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袁良骏先生当年在《中华读书报》等学术场域纵横驰骋，骁勇善战，左冲右突，见招拆招，引人瞩目，可他这位英名振荡同时又“恶”名远扬的人，身后是如此空荡、寂寞。
袁良骏走上鲁迅研究之路，系受其老师王瑶的影响。著作等身的袁良骏，最为人们认可的是鲁迅研究家。此外，他还是一位有影响的台港文学研究家。
袁良骏是一位耿直的人，他不愿接受来路不明的“资助”。记得上世纪末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期间，他和在中文大学读研究生的陈强（笔名江弱水）在金庸秘书的安排下，访问了武侠小说大师金庸。临别时，金大侠给两人分别送了他的代表作《射雕英雄传》英文精装版，后来袁氏在宿舍翻书时，发现内有一个大信封，装有一千元港币五张，他连忙打电话给金秘书，说我不是“寒士”，不需要“救济”，另“无功不受禄”，我从未写过研究这位大师的文章，表示要退款，后来金秘书解释说：“金庸未派车接你们，又未请你们吃饭，这是误餐费和车马费，不成敬意，请笑纳。”钱未退成，袁良骏后来一鼓作气写了一系列批评金庸的文章，有人猜他是嫌钱给少了，其实非也。因在当时对内地教授来说，五千元港币是一笔不菲的收入，袁氏那时的工资大概只有几百元人民币。他批评金庸，是因为他认为这位作家所写的小说无非是拉帮结派，打打杀杀，恩恩怨怨，血染江湖。中国武侠小说那种陈旧、落后的小说模式本身，极大程度地限制了金庸文学才能的发挥，使他的小说仍然无法全部摆脱旧武侠小说，仍然无法不留下许多粗俗、低劣的败笔，够不上“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之美誉。
“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之美誉，系出自以治学严谨著称、外号为“严加严”的北大中文系资深教授严家炎。正是这位严家炎，导致曾是“白话小说”主要兴起地的北京大学，成为此次金庸小说研究的“重镇”。严家炎认为：金庸小说实际上是用高雅文化改造通俗文学获得了空前成功，金庸以他的学养、功力和才华从本质上升华了武侠小说的境界。在1994年10月25日查良镛（金庸）获北京大学名誉教授仪式上，他致的“贺辞”中有云：“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同年，受此殊荣的金庸把这篇“贺辞”拿到自己创办的香港《明报月刊》12月号上发表。不料这一年12月，有人在报纸上发表了火力颇猛的《拒绝金庸》，刻意嘲讽和谴责了这篇“贺辞”，认为其文的要害是“说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是‘北大自贬身份而媚俗’。”人们当然可以拒绝金庸，还可以拒绝吃饭，但袁良骏不这样看。他读后喜出外望，感到“拒绝金庸”的观点正中下怀。
据说严家炎是袁良骏50年代上北大中文系读书时的老师，但袁氏拒不承认。有人考证说，严家炎的确没有正式给袁良骏上过课，当时教现代文学史的是王瑶，严家炎只是课后的辅导员。不管是老师还是辅导员，袁良骏均本着古人所言“当仁不让于师”的精神，和严家炎展开笔战。他在写了《再说雅俗——以金庸为例》《为〈铸剑〉一哭》《学术不是诡辩术——致严家炎先生的公开信》，对严氏“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这种观点鲜明地表示不认同，另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有《〈铸剑〉、〈断魂枪〉都是武侠小说吗？———向严家炎先生请教》，同样毫不吝啬他的批判锋芒。严家炎“寸土必争”，决不相让，连续发表了《为〈铸剑〉一辩》《就〈铸剑〉与金庸小说再答袁良骏先生》《批评可以编造和说谎吗？——对袁良骏先生公开信的答复》。袁文的长处在于棱角分明，笔锋犀利，但写得过于粗放，如他在谈金庸小说有六大痼疾的文章中说：金庸小说总体构思的概念化、模式化、公式化，举例是《射雕英雄传》三部曲，“先设下东邪、西毒、南皇、北丐、中神通五大派系，再衍生他们的恩怨情仇。五大派系的矛盾不是现实社会客观存在的矛盾，而出于作家自己的杜撰。这一杜撰和那些武侠小说如出一辙，未见高明。”其实，在中国白话小说史里，金庸塑造了众多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有的还成了“共名”，其文学典型之多是有目共睹的。此外，袁良骏对金庸小说没细读，他说的“南皇”应为南帝，可见袁氏既不掌握事实，也不据实分析，而且不宽容，甚至出奇地固执。他做金庸研究居然不太关心被评的文本，连如此重要人物与情节的引用都有差错，如对《射雕》三部曲的故事大纲，他就没有列对。金庸也确是写了五个奇人，即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但还谈不上是什么“派系”。即使可称“派系”，袁氏以“五大派系”论说，也是以偏概全。他2002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武侠小说指掌图》，更是谬误百出，《文学报》曾发了一整版文章帮其纠错。
