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秋，曹聚仁在虹口溧阳路1335弄5号寓所的窗下，开始撰写 《中国抗战画史》 的文字部分。这是他与舒宗侨事先约好的，他负责文字，舒负责图片。窗外蝉声低嘶，弄堂里脚步匆匆。他文思泉涌，挥笔疾书。全面抗战八年，他作为一名亲历者和战地记者，走南闯北，“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我看到过一张他骑在马背牵着马缰，一身戎装的照片，英气勃发，好一个戎马书生。
1947年5月，40余万字，1000多幅照片的《中国抗战画史》出版，收获好评如潮，被称为“抗战史诗”。它以图片印证文字，又以文字阐述图片；一个是浓缩，一个是展开；一个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一个激起人心中的起伏波澜。书甫一面世即告售罄，数次再版，曾作为国民政府“国防部”在虹口开庭审判日本战犯的佐证资料，是一本影响深远的书。自上世纪60年代起，我国港台坊间多次出现盗版本。1988年北京中国书店出版了影印本，2011年中国文史出版社重新编排后再版。
曹聚仁在短短不到一年间，就与舒宗侨完成了抗战画史。当时处于国民党接收大员“五子登科”（金子、女子、房子、车子、位子）的喧嚣声中，在全面内战爆发、通货膨胀的艰难时世，两人如果没有强烈的责任心，是拿不出如此一本皇皇大著的。当然，这也与两位编者的经历相关。曹聚仁“脱下长袍，穿起短装”，出没于烽火硝烟，枪炮声中。“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他曾任88师师长孙元良的秘书，坐车偕同携带国旗的17岁女童子军杨惠敏，迂回来到800壮士扼守的四行仓库现场写稿。1938年在山东台儿庄前线采访，李宗仁用便笺给他画战况地形图。4月5日，他率先向全国报道了大捷的战报。他还先后到八路军办事处、新四军军部会晤了周恩来、陈毅、叶挺等人。舒宗侨战前为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抗战中在陪都重庆美军新闻处工作，并主编《联合画报》，搜集了众多抗战新闻图片。胜利后回上海，又到日军驻地和日侨居留地，寻觅到很多珍贵的照片。比如其中一张丁玲在山西前线一身八路军军装，左肩上搭一条军大衣，双目凝视远方的侧面照，丁玲本人也称一直没见过。
阅读这本分为10大章并附录抗战史料述评的画史，会为它的三个特征而感到震撼。
一是对军国主义来龙去脉的深入剖析。曹聚仁的第一章引论先上溯到日本民族的起源、武士道的逐渐形成，再延续到日本军部凌驾于内阁的体制完成。他指出，日本民族主要由北海道本土的虾夷人和从南洋来的马来族组成，虾夷人剽悍，在冬天能握一把小刀深入洞穴刺杀巨熊，这种不怕死的习俗成为武士道的滥觞。日本因岛国闭锁，多火山地震，民族性格比较悲观，故日本人崇尚好义轻生的“鲤鱼精神”，认为鲤鱼作战勇猛，能坦然面对刀锋，武士道的“切腹”便与“鲤鱼精神”不无关系。明治维新时确立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直接对天皇负责，不受首相指挥的制度，为军人操纵政治张本。而后历经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军部野心膨胀，疯狂地对外侵略扩张，发展成为不折不扣的军国主义。
二是对待两个战场一视同仁的眼光，经得住历史考验。抗日战争有两个战场：国民党军队为主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的敌后战场。曹聚仁在叙述国民党军队的“八一三”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大捷、三次长沙会战、昆仑关大捷、远征军入缅甸、腾冲之战等惊天动地的阵地战的同时，不忘向受众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可歌可泣的战绩。这种一视同仁、超越党派之争的眼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难能可贵。曹聚仁和舒宗侨冒着可能坐牢的危险，在上海国统区出版公开为共产党张目的抗战画史，是要有一定的勇气的。他俩用文字和图片还原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首战平型关、夜袭阳明堡日空军基地、太行山击毙“名将之花”、挺进江南、开展百团大战、冀中平原连战连捷等赫赫战果。而关于“国军”内部，他们不仅叙述了嫡系中央军的浴血苦战，也对地方部队进行了公允的评介——“在前线作战的桂军，其勇敢与牺牲之壮烈，表现合作精神与责任心，也开了现代军人的新风度”；“四川一省所出的兵力，以及补充的兵额，几乎占全数的十分之一”；“西北军人，发扬了最高度的战斗力量”；“粤军的广东精神，一直为敌军所畏怯，处处成为敌军的劲敌”；“抗战中的湘军，也是一支劲旅”。其他如东北军、晋军、滇军等，在书中也都无一遗漏地叙及。谈到这种不带偏见的撰写态度时，曹聚仁表示是新闻工作者的良知使然：“我们要对得起地下的战士，对得起永久的读者。”他说：“一个史人站在这矛盾的政治漩涡的前面，叹息唏嘘之余，依然想保持着我们的直笔。”
三是对战时经济做了重要钩沉。抗日战争是“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故曹聚仁、舒宗侨用了较多文字、图片来证明战时经济的重要支撑作用。日军采用了“以战养战”的方式，疯狂掠夺占领区的物质资源。日伪与我方的货币战也一直呈胶着状态。如为破坏重庆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汪伪政府发行了中央储备银行的伪钞，上海孤岛的军统特务与汪伪极司非尔路76号特工之间，还为此展开了一场互相暗杀对方的上海分行人员的枪战。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边区银行，也发行货币在边区流通，维护敌后战场的经济。这一块面叙写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等沿海地区“以抗战救亡为主旨”的工厂内迁至重庆等西南地区的壮举。这场冒着枪林弹雨，辗转流离，先后延续3年的工业大迁移，“包括上海100余家工厂在内总计600余家工厂实现了生产转移，为战时物质资源的供应作出了重要贡献”。画史用10多张图片配以文字，展现了西南后方军事、民用工厂的热气腾腾的生产场景——藏在深山老林中的兵工厂，正在制造轻机关枪和望远镜等，“用以支持战线上500万大军之消耗”； 重庆的纱厂纱锭飞转织布忙，战时中国的出口大宗桐油正在蒸馏之中，皮革厂的滚筒鞣制着原皮，汽车修理、无线电机械、水泥、面粉等工厂投产运转……使得“中国后方在封锁中维持自给自足”。这些壮举、义举，为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勤保障。
依个人之见，至今，这部史诗般的巨著，以文字而言除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 《抗日战争》可媲美外，还没有一部图文并茂的画史可以超越它。
1950年，曹聚仁只身去香港，撰写专栏和主编报纸。1956年后，他多次赴大陆采访，致力于祖国统一事业。1972年他在澳门病逝。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爱国者。他的子女很有出息，长女曹雷是著名译制片配音演员、导演，幼子曹景行则是香港凤凰卫视的知名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