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阅读汪曾祺三十年，写了一些文章，但更多的是收集到不少有关汪曾祺的细节。细节总是充满活力，它不一定非得指向什么，但细节就在那里，人们听到或者看到，多半会莞尔一笑。这里我撷取一些回忆的片段，算是对这位可爱的老头儿离开我们二十周年的纪念。
1
记得有一年去汪先生家，先生拿出湖南吉首的一瓶酒 (包装由黄永玉设计) 给我们喝，席间汪先生说老人有三乐:一曰喝酒，二曰穿破衣裳，三曰无事可做。当时我们才三十多岁，对这句也没有什么理解，但是回家我记在了本子上。如果不记下，早就忘却了。如今回忆这句话，又多了些况味。
2
苏州大学教授范培松曾给我说过一个笑话，此笑话是作家陆文夫在世时说的。陆文夫多次说:“汪老头很抠。”陆文夫说，他们到北京开会，常要汪请客。汪总是说，没有买到活鱼，无法请。后来陆文夫他们摸准了汪曾祺的遁词，就说“不要活鱼”。可汪仍不肯请。看来汪老头不肯请，可能还“另有原因”。不过话说回来，还是俗语说得好，“好日子多重，厨子命穷”。汪先生肯定也有自己的难处。
“买不到活鱼”，现在说来已是雅谑。不过汪曾祺确实是将生活艺术化的少数作家之一。
3
汪先生的小女儿汪朝姐给我说过一件事。汪朝说，过去她的工厂的同事来，汪先生给人家开了门，朝里屋一声喊:“汪朝，找你的！”之后就再也不露面了。她的同事说你爸爸架子真大。汪朝警告老爷子，下次要同人家打招呼。下次她的同事又来了，汪老头不但打了招呼，还在厨房忙活了半天，结果端出一盘蜂蜜小萝卜来。萝卜削了皮，切成滚刀块，上面插了牙签，边上配了一碟蜂蜜。结果同事一个没吃。汪朝抱怨说，还不如削几个苹果，小萝卜也太不值钱了。老头还挺奇怪，不服气地说:“苹果有什么意思，这个多雅。”
“这个多雅。”也许这就是汪曾祺对待生活的方式。
4
有一年到汪先生家去，汪师母说了一件趣事。说前不久老汪酒喝多了。回来的路上跌了一跤。汪先生跌下之后首先想到能不能再站起来，结果站起来了，还试着往前走了几步，“咦! 没事。”汪先生自己说。回到家里，汪先生一个劲地在镜子前面左照右照，照得汪师母心里直犯嘀咕:老汪今天怎么啦! 是不是有什么外遇?七十多岁满头银丝的汪师母说完这话，哈哈大笑，那个开心。其实汪先生是照照脸上皮有没有跌破。
5
听过一件事。说某文学青年偶然认识了汪先生，之后就到先生家中拜访。这是一个痴迷得有点癫狂的青年。他为了能每日聆听教诲，索性住到了汪宅。汪宅的居所不大，他于是心甘情愿睡地下室，这样一住就是多日，每天大早就举着一把牙刷上楼敲门。有一次他还带来了儿子，老头儿带着孩子上街去买了一只小乌龟。可是“这个青年实在是没有才华，他的东西写得实在是不行”。每次他带来稿子，都要叫老头儿给看。老头儿拿着他的稿子，回头见他不在，就小声说:“图穷匕首见。”
汪老头认为这青年从事一种较艰苦的工作，很不容易。可他确实写得不好，每次带来的稿子都脏兮兮的。汪老头终于还是无法忍受，他用一种很“文学”的方式，下了逐客令———一天大早，青年又举着牙刷上楼敲门，老头打开门，堵在门口。一个门里，一个门外，老头开腔了:一、你以后不要再来了，我很忙;二、你不可以在外面说我是你的恩师，我没有你这个学生;三、你今后也不要再寄稿子来给我看。讲了三条，场面一定很尴尬。我听到这个“故事”是惊悚的，也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现在说这个故事，仿佛已经是“前朝旧事”了。因为已过去几十年了，当年的青年现在也是半个老头了。希望曾经的青年读到此则，不要见怪，因为我们都爱这个老头儿，对吧。
6
得到一个重要的细节。一个重庆的记者，前年因受写一个重要节日的稿件，访问一位九十五岁高龄的叫章紫的老人。临走时老人找出一本旧影集给记者翻翻，记者竟看到章紫与汪曾祺的合影，一问，原来他们是1935年在江阴南菁中学的同学。记者于是接着采访。章紫说，我有个好朋友叫夏素芬，是一个中医的女儿，汪曾祺对她有点意思。高二有天上学，我们一进教室，就看见黑板上有人给夏素芬写了一黑板情诗，不是新诗，是旧体诗，是汪曾祺写的。汪曾祺跟大家一起看，看了之后，他自己把黑板擦了。
后来，夏素芬在江阴沦陷区，章紫在重庆读书，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汪曾祺给章紫写了很多信。后来章紫妈妈知道了，还警告说，你爸爸不喜欢苏北人，他知道了，会不高兴的。通信的大多数内容已无法回忆，但信里面有两句话，章紫一直记忆犹新。章紫说:“有一次他在信里写了一句，我记得很深，他说，‘如果我们相爱，我们就有罪了’;还有一次是他的信里最后写了一句‘握握你的小胖手’。当时我手胖，班上的同学都知道我的小胖手。‘小胖手’这句我记得，是因为我的信多，看了就随便搁在桌上，同寝室女生看了，看到那一句，大家都觉得好笑。”
