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路上的风景
2013年11月，在纪念陈荒煤诞辰百年之际，《陈荒煤文集》（10卷）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文集分：小说卷、剧本卷、报告文学卷、散文卷、文学评论卷、电影评论卷、日记、书信卷。其中日记书信卷55万字，日记和书信大约各占一半。
荒煤说过：“我这个人，不喜欢记日记。”
尽管如此，在他走上文坛后的80多年里，还是写下了数十本日记，遗憾的是其中多数日记没有保存下来，因而能够收入文集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一个重大的惊喜是“文革”后，在被中央专案组退回的材料中，荒煤看到了一个紫红色外壳，印有“救国日记”四个字的旧本子（该本子在狱中被编成021号档案）。这正是他从延安出发后的三年时间里，到河北济源县参加“反奸清霸”运动，到威县董村参加“平分土地”运动的日记，应该说这是他此生得以保留的记述最详细、描绘最生动、且持续时间最长的日记。其中与文艺运动有关的部分，经整理于80年代末在《新文学史料》发表，编辑10卷本文集时，又将没有发表的部分整理出来，形成了日记卷的第一部分——土改和筹建边区文联日记（1945年至1948年）。
日记从离开延安那天开始——那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第5天，荒煤率队第一批离开鲁艺，计划先到豫北农村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前往鄂豫皖根据地：
1945年8月20日 星期日 晴
今天早饭后，下山候干部大队①来了走。其芳、文井、君武、蔡若虹、邸力、于蓝都来校门口送，萧三同志很热心地一再表示对我们鼓舞；他特别劝我写报告文学，他说，听谁讲：我以后不写报告文学了，很不以为然。我说一定写，为什么不写呢?
十时余，刘开基同志②带干部大队来到鲁艺。大车因河水涨不能过来，留下胡征和葛洛候车装行李，我们先走。
一直走出十里堡，心里似乎还不觉得是真走了，好象进城去玩一样。渐渐走远，有些疲乏时，想到昕③和孩子才有一种离别的感觉。这一去与大多数很熟的同志都很难再见了吧，也许再也不回延安了。
下午四时许，抵姚店子休息，脚后跟稍疼，尚不疲乏。
写信宋侃夫④同志，请徐向前司令写信给贺龙司令。
注：
①赴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干部大队。
②抗战期间山西沁源县委书记，建国后曾任山西省省长。
③荒煤妻子。
④鲁艺党委书记。
短短200多字的日记包含了很多内容。荒煤1938年秋到达延安，除一年时间深入部队外，其余时间多在鲁艺工作。他的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发表了一系列表现八路军将士的报告文学，一改30年代作品的忧郁风格，文字朴实，充满了新鲜感和战斗激情。但是，他的内心还是深深地热爱着小说创作，所以有了到底该不该把报告文学写下去的矛盾想法，而鲁艺的同仁们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的意见。经过延安整风，他思想上的震动也更加剧烈，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问题，怎么改造？只有到工农兵中间去，他从各方面检讨自己，希望有一个根本的改变，他甚至不希望别人把自己当一个文化人看待，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文化人过于集中的鲁艺，“也许，再也不回延安了”。
1945年秋天的出发，似乎是荒煤人生一个新的开始，他怀着“无论如何都不要搞什么文艺了”的决定，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农村运动中去。他到了灵山村，那里是敌占区，刚刚解放不久，农民们很贫穷，村里的一个大地主既和国民党有联系又帮助过共产党、掩护过游击队，要发动农民就要斗倒地主，斗争形势十分复杂。荒煤的日记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地主的狡猾、农民的落后和觉悟，斗争的残酷性，工作组内部不同的意见，还有当地的民情民俗、贫困的生活环境、战争留给人们的种种创伤……有意思的是，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的农民政权已经出现了腐败现象:“村长贪污办法甚多，自己是村长，又开杂货铺，秤是十四两秤，招待敌、我香烟，每盒仅有七根或五根……”
