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2015年底，我选译了塞尔西奥·拉米雷斯（Sergio Ramírez, 1942- ）一个短篇，总结说如果非要知道一位尼加拉瓜作家，必须是鲁文·达里奥（Rubén Darío, 1867-1916），如果非要知道两位，请加上埃内斯托·卡德纳尔（Ernesto Cardenal, 1925- ），如果非要知道三位，那就是塞尔西奥·拉米雷斯了。这不，随手译着卡德纳尔那组成名诗《零时刻》，便听闻拉米雷斯获2017年塞万提斯文学奖，因“其在作品中融合了叙事与诗学、观察者与行动者，以卓越的文学高度，丰富的体裁——比如短篇故事、长篇小说和报纸专栏——把现实转化成艺术品，反映出日常生活的生动。”
塞尔西奥·拉米雷斯
“融合”、“反映”、“丰富”、“卓越”，“现实”跟“艺术”相对，“日常”好像便不“生动”……对成就的附会总是相似，走向成功的道路却各有不同——在当今环球文明等级中，西班牙语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体量和分量？在二十多个西语国家之中，中美洲七国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就在这七国之间，尤其对比“中美洲瑞士”之称的哥斯达黎加，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刚刚结束独裁、战乱的尼加拉瓜，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也许只有重新覆盖起这一层层透明的天花板，才能隐约体会塞万提斯文学奖问世四十多年里，尼加拉瓜养成这第一位得主是有多么来之不易。
拉米雷斯出生于1942年8月5日，既不是在首都马那瓜，也不是文化名城莱昂、格拉纳达，而是一个高原小镇马萨特佩（Masatepe，纳华特语“鹿山”）——记这么清楚，是因为他在1995年把这写成了一本书：《一场化妆舞会》（Un baile de máscaras），把自己的出生作为设定，融入两个封建大家庭准备舞会的喧闹之中，既没有大仲马同名故事的神秘悲戚，也没有威尔第同名歌剧的城市化和道德感，但却是对那个时代、那个乡村、那个人群的永远定格和追忆。
我们很少会注意的尼加拉瓜地图：13万平方公里，面积介于福建和安徽之间，东西各面大西洋、太平洋
除了幽默玩笑，这部作品颇为重要，一方面是对他出生这个“事件”进行了选择性讲述和自我确认，而且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之后他便正式放弃“功名”，专注当一名职业作家；另一方面，两年后，该书法语译本出版，随即获得1998年“劳拉·巴塔庸奖”（Prix Laure-Bataillon，2000年该奖颁给了莫言的《酒国》），一项年度在法出版最佳外国小说奖，似乎可以理解成，越是在地、越是想要彰显个性和风俗，越是容易被欧洲文明观看、欣赏和收购。
1995年前后专职写作这个转变，几乎可以算作拉米雷斯在53岁上的一次重生：从14岁给《新闻》报周日副刊投稿，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上大学，直至八十年代末，他投稿、出版、撰写报纸专栏，还获得过写作奖学金到德国进修，但只出于讲故事的习惯和公共讨论的责任，正式的身份是学生、国际文化机构职员、革命者、国家领导人。
当然，后两个身份特殊一点，他1977年回国加入“12人集团”，1979年发动反索摩查的“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革命，胜利后成为国家重建委员会委员之一，1985-90年担任丹尼尔·奥尔特加的副总统，1990年大选成为在野党、反对亲美的右翼，1995年又与总统和左翼阵线决裂，退党成立“桑蒂诺革新运动”并出任总统候选人，1996年大选再次失败，从此彻底退出政坛。
在大约1977-1995年这段革命和建国期，他作为国家文教事业的领导，出版了很多杂文、政论，如《加勒比人》（Hombre del Caribe, 1977）、《你正在尼加拉瓜》（Estás en Nicaragua, 1985），但虚构文学方面也并没有荒废，1977年推出《血让你害怕了吗？》（¿Te dio miedo la sangre?），1988年则有长篇小说《天谴》（Castigo pino） ，接着是1992年短篇故事集《谱号》（Clave de sol）和1995年《化装舞会》。国家再小，总不是过家家，这种搭配了文学创作的政治生活（或是搭配了政治生活的文学创作？），无疑将拉米雷斯塑造为西语美洲现代化进程中最为典型的“文化英雄”形象，延续了阿丰索·雷耶斯所列举的安德烈斯·贝略、萨米恩托、胡安·蒙塔尔沃、何塞·马蒂、恩里克·罗多那一长串知识分子序列，既参与了新社会的政治秩序建设，又通过实在的教育规划和文艺创作启发民智、追求美学上的自主。
