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思想理论家李洪林于昨晚病逝，享年91岁。他历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撰写的《读书无禁区》、《科学和迷信》、《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等文章传诵一时，为中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做出重要的理论贡献。他的座右铭是“宜观星辰辨南北，勿随萤火逐东西”，谨以此文略表哀悼和纪念！
2013年12月28日，在思想中国的新年联欢会上，在喧闹的欢笑声中，一个清癯的老者，安静地坐在主桌上，桌牌上三个黑体大字：李洪林。
李洪林！联欢会上嘉宾云集，但却只有这三个字击中了我。
他的《读书无禁区》，他的《四种主义在中国》，迅速地闪过了我的脑海。我没想到，他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也来了。
我在后面默默看着他陌生而苍老的背影。在我成长的路上，他的文字曾经深深地影响了我。
我年轻的时候，李洪林先生是鼎鼎大名的学者，这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他的一些文字。
我当时是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学生，课本以马列主义为基础。不过，彼时的大学学习，都鼓励学生广泛阅读，哲学系的年轻学生，除了指定的马列原著选读，通常会有更广泛的阅读，以寻找更好的人生指引和分析框架。1980年代，也正好是文革之后西方思潮传入中国的第一个高潮，当时的人，除了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比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寻找人道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来区分僵化的教条为现实改革服务外，更多的现代西方哲学心理学著作成了阅读的时尚。
李洪林的文字属于另外一种，是建立在个人思考基础上对历史和现实的一种省思，按照今天的认识，其实还是一种比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即唯物史观。
彼时的我还没有学会学习的方法，读书总是逮着什么读什么，毫无章法逻辑。但即便如此，我偶然撞到李洪林先生的那些文字和图书，却像闪电划破暗黑的天空，于我有一种开蒙的意义，丰富了我的世界。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他的两个作品于我影响最大。
一是《读书无禁区》。这篇文章刊发在《读书》杂志创刊号上。
李洪林先生在文章中诘问：“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
李先生在文章中说：“我们并没有制定过限制人民读书自由的法律。相反，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
李先生反对由“诸葛亮”来替人民做决定，应该读什么不应该读什么。
李先生批评说：“把‘禁书’作为一项政策，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封建主义利于人民愚昧。群众愈没有文化，就愈容易被人愚弄，愈容易服从长官意志。所以封建统治者都要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要开列一大堆‘禁书’书目。”
他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对于反面的东西，“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
当然，今天重读《读书无禁区》，依然振聋发聩，因为那些“为民做主”的聪明人，那些慈祥的父爱主义者并未远离我们的生活现实，还竭力要为我们当家作主。
不过，此文有一个重要的点，过去常被轻忽，李先生在文章中说：“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心领导中国人民回到世界文明的大道，要把人类已经获得的全部文化成就，作为自己的起点……”
直到几年前，我们这个社会才重提要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落实还有待观察，这一圈兜得实在太远了。
我最初读到此文时，是在图书馆。多年以后，我最终找到了刊发这篇文章的杂志，如今它与我收藏的其他许多本《读书》一起，安静地躺在书房的一个角落里。
1988年，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达到高潮，李洪林先生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四种主义在中国》，我当时就购买阅读了。
李先生分析当时的中国社会，形容说，“如果说中国是个大舞台的话，那么，在这个舞台上可以看到：已经过去的封建主义、不曾经历过的资本主义，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作为远景的共产主义，都在来回走动”。
我后来跟朋友们讨论分析中国社会，常借助于李先生这本书的分析框架，比如说在中国这条高速公路上，既有小卧车，也有解放牌卡车，还有公交车，甚至自行车驴车都在上面跑，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是混乱不堪无章法的写照。
恰恰是混乱不堪无章法的治理手法，最终导致复杂的问题不仅没有能够解决减轻，甚至交杂了更加复杂的因素。
这么多年过去了，与过去相比，不仅有传统的四种主义，更有它们可怕的杂交变异的后代们，它们中最坏的一面常常最容易媾合，而成为牢不可破的神圣利益同盟，深深地加害着中国社会，让我们普通人难有正常的生活。
可惜了李洪林先生的如炬目光，即如他个人的命运。
如今《四种主义在中国》这本书，安静地躺在我的书架上，我也已很少翻动，或许蒙上了灰尘。但无论如何，在当年，李先生的文字，就像那普罗米修斯从天上偷盗到人间的火，照亮了我的前路，直到今天，回味起来，依然内心涌动。
看着他的背影，我不敢前去打搅，只是默默向老人遥致敬意。
（编辑：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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