在豫北那片陌生的土地上，荒煤生活在农民中间，吃着糠菜窝头，揣着手枪睡觉，白天工作，夜晚写日记，无论是深夜还是黎明，甚至是发着高烧的时候都坚持记日记。很多年后，他回忆那些生活时说：“当时的斗争是艰苦的，尖锐的，生活也很苦。从自己来讲，过这样的生活参加这样的斗争，都是生平第一次。……要准备撤退时，觉得很难舍弃村里的群众走掉，不仅想要带走几个积极分子，真想把家属和群众都带走。生平真正感到和我们一起斗争的群众有着共同的命运和感情。”他觉得自己真正变了。
然而，革命的需要总是把他拉回到文艺岗位上来。这也是他这个时期日记的另一个主要内容。
1946年初，正当荒煤和村里的人一齐热热闹闹地过春节时，他接到了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命令，立刻赶赴邯郸。他揣着那个紫红色的日记本离开了灵山村，希望还会回来，却再也没有机会。不过他和村里的人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1964年村里还有人给他写信，他也给村里寄去许多书籍。
到达邯郸后，边区领导邓小平、刘伯承、薄一波、杨秀峰一起找他谈话，告知因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鄂豫皖根据地决定撤出，中央已同意边区的要求，把他们留在晋冀鲁豫工作，征求他的意见，希望他立即着手筹备边区文化工作会议，并成立边区文联。荒煤很不情愿。延安整风后，在一心想脱离文艺圈，想改行的人中间他是属于坚决的，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农村工作，原以为自己可以在基层待下去了，结果不得不服从命令回到文艺工作岗位上来，他的苦闷在日记中不断流露：“苦矣，包袱并不是自己愿背的，可是硬被放上又如何办？”“走了几千里，还是要干这些工作。”
尽管不情愿，工作却永远是第一位的。他很快就投入到筹建工作中去，为文联找办公的地方、作预算、调动人员……一个政府机构有的东西似乎都要有。工作人员除了他带来的赵起扬、葛洛等人，又来了于黑丁、曾克、欧阳山、罗工柳、鲁藜等。很快，边区会议召开，文联成立，范文澜当选理事长，荒煤当选常务副理事长。接着，创办《北方文化》，荒煤担任主编；在北方大学成立文艺研究室，兼任主任……工作进入正轨，他重回文化圈子，打交道的也都是文化人，面临的事情却很繁杂：边区文化工作的开展、文艺理论问题、人事关系……很多问题都让人伤脑筋。他工作很努力，这一年多的日记，筹备文联的种种都写入其中，但显然没有在农村写日记的那种热情和执著。到了1946年秋天不知怎的就中断了。
1948年新年刚过，已调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的荒煤再次率队赴威县董村参加“平分土地”运动。这段时间的日记如同灵山村日记，写得格外详细，且无论环境多么艰苦、工作多么劳累都坚持下来了。此次下乡，工作组承担的任务更加艰巨：“1、整编队伍。2、平分土地。3、扩大成果，巩固，民主转生产。”其中最难搞的还是平分土地，宣传土地法大纲、成立贫农团、召开农民大会、进行土改、划分阶级……在长达大半年的运动中，工作组秉承“农民是主人，干部是长工”的主旨，除了在干部问题上行使处置权外，其他方面基本上是发动群众依靠贫农团自己解决。
日记还是从出发开始记起，工作组的状况、威县各村的情况被一一写入，且处处真实生动，描绘出一幅农村土改运动的独特风景。写工作组的队伍变庞大了：出发时，两个队共11辆胶皮轮车，路费相当不少，“有些同志像搬家，东西很多”，而他自己的行李虽然不如别人，但依然检讨多带了一件大衣，“下乡后最好还是不穿。摇来摆去，而雇农或甚至冬衣不全”。写下乡后亲眼所见农村干部的腐败：“最好的房子都是干部的，贫雇都在四角破房子。从摆饰看，干部被服都是好的。再看合作社，干部手面大，挑担者少。吃饭猛到村干（部）家看，村长家三次碰见吃饺子。”更有甚者“给支书拉皮条被发展为党员”。而农民对一些干部的评价是：“你斗老财坚决，发财也坚决！”“好东西干部拿走，谁提意见被捆”，“在街上跺跺脚，四周灰都要掉。”写平分土地划阶级的复杂性：划分标准与现实存在很大差距，好不容易弄出一个结果，在划分大会上人们却吵的厉害，一地主说他是眼睛看不见才雇工的，一贫农喊“为什么地主富农都在俺西头，叫俺说吗？”写地主的心态：“到地主杨时年家去时。杨拄一拐棍在一大院内转，群众口号声不断。他一个人在那样一座院子里站着，好像一肚子愤恨似的沉默着。不知他这时的心情到底如何……”写农民的担忧：“共产党真当家？”“不要事办不成，血沾了手，人也惹了”，“共产党不好办，过去用咱要咱，现在不用咱”，“好像傍富一样，说不定怎就傍错了”。也写自己思想上的种种困惑：对领导权问题、划阶级问题、也有工作组走后村里究竟会怎样的问题……