1980年代，一次章紫去北京，到汪曾祺家里做客。章紫说:他爱人施松卿跟女儿也在家。汪曾祺很会做菜，做菜时他悄悄跟我说:“‘当年学校的事儿，不要多说。’我想说的就是他跟夏素芬的事吧。”
汪先生在世时，曾说过，想写写自己的初恋，可是觉得人家还在世，如果写出来，是不是打搅了别人平静的生活? 于是不愿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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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 (2003年) 到北京，一次与汪朗喝洒。大家喝得开心，都多喝了点。之后有人提议到老头儿的蒲黄榆旧居坐坐。因人多，在书房里散坐，汪朗坐在地上。大家说话，汪朗说，“文革”时，一回，汪先生中午喝了酒，撸起汗衫，躺在床上，拍着肚皮哼京剧。正哼着，头顶上的电棒管子一头忽然掉了下来，也没完全掉，另一头还插在电棒盒子里，还撅在那晃呢！ 老头儿也不管，继续哼。汪师母说，你还不把汗衫放下来，上面有人监视你呢！
8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次汪曾祺没事，去北京大学找过去西南联大的同学朱德熙。朱德熙不在家，等了半天，也没有回来。只有朱德熙的儿子在家里“捣鼓”无线电。汪坐在客厅里等了半天，不见人回，忽然见客厅的酒柜里还有一瓶好酒，于是便叫朱的半大的儿子，上街给他买两串铁麻雀。而汪则坐下来，打开酒，边喝边等。直到将酒喝了半瓶，也不见朱德熙回来，于是丢下半瓶酒和一串铁麻雀，对专心“捣鼓”无线电的朱的儿子大声说:“这半瓶酒和一串麻雀是给你爸的。———我走了哇！”抹抹嘴，走了。
到了1987年，汪曾祺应安格尔和聂华苓之邀，到美国爱荷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他经常到聂华苓家里吃饭。聂华苓家的酒和冰块放在什么地方，他都知道。有时去得早，聂华苓在厨房里忙活，安格尔在书房。汪就自己倒一杯威士忌喝起来，汪后来自己说:“我一边喝着加了冰的威士忌，一边翻阅一大摞华文报纸，蛮惬意。”
9
1989年汪曾祺和林斤澜受邀到徽州游玩。当地安排一个小青年程鹰陪着，第二天一早，程鹰赶到宾馆，汪先生已经下楼，正准备去门口的小卖部买烟，程鹰跟了过去。汪先生走近柜台，从裤子口袋里抓出一把钱，数也不数，往柜台上一推，说:“买两包烟。”———程鹰说，我记得非常清楚，是上海产的“双喜”，红双喜牌。卖烟的在一把零钱中挑选了一下，拿够烟钱，又把这一堆钱往回一推，汪先生看都没看，把这一堆钱又塞回口袋，之后把一包烟往程鹰面前一推:“你一包，我一包。”
晚上程鹰陪汪、林在新安江边的大排档吃龙虾。啤酒喝到一半，林斤澜忽然说:“小程，听说你一个小说要在《花城》 发?”程鹰说:“是的。”林说:“《花城》 不错。”停一会儿又说:“你再认真写一个，我给你在 《北京文学》发头条。”汪老头丢下酒杯，望着林:“你俗不俗? 难道非要发头条?”
10
1996年12月全国文代会和作代会在北京召开，我那时在北京工作，请了许多作家吃饭。吃完我们赶到京西宾馆，出席作代会的北京代表团的汪先生和林斤澜都住在这里。我们找到汪先生住的楼层，他的房间门大敞着，可没有人。房间的灯都开着，就见靠门这边的台子上，有好几个酒瓶和一些乱七八糟的杯子摆着。那些酒，除白酒外，还有洋酒。汪先生人不知道跑哪去串门了。我们在房间站了一会儿，又到走廊上来回张望。没过一会儿，汪先生踉踉跄跄地回来，一看就已经喝高了。他见到我们，那个热情啊！招呼“坐坐坐坐”，之后就开始拿杯子倒酒，“喝一点，喝一点。”他去拿洋酒瓶，我们本来晚上已经喝过，再看他已经喝高了，还喝个啥? 于是抓住他的手说，不喝了不喝了，我们喝过了。只坐了一会儿，便匆匆离开了。
这些细节能说明什么呢? 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细节总是迷人的。我想，读者自会有自己的理解，是不需要我在此多说的。我呈上这些，只是为了纪念。
2017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