这场被称为“严、袁之争”的论战，从北京打到上海，又从上海打到香港。如此一来一往，火药味逐渐浓了起来，特别是袁良骏在香港《香江文坛》发表的文章，调子甚高，差点釀成诉讼事件。严家炎在2003年青岛召开的王蒙国际研讨会期间，也曾向我搜集过袁良骏攻讦他的证据，即袁氏有无在背后说他接受过金庸“好处费”的话。严氏一再严正声明自己著书立说决不是为了“润笔费”，他的“贺辞”在金庸创办的刊物上发表，所得稿费十分微薄，但从不放在心上。即使有美国某高校以高薪请他去讲学，他也没有动心。严家炎是我尊敬的学者，他一生问学，视学术为生命，将研究看作名山事业，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具有学术风骨的大家，他说的话我完全相信。1993年，我和严家炎、谢冕一起在岭南学院（今岭南大学）“客座”，对此我有感同身受的体会。不过，我这里倒要“批评”一下我尊敬的严先生，他研究香港文学——准确说法是研究香港通俗文学，太不了解香港文坛的“行情”：香港雅俗文学对峙严重，像刘以鬯主编的以雅文学著称的《香港文学》月刊，从不刊登通俗文学作品和研究文章。可在1993年8月2日，由《香港文学》主办的香港作家刘以鬯、陶然、汉闻、王一桃与内地学者严家炎、谢冕、李元洛、徐志嘨、古远清等人出席的文学交流的会上，严家炎面交自己写的一篇论金庸的学术论文给刘以鬯，刘氏看都不看立刻就掷还给他。至于严家炎问我袁良骏有无讲过他的坏话，我答复说：“你和冯其庸等人编写的金庸小说赏析，被金大侠说成是小学生水平。袁良骏说你受辱后照写‘吹捧’金庸的文章。其中原因，不得其解，这很可能是‘千古之谜’。其他的话他并没有说呀。”我劝严氏不要打官司。袁良骏得知后，致信感谢说：
远清兄：
严大教授亦扬言要告我，弟正拭目以待。敝院李某也告了我一小状，庭外和解了。兄在我与严之论争中，持论中立，甚为“狡猾”——并非忠厚也——但仍对弟有利，值得感谢……
弟良骏上 2004年元旦
西哲有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袁良骏本着这种精神嗜好争辩，常常在“抓生产”的同时为“巩固国防”，与一些作家、学者产生碰撞。他最早的一篇是《要客观地评价曹操——向郭沫若先生请教》，发表于《光明日报·史学专刊》1959年3月5日。他后来写了《“两个翅膀论”献疑——致范伯群先生的公开信》，挑战通俗文学研究泰斗。另有《袁良骏声明:黄锦奎从来不是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在《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1期上发表。他另一篇《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引来商讨文章。袁氏的《鲁迅与现代文化名人评价问题》，有人写了《是鲁迅错了吗？》与他争鸣。袁良骏将有争论的文章结集为《袁良骏学术论争集》出版。可这本“论争集”又成了新一场论争的导火线，如有人写了批评这本书的文章《我们需要怎样的学术论争？——评〈袁良骏学术论争集〉》。我没有见到这本书，但效仿过袁氏在台湾出了一本《古远清文艺争鸣集》。
我迈进古稀之年时，曾将海内外包括胡秋原、臧克家、余光中等名家给我的书简编辑为《古远清所藏收信选》（未出版），其中收了袁氏的数封信，可有不少字难于辨认，并请他一一校正。他完全同意将他的书信收入其中，并嘱咐出版后送他一本。
有道是：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在袁良骏生命进入严冬时刻，我竟阴错阳差成了他的“劲敌”。事情系由袁氏在香港一家杂志2007年6月号上发表杂文所引发。他攻讦受人拥戴的曾敏之，当“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会长、“香港作家联会”创会会长等三个文艺团体的会长（其实是“被会长”），是有“会长瘾”，“正如打麻将有瘾、吸毒有瘾、嫖娼有瘾一样”。这篇短文《华文文学》杂志2007年第5期曾加以转载，并配上“申文”长篇的反弹文章《何必如此作贱自己——质疑袁良骏教授》。我对袁氏批评曾敏之一事，总感到像吃了一只苍蝇想吐，便在2015年在台湾出版的《耕耘在华文文学田野》收入这篇悼文时，末尾附记曰：
一位著名北京学者自动对号入座，写了一篇据说会让我血压升高很可能含有人身攻击的回应文章，《上海鲁迅研究》说该文不宜发表，但可给我参考……《上海鲁迅研究》责编后又说：“天气大热，袁先生的信不转给你了，以免徒增火气，不利健康。昨致电袁先生，他还在激愤之中。”这使我失去了阅读这种奇文的机会，甚憾。
2015年秋季，袁良骏生了一场大病，从鬼门关走了出来，他这时反思自己生前所写的文章，大概认为最不妥、最受人诟病的是《曾敏之先生的“会长瘾”》，因而在《上海鲁迅研究》2015年冬季号发表了《我和曾敏之先生的学术交往》，主动进行自责。常常以自己为是、以别人为非，一向无惑又无悔的袁良骏，激烈得快，平和得也快，真出乎我意料之外。须知，他是从不服输的人。这次他在没有任何外力的威迫下知错必改，其勇气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