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对美国加州雇主的一项调查显示，当雇主谈到在组织中的晋升时，都不约而同地表示：“要是想要晋升，没有人为制造的障碍。人有多少才能，就能走多远。”这个表达或多或少说明了人们相信职业与个人拥有的才能有关。才能越高，也就越容易实现阶层的跨越。然而，后续的观察及相关研究却指出，实际上，若雇主真的要从组织内部提拔人员，却鲜少从低层员工入手，相反，他们倾向于从组织外部招募拥有大学文凭的人，而这一操作经常都会忽视受雇者所拥有的真实技能。
那么，以上面提到的组织招聘为例，我们该如何解释：一方面，社会相信才能/技能可以帮助个人实现阶层流动；另一方面，劳动市场的雇佣却呈现出仅看文凭而忽略技能的“文凭主义”态势？《文凭社会》一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想要揭开这个吊诡的谜团。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柯林斯在书中指出，“坚信才能可以帮助个人实现阶层流动”是一种“技术管治主义”，长久以来它一直都影响着人们看待教育与个人成功之间关系的方式。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相信教育可以改变人生，是因为大家相信各个行业和专业所需的技能具有不可替代性，而教育则能训练个体，使其拥有实现成功的技能。然而，柯林斯在列举了众多调查数据和研究之后，却尖锐地指出：我们通常所认为工作必备的技能并非从正式教育中获得，相反，这些技能大多是在实践中获得的。
那么，技能所代表的究竟是什么？技能又如何与文凭主义联系在一起呢？柯林斯指出，真正的技能其实代表着强大的专业，这种专业可以生产具体的成果，并且能够把技术传给他人。不过他也指出，技能具有矛盾性。一方面，技能本身要足够困难才可以显示出培养技能的专业性和可靠性；另一方面，技能又不能太过可靠，因为如果技能展示的成果太过清晰可辨，外行人就能轻易地评断这门技能，而操持技能的人也就会失去属于这门专业的话语权。
在柯林斯看来，技能本身的这种矛盾性造成这样一种结局：技能对个人阶层流动的作用十分有限，相反，拥有强技能的个体反而更难实现阶层跨越。为了更加清晰地解释这个结论，《文凭社会》比较了法律、医学和工程学这三种在美国社会起着奠基性作用的专业的历史发展。柯林斯指出，尽管医生和律师的职业看似极具专业性，但回溯两者的历史则可以看出，医学和法律的发展都带有仪式上的排他性，医生承担了为病患解释疾病等带有宗教性质的角色，而律师则在书写和辩论中建立了司法权力的象征性资源。总而言之，医生和律师之所以可以对客户很强势并进而影响整体社会情感，是因为他们的治疗方案和意见并不总是有效，他们承担的失败责任也相对较少。相反，工程师这一看似拥有绝对排他性的专业人员，在美国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却一直受到压制。具体地说，工程师的工作是产生需要被精确计量和评判的成果，因此，工程师面对的是相对争议较小、与社会情感及道德无关的任务。
柯林斯进一步指出，之所以技能反而使从业者处于弱势地位，是因为社会存在两种劳动：政治劳动和生产劳动。前者指具体的物质财富，后者则指确立财富分配的条件。生产劳动负责生产生活必需品，工人阶级由于本身经济背景的局限急于获得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从事的工作主要为此类；政治劳动负责上层建筑的构造，以获得文化主导地位为目标的统治阶级主要负责这类工作，相较于工人阶级，统治阶级既对高等学位——主要在研究方面提供训练——的研究类工作更有兴趣，同时也更有经济条件和时间赋闲以完成这些训练。据此，工程师这类产出确定无疑的财富的人群往往承担生产劳动，而医生和律师则在解释社会道德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医生和律师这类工作的发展历史显示，自20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政治劳动飞速扩张，例如办公室文员等闲职急速增加。柯林斯指出，推动非生产领域增长的直接动因是教育文凭系统的膨胀。由于美国在地理和政治上的“去中心化”，教育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特定群体的垄断，美国也建立起各个层级的学校。由此，美国的中学系统不断完善，大学和研究生毕业率急速增加，大学文凭几乎成为找工作的标配，而那些回报率高的专业甚至需要博士后训练。人们接受着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对教育水平的要求和准入门槛也越来越高。如此一来，具体学习内容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相对地，获得正式文凭和特定等级的学位则成为人们求学的目标。
由此，文凭系统内部发生“通货”，人们追求越来越高的学历，但与其相对，文凭却越来越贬值，而这一文化通货的出现则持续塑造美国的社会分层。在分析文凭对社会流动的阻碍作用之后，柯林斯进而也提出了相应的社会变革方案。在他看来，废除文凭主义是必要的：他反对雇主在雇佣时将文凭作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依据，提倡以取消文凭的方式对社会机构进行更加理性的控制。
然而，想法归想法，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不难发现，近几十年来，文凭社会的现象愈演愈烈，文凭社会的势力也是越来越强。教育的价值到底何在？如何才能让教育成为流动的阶梯而不是障碍？如何消除文凭异化这一社会痼疾？值得我们深思。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