于北京而言，无论是地理上、心理上、文化意义上它都是非常遥远的。这是一个关注于中产阶级家庭，甚至是低于中产阶级家庭里的父亲、母亲，以及一个小男孩的故事。神奇的是，很多来自中国的读者读书的时候突然发现，这是写自己的故事。”在他看来，正是文学，把北京和耶路撒冷相连，把中国读者与他本人相连，更把故事与现实里的每一个个体相连。“这会是一个完美的陪伴。当你在旅途和地铁上读这些小说，它们是关于遥远的人群、遥远的地方、遥远的时期发生的故事。然后，从中学习你自己，探索你自己，了解到你自己内心的秘密，了解到你更多的自我，更加内在的自我。”
他原本准备了一篇发言稿，讲到一半，便开始自由发挥了。“我可以告诉你小说是你最好的朋友。如果你没有看到它，你就没法入睡。凌晨3点钟的时候，你从书架上拿起一本旧的小说，它永远不会跟你说，你这些年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在今天才来到我的面前？它永远会跟你一起上床，它总是会惊讶到你，即便这是一本你已经烂熟于心，已经读过很多遍的小说。我来到这里好像是和向大家聊一些文学、聊一些艺术，而到最后我聊的一切都是关于爱。”
现场读者不断提到《爱与黑暗的故事》，一位用英语提问的读者几次谈到奥兹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写下这本书。“很多人都知道，在我12岁半的时候，我的母亲自杀了。我的父亲也就开始衰落了。在很多年里我对所有人都非常的愤怒，我恨我母亲，恨我父亲，并且也恨自己。但是，过了好多年以后，这愤怒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好奇、理解，以及幽默、耐心。在整本《爱与黑暗的故事》里找不到一点愤怒和苦涩的地方，这并不是因为我很勇敢，而是因为当我写我的父母的时候，就好像他们已经变成了我的孩子。我写这本书是邀请这些死去的故人回到我的家中，我想把他们介绍给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子，因为他们从未谋面。”
今年4月，娜塔莉·波特曼带着自己自导自演的作品《爱与黑暗的故事》来到北京国际电影节，成为电影节最大的主角。“要把一个600多页的巨作改编成银幕上一个半小时的影像，在这个过程中，我不得不牺牲掉一些我自己也非常热爱的细节。”几个月前，娜塔莉·波特曼在北京说。
读者问奥兹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他点点头，“我非常欣赏她把自己的一部分深深注入这部作品中。我从来都没有期待她完整地呈现600多页的《爱与黑暗的故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她基于我的小说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我觉得她的作品是非常感人的，并且富有感情。”
“他对待悲伤、苦难和绝望的那种优雅的姿态让人着迷”
奥兹来了，奥兹的新书中译本也来了。
这本名为《乡村生活图景》的短篇小说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并由希伯来语翻译家钟志清女士翻译——这是奥兹作品在中国出版的经典配置，《爱与黑暗的故事》《我的米海尔》《了解女人》《地下室里的黑豹》皆是如此。“这让我感到荣幸。”奥兹说。
“2009年问世的短篇小说集《乡村生活图景》再度关注家庭生活与微缩的现实社会，但本质上说，它仍旧不同于奥兹以往的任何一部作品。”钟志清介绍说，“《乡村生活图景》共收入8个短篇小说。前7个短篇小说的背景均置于以色列中北部的一个小村庄特拉伊兰，故事与故事、人物与人物之间偶有某种照应，形成某种意义上的互文。第8个短篇《彼时一个遥远的地方》与前7个短篇在内容上没有任何联系，在写作手法上则再现了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和卡夫卡的隐喻传统，可以单独成体。”
“《乡村生活图景》的构思源自奥兹的一个梦境。据奥兹说，在梦中，他来到一个古老的以色列犹太村庄，这样的村庄在以色列大约有二十来个，比以色列国家还要久远，拥有百年历史……梦醒之后，他决定下一部作品便以这样的村庄为背景，题为《乡村生活图景》。”接受青阅读记者访问时，钟志清这样说，“翻译这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压抑。它不像以前奥兹的作品有很多抒情和铺排，而是自始至终就感觉到沉重，故事里人物的命运，都是以不幸结束的。”
奥兹向来用希伯来文写作，钟志清也一直坚持从希伯来文直译。钟志清告诉记者，面对小语种，多少会让她感到孤独，但读者对奥兹的爱，支持着钟志清，“许多读者，包括中国作家对奥兹所倾注的热诚委实令人感动，甚至有时让人忘记了奥兹来自以色列——一个只有700万人口的小语种国家。”
自然，奥兹并不只是陪伴了译者一人，太多中国作家在访问中谈到了奥兹对自己的影响。“奥兹的作品很洋气，你很难看到他在哪个地方懈怠了，一个个文字都警醒着，精神抖擞，即使在缓慢地叙述琐碎的日常生活，细部的魅力也足以支撑和吸引你的阅读。”接受青阅读记者专访时候，徐则臣正坐在回北京的高铁上，在读《乡村生活图景》。这本书即将在周五召开新书发布会，徐则臣是嘉宾之一。
