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克西斯·赖特（Alexis Wright）是澳大利亚最杰出的原住民作家之一。她来自澳大利亚卡彭塔利亚湾的瓦安伊部落 。她的创作扎根于乡土，讲述着属于澳洲原住民的真实故事；她多年来也一直关注原住民权利，用写作的方式发出澳洲原住民自己的声音。
亚历克西斯·赖特
赖特的创作涵盖虚构和非虚构，她的长篇小说《卡彭塔利亚湾》（Carpentaria）2007年获得了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其中文版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12年出版。她的长篇小说《天鹅书》和非虚构作品《特拉克》也将在中国出版。
亚历克西斯·赖特的曾祖父来自中国广东，因此她的身上还有一部分中国血统。除了身为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自己，赖特也很想了解她身上属于中国的一面，曾在去年特地前来中国寻根。尽管她并未找到曾祖父的踪迹，他对赖特来说仍是一个谜，但她依然在坚持寻找。
近日，亚历克西斯·赖特来华参加澳大利亚文学周的系列活动，并与阿来、梁鸿等作家展开对谈。借此机会，3月24日，澎湃新闻记者在上海对赖特进行了专访，请她分享了自己对于原住民文学的思索与实践，以及她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澎湃新闻：《卡彭塔利亚湾》虽然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读起来却有很强的现实感。这本书的创作背后有怎样的故事？
亚历克西斯·赖特：卡彭塔利亚湾是我的故乡。在如今这个时代，我们的传统家园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处境，在生态环境和文化等等各方面，都遭到了现代社会的冲击。而《卡彭塔利亚湾》的写作，起源于这片土地上的一次漫长的斗争。当时，有一家矿产企业想进入卡彭塔利亚湾，打造一个大型的矿场。我们很担心这个矿场的建设会破坏土地、污染水源，损害这里的生态环境，因此我们的部落与矿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谈判与斗争。当时我们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这个矿产企业，还有地方政府、州政府，甚至联邦政府也参与其中。他们希望矿场能发展起来，收获良好的经济效益，却看不到我们传统土地的失却是无法弥补的。最终，关于卡彭塔利亚湾的开发，我们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的内容还算好，但我们觉得还够。毕竟我们为此进行了艰难的长期斗争，感到精疲力竭；而我们也受到了广泛的指责，很多人认为我们想要阻挠国家的发展。
于是我想把这个故事写下来。但这个故事与我太贴近了，我无法用非虚构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因为如果我想还原真相，就必须把事件涉及的人的名字一一写出，这样会造成很多不愉快。所以我就选择了小说。尽管它的形式是虚构的，但我努力创作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来诉说在这个特殊的时代，我和我的族人到底是怎样的人，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的传统家园是什么样的，以及我们祖先的故事。因此我花了6年时间来写作《卡彭塔利亚湾》的故事，以我们原住民说话和讲故事的方式。
对于与矿产企业的纠纷，很多人只看到了只言片语，就以为自己很了解事情经过了；但这起事件里，其实还蕴含着一个更大的故事，我想把它以原住民文学的形式说出来，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展现这个故事。我们的文学是我们的一部分，也是澳大利亚这块大陆的故事，所以我很有必要把它写出来。此外，我们文化的历史非常悠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有一位墨西哥作家说：“所有的故事都很重要，没有一个故事会真正结束。”我觉得这也适用于我们原住民的故事。所以我不想单单写一个发生在现代的故事，而是想让它适用于所有时代。在小说中，我将古老和现代融合在了一起。
澎湃新闻：所以你的写作始终聚焦于澳大利亚原住民吗？