在日渐科层化的现代社会，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一位国家领导人在会议、讲话之外坚持虚构文学创作，甚至写出《天谴》这样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拉米雷斯在题献中留下过一句淡淡的：致为我腾出写作时间的赫特鲁迪丝，但纵如采访里说是早起爬格子，也有一点让人费解：治国平天下的豪情中，为什么念念不忘一个法学院学生时代分析的连续投毒案例，为什么他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有关爱、背叛和野心的故事”，以及，从案件审理的1933年起，半个世纪过去，为什么“这个案子的记忆依然在这个城市中活着”？细细看去，他不仅仅是进行了一次反映公共记忆、风土人情的创作，还暗藏了一些套型的野心，暗合了鲁迅“人血馒头”“铁屋子”般的民族寓言。
《天谴》
从政治生活急流勇退之后，至少从表面上看，写作时间有了更大的保障，拉米雷斯的作品出版变得稳定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历史小说《玛格丽塔，海正漂亮》（Margarita, está linda la mar, 1998），革命回忆录《再见，男孩儿们》（Adiós muchachos, 1999），侦探小说《天空为我哭泣》（El cielo llora por mí, 2008）和最近刚刚举办推介会的续集《再没有人为我哭泣》（Ya nadie llora por mí, 2017），博客合辑《当我们都说话》（Cuando todos hablamos, 2008），以及名物志式的《尼加拉瓜食物词典》（Diccionario de los alimentos de Nicaragua, 2014）。迄今为止，他已经出版了至少59部作品。
除此以外，他重新建设了“拉米雷斯办公室”，组织和参加各种图书出版、推介、展览，继续推出名目繁多的杂志，比如整理学生时代跟好友创办的文艺杂志《窗》（Ventana, 1960-1964），以及主编2004年8月问世的电子双月刊“中美洲文化杂志”《封面》（Carátula）。说起来，每次邮箱里收到新刊邀请都会有些紧张，像拿到一张准考证，读起来要花相当的时间，因为上面的名字，除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何塞·萨拉马戈、阿瑟·米勒这样的，大多再不认识了。当然，我个人这种不适也早在他们的预料之中，就像巴尔加斯·略萨在第一期刊发的《新的文化黎明》（Nuevo Amanecer Cultural, 2004.8.21）里说道，“现在的出版工业处于跨国公司和政府的牢牢控制下，这里的很多作家在试图穿透这种控制时，作品出生又死去。”所以这份杂志就是要打开一个希望的口子，让当代中美洲作家有可能向全世界读者展示自己的活力，让他们的作品有可能在本国之外通过更有效的手段和市场结构流通起来。据说《封面》读者每期两万，多还是少，不懂专业不敢说，但至少它在中国也埋下了小小一颗种子，让我们知道了“尼加拉瓜电影史百人”，太平洋那头正在看的展、正在读的诗。
即使作为塞万提斯文学奖新晋得主，拉米雷斯的几十部作品也很难一气被中国社会吸收：毕竟关联较远，但这并不是说，以拉米雷斯为代表的尼加拉瓜文学不能成为中国文化精英的思想资源，恰恰相反，有好几个面向十分值得我们揣摩。
首先即他的主题长期围绕现代民族国家独立展开，只不过整体背景为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索摩查家族独裁、新的威权主义。作为一个法学博士，对社会非正义问题异常敏感和坚持，这不仅贯串在他的政论杂文、回忆录中，连两部“哭泣”这样的侦探小说也不例外，笔锋直指连选连任的统治黑幕，而鲁文·达里奥的名诗《玛格丽塔，海正漂亮》，一个小公主摘星星的童真故事，也因其赠予对象玛格丽塔（Margarita Debayle），引出其姐萨尔瓦多拉（Salvadora Debayle），其姐夫、第一位索摩查总统（Anastasio Somoza García），最终引向1956年针对后者的刺杀事件及其引发的政治地震。这个系列的故事，也许过于政治正确而缺乏情节上的复杂性、不可预知性，但解放战争题材、民族主义立场和反美反帝主题，是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高度契合的，可以提醒即使到今天、当我们已经随信息技术之轮跃入新的时代、处处洋溢着娱乐和消费的狂欢气氛，仍然需要小心应对各个层面的秩序问题。