2007年，徐则臣第一次和奥兹见面。在北大，他看了一次奥兹的演讲，并在演讲结束之后请他签名。“那是我第一次斗胆请一位作家签名，也是第一次因为无法完全听懂一场英文演讲而抓狂，咬牙切齿一定要把听说能力练好。”
这九年里，徐则臣花了六年创作《耶路撒冷》，2014年该书出版。他从没掩饰过自己对奥兹的喜爱，“我喜欢阅读奥兹时的那种冷静、敏感、温暖又抒情的感觉，他的文字和叙述有极强的亲和力。此外，他对待文字和叙述，对待悲伤、苦难和绝望的那种优雅的姿态让人着迷，他从来不会在我们的汉语中失态，他的体面如此自然和从容，我相信这也是他在希伯来语中的本色。”
“治愈虚无主义的良方——是幽默的力量”
所有人都说，不能脱离政治去理解奥兹和他的作品。
奥兹生于1939年的以色列，自小在英国托管区的耶路撒冷长大。他目睹的历史是逃离大屠杀之后的犹太人生活的另外一种悲剧，眼看着无家可归的犹太人为了争取独立所做的艰辛斗争，眼睁睁看着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卷入战争。他像“一块耶路撒冷的石头”一样写作，全世界认可他的作品，一直以来他是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最高的几位作家之一。
“奥兹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如果一出门，甚至在家里就要被巨大复杂的现实所包围、裹挟和压迫，解决现实的最好方法就是直面它。问题是你如何直面，以什么样的方式直面，是披头散发地生硬对抗，还是艺术地优雅地反思？奥兹是后者。”徐则臣说。张悦然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政治性是奥兹文学里的命题。”
“我觉得他在政治的主张上属于左翼，主张巴以和平的那部分。虽然他的一些主张和以色列政府并不一致，但这不妨碍他在以色列是最受尊敬的作家。”钟志清说，新书《乡村生活图景》里的《挖掘》一篇再次关涉政治话题。“这篇作品在展现出父女关系和中年人的生存困境之外，也从政治层面暴露出一些以色列人的内在恐惧，耐人寻味。有的评论家甚至认为，小说题目‘挖掘’一词意味深长，表明以色列人渴望通过考古发掘与土地建立联系，也表明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互不信任。”钟志清说。
谈到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奥兹说，“政治总是很强力的，有印记的存在，而文学总是一个问号的存在。”他谈到自己的政治写作，“当每一次我对自己百分之百感到确信的时候，就去写那些政治散文。每一次当我百分之百同意我自己的时候，我就上电视了。我就告诉我的政府，他们应该去干些什么，当每次说到民主问题的时候，我都对我的政府说，请滚到地狱里面去吧。他们能够听到我的呼唤，但是他们没有滚到地狱里面去。”
人大的活动现场，青阅读记者向他提问：如何看待当下的叙利亚局势？这个问题让奥兹想了一会儿。“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同时悲伤的时刻，因为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战争带来的记忆，忘记了痛苦的记忆，以及忘记了如何去宽容。”奥兹说，“我有一种感觉，在世界各地虚无主义的力量在抬头。我想要告诉大家如何治愈虚无主义的良方——是幽默的力量。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虚无主义者有幽默的力量，如果我可以为他们注入一点幽默，如果能够让整个世界吞下我这点幽默的药剂，就会带来虚无主义的团结的力量。如果我真的可以去创造这样一种处方，或者药剂，我将会得到诺贝尔医学奖，而不是诺贝尔文学奖。”
而译者所说的奥兹新作品里的绝望和阴郁，仿佛不像是他说的“幽默药方”。“幽默并不是悲伤的反面。”奥兹告诉记者，“我的祖母曾经说这个世界上处理悲伤最好的对策就是去笑，当你不断地流泪，流泪到无泪可流的时候就是开怀大笑的时间了。当我去写《爱与黑暗的故事》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哪些是悲剧，哪些是喜剧。”
“我在写很多章节的时候，我只是在想，他们会变得既疼痛又幽默，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一点，疼痛跟幽默两点并不相对立。如果你们当中一些人不了解这一点的话，这需要你们去读更多的小说。”最后，他还是没忘记告诉所有人，“读一本小说就相当于与你自己进行一次幽会。”
（编辑：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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