亚历克西斯·赖特：我写原住民，但我也写其他的。《卡彭塔利亚湾》之后，我还写了一本名为《天鹅书》（The Swan Book）的小说。这部小说的故事发生于100年后的未来，因为我想探讨原住民在未来是否能存活下去，怎样存活下去；100年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天鹅书》的主角阿比莉维亚（Oblivia）是一个年轻女孩，她代表了每一个原住民；由于一些童年创伤，她把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拒绝长大，拒绝和人说话，但在她头脑中依然牢记着自己的故土与信仰。
这部小说也涵盖了生态主题，我将故事背景设置在一个因气候剧变而灾难重重的世界里，而黑天鹅是那时唯一一种存活下来的天鹅。由于写作前我对天鹅一无所知，所以我做了很多研究，读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有关天鹅的诗歌。另外，由于气候恶化，很多人被迫背井离乡，成为漂流在海上的难民，其中有一位名叫贝拉·多娜（Bella Donna）的女士，她是白人。所以说，作为一名原住民作家，我对自己的文化有着很深入的思考，但我也会看到我文化之外的世界，看到其他人的处境，以及人类面临的其他问题。
澎湃新闻：《天鹅书》会在中国出版吗？
亚历克西斯·赖特：会的，《天鹅书》正在翻译中，今年应该就会出版，我很期待。我最新的一部非虚构作品也正被翻译成中文，它是一位原住民首领的集体回忆录，名为《特拉克》（Tracker）。这位原住民首领来自澳大利亚中部的一个部落，他已经过世了。这本书收录了他的很多故事，包括他的理念、言行，以及对于未来的构想。
澎湃新闻：你一直非常关注澳洲原住民的处境，写了很多针砭时弊的文章，活跃于各种有关原住民权利的社会运动中。你是如何平衡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这两个身份的？
亚历克西斯·赖特：我不会管我自己叫社会活动家，我更认同作家这个身份，而写作就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生存处境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很多人都在为原住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斗争，并且会一直斗争下去。而我试图通过写作做出一些贡献，向世界说明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如何思考；并且让世人理解，我们并不封闭，我们一直看着外面的世界；我们也从未掠夺过其他人。我们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
澎湃新闻：是怎样的影响塑造了你现在的写作？
亚历克西斯·赖特：我在西悉尼大学做了10年的研究工作，身边的很多人通过自己的政治角色和研究角色，鼓励人们直面世界，找到自己的选择和理念并为之奋斗；接受好的教育，积攒更多能够影响他人的力量。而我也受到了我们原住民群体的影响，当我在研究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个人叙事传统时，人们的想法能启发我去加深自己对各种文化的理解。
同时，我还阅读很多其他国家的作家关于乡土的作品，亚洲、非洲、南美等地的作家对我都有所影响。我一直在不断地阅读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作品，找寻他们在文字中探讨自己文化的方式，并思索我能否把他们的方法用在我自己的文化与土地上。
澎湃新闻：你的曾祖父是中国人，你也曾到中国寻根。能否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和感受？
亚历克西斯·赖特：是的，我的曾祖父是中国人，但我不了解他，也不知道他故乡的具体方位。我想应该是广东开平的某个小地方。19世纪，在开平，很多中国人离开家乡，去了美国、加拿大等地淘金。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没回中国，选择在海外结婚定居，我的曾祖父就是其中之一。他跟我瓦安伊部落的曾祖母结了婚，我对他们的婚姻很感兴趣。卡彭塔利亚湾是一个比较孤立的地方，并不了解外界。而我的曾祖父给部落带来了很多中国的知识，他教会人们灌溉与耕作，种植蔬菜。我很想知道，在他们的婚姻中，中国文化与瓦安伊文化是如何交流互动的。或许我会为此写一本书，但它会是虚构的，不会是我曾祖父的故事，因为我并不了解他故事的全貌。
去年我去了一趟广东，能感受那里与我家庭的联系，但很遗憾我没能找到曾祖父的踪迹，毕竟年代过于久远。但我了解到，曾祖父一共有5个孩子，后来他把其中3个孩子带回了中国，他们或许就住在曾祖父的家乡。我不知道他们在哪，但他们应该有家庭和孩子，所以我在中国应该是有亲戚的。我会继续寻找下去，希望有所收获。我已经了解了自己血液中澳洲的一面，而中国的一面对我来说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