荒煤这个时期的日记用着农民的语言写着农村的状况，他记得如此认真投入，除了希望能真正融入基层生活外，其实内心还有自己的一份小算盘：“如果我进行创作，当然可从中引起不少珍贵的回忆，汲取丰富的素材。”但此后，他没有这个机会，只能对着日记发出叹息：“现在也只能作为一堆废纸放在那里了。”说废纸，那是他对自己的梦想没有得以实现的一种失望，事实上，这些日记可以说是一部当地农村革命运动史书。对今天的人们了解历史，了解那个时代农村各阶层人物的变化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而日记中充满鲜明地方色彩和浓郁乡土气息的语言也使读者更加身临其境。
直到1948年秋天，荒煤的日记中除了读书，几乎没有什么和文艺有关的记录，他还是离开延安时的想法，做基层工作，离文艺圈子远一点。然而，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文化建设的任务摆到了面前。这年年底，他跟着接管天津的队伍，迎着隆隆的炮声，踏过布满弹坑的公路，以最快的速度开进天津执行文化接管；接着，又加入南下的队伍，一路挺进，接管武汉——回到了阔别10年的家乡。他不想当领导，这期间虽然也曾找到机会随“四野”继续南下，当过几个月的随军记者，但广西战役后就再也没有可能推托，30多岁的他当上了四野宣传部副部长，彻底地走上了文化领导的岗位。应当说这一年是崭新的一年，新政权正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向前推进，荒煤的工作频繁调动，职务不断提升，但或许是由于工作流动性大，任务繁重的关系，收入《陈荒煤文集》日记卷第二部分的1949年南下日记是跳跃式的，时而连续，时而中断，时间相隔很远，所记也没有农村日记那么详细，相反，倒是一些深入部队的采访笔记更加细致生动。
收入日记卷的第三部分，是荒煤1978年到1982年日记。整个五六十年代荒煤的日记较少，多的是工作笔记；而“文革”期间，7年多监狱生活，交代材料替代了一切。重新写日记是1978年2月1日，重庆市委通知他申述得到中央批准的当日，“尽管事先听到消息，仍不免紧张、兴奋、激动”。“心惶惶若有所思，似感到迷惑又不安。也说不出是一种什么心情，脑子胀满，不能安静下来”。很快，他提笔写了10年来的第一篇文章，之后，赴京。
这是改革开放初起的年代，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代，一批老作家老文艺工作者，带着满身创痛重回工作岗位，开始新的征程，荒煤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从日记可以看出，开始的日子荒煤是在激动和心绪难平中度过的，很快他就冷静下来，繁重的工作摆在面前，由不得他沉湎于往事之中。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几乎夜以继日，无论是写作能力和行政能力都迅速恢复，很快，就不断地发表文章，主持各种项目参加各种会议，活跃于文坛。日记是以记事的形式出现的。他已经没有时间细致地讲述，只是在疲惫的深夜尽可能地把一天中发生的主要事情记录下来，尽管如此，仍不断地被各种事情中断下来无法继续，又屡次下定决心恢复日记，为的是以后可以供查找使用。
生活永远是不平静的，破冰的日子极其艰难，文艺界的矛盾和分歧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荒煤的日记很快就出现了这些内容，时而困惑，时而难过，时而烦恼……有些日记虽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但在出版文集时因种种原因却不得不舍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而1982年之后的日记由于时间关系也没有能够整理和收入，这更是一个遗憾。
如此激烈动荡的晚年生活，并不是荒煤所期待的，经历了几十年的坎坷波折，他渴望的是能有一个安静的环境从事写作，真正实现自己的小说梦，也把回忆录写完，但他身不由己。他努力付出，为新时代和新生事物热情呼喊，苦闷也伤感——这就是他们这一辈人的人生，也是他晚年日记里的一道带有悲壮意味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