拉米雷斯的作品属于杰姆逊之谓“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不过应当注意的是，他所处的“第三世界”并不是一个静止的主体，而是处于各方势力的消融之中。他反对索摩查，这个对尼加拉瓜来说半世纪的噩梦背后正有着几任美国总统操纵，所以他无论作为革命领导还是知识分子，都在同政治和文化的帝国主义进行殊死搏斗；但同时，他也反对昔日并肩作战的丹尼尔·奥尔特加，其近二十年在该国政治、经济领域的盘踞，以左翼之名上台，实已落入民粹和腐败的无底洞。所以对于拉米雷斯的政治和文学立场，可以借用阿根廷诗人胡安·赫尔曼的一句自白：我不是右派，也不是左派。这种决裂的清醒，来源于洞察和魄力。
其次，除开对社会不义的正面迎击，拉米雷斯作为一名曾经的文化教育官员，也十分注重知识的生产和流动。在2015年一部书稿中（《阅读的福气和冒险》Ventura y aventura de leer，似乎尚未正式出版），他开篇就提出最大的追求不是成为独奏者，而是建立一整支交响乐队：三百余年间，西班牙在殖民地禁止售卖小说，直到1867年，尼加拉瓜海关仍然没有印刷用纸和用墨的进口记录，而且这种整体发展的计划在20世纪已经落空，在后现代和技术之光闪耀的21世纪，似乎也并没有好转的迹象，“多少原本可以成为鲁文·达里奥的人，最终成了莽原上挥舞砍刀的短工？”于是他致力于“让所有人能够完全地使用语言”，“不是为了让所有人成为艺术家，而是不要让任何人成为奴隶”。
要“建立完整的乐队”，他大致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是现身说法，回顾自己的读书生涯，比如重新串联《圣经》《一千零一夜》《堂吉诃德》等经典名著，不断回溯鲁文·达里奥，从头介绍波兰记者卡普钦斯基等等；在刚刚出版的《自选集：50年短篇故事创作（1963-2013）》中，他也在前言里再次讲述了自己文学之路上的一个个台阶，希望这些作家作品带来的不只是益处、而能激发更多的阅读乐趣，让人不必追求过多的功用，而是对别人的经历和自己的想象“上瘾”。由于他预设的是识字率、读书率不高的本国国民，恰恰非常适合对其所知如“蒙童”的中国读者。
第二件事，打破国界和版权的局限，比如前述书稿，就是通过邮件坦然发来的word文档，对于他自己掌握版权的书和过刊，他也在陆续进行电子化、挂在个人网站上供免费下载，“请大家尽管使用和愉快地阅读，尤其是年轻人和研究者，这是来自我个人的一份礼物”。
无论纸书或电子书的形式，甚至无论是否正经“书”的形式（他从小也喜欢看庇隆时期的阿根廷传来的漫画、听拉美绵绵不绝的狗血广播剧），只要是良性信息的集合，且对其有理智的处理，便是一种好的习惯和旨趣——每一个社会，都有缺乏整体思维的群氓，“当代人不关心他们的个人记忆，因为他们被存储的记忆包围了，但只有当一个人真正去‘读’，才会发现首善是要拒绝‘存储的记忆’，由此，对于有必要讲述的故事，成为被追问的个体才是关键。”
从艺术手段上看，巴尔加斯·略萨曾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中表示，凡是没有摆脱作者、仅仅具有传记文献价值的小说，是失败的虚构小说。如果说当今文艺创作中有一条鄙视链，那么现实主义大概已经沦为底端，但拉米雷斯并不为所动。在短篇集《暗花》（Flores oscuras, 2013）中，他用12个故事讲述了革命后的尼加拉瓜社会，从官员受贿贩毒，到外来移民小偷被恶犬咬死，还有两位革命英雄，一个带着儿子捡瓶子偷井盖、闯进豪宅与昔日下属尴尬相遇，一个叫卖主食面包、在争执中被未成年人用自己当年光荣的刺刀刺死。总之，他常常摘编甚至引用新闻报道、法律卷宗，以便更真实地书写民族解放运动的迅速褪色，无数身边的普通人被社会历史的滚筒吸入再无情喷吐，不仅没能求得个人境遇的改善，反而往往尸骨无存，社会经济和阶层分化依然严重。这也是为什么拉米雷斯坚持从政坛出走做一个异见者：他当年的同盟至今把持着总统官邸，而尼加拉瓜依然是拉丁美洲除海地之外最穷的国家，这个现实，比任何想象、任何非理性都更有感染力、表现力。
一些评论非要把拉米雷斯往“爆炸后”贴，从时间上说，任何“拉美文学爆炸”之后的作家作品莫不都是“爆炸后”的，但实际上，他从不像那一个群体担心“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如何写小说”的问题，他的祖国政治动荡、经济停滞、文化落后，这种苦难所带来的人文经验，足够他书写了。
与此同时，他所有这些主题、手法，其实跟我们都有相关性，不是曾经遭遇的困境，便是有待处理的问题。“我们把记忆，或者认为是自己记忆的东西，用作文学素材”，到底应该习惯性地北望，还是不时把目光投向南方、更南？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塞万提斯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即，愿来自欠发达国家尼加拉瓜的塞尔西奥·拉米雷斯，给我们带来更多短板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