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死时只有二十六岁，我不到六岁。时间一晃过去四十多年了。
他出身在一个有钱有势的地主家庭。解放后，家产没收，父亲病亡，叔叔逮捕，母亲改嫁，他与继父相处不甚融洽，便回老家生活。一个十二、三岁的地主子女，从离家住校读书的小学生一下转换为独自种田谋生的小农民。做不好饭吃生饭，尿床了睡湿被子；耕田时，牛不听使唤，急得痛哭流泪。在那论阶级讲成份到极点的年代，他生活得何等艰难！
十五岁那年，他到我们家先做儿子后做女婿，二十岁与我妈结婚。他俩长得漂亮，懂点文化，演戏常扮夫妻，引得人们羡慕。他热爱生活。房屋里外收拾干净，家庭收支记有流水帐，从田里劳动回来就换衣服，口袋里总装有一把梳子；稍有空闲，驾着马车，带着妈、我和妹妹去看他母亲和继父。他对老人的孝敬、对妻子的体爱、对子女的呵护、对他人的温和以及聪明勤劳能干，令村里人至今提到他总是称赞。
好景不长。在我妈怀有弟弟那年，他脖子下长了疱，为治病一上宜昌二下汉口。那时农村不知道癌症，他的病复发再去汉口，看医书问医生，得知是淋巴癌，为不跟我们留下更多债务，便中止治疗回家了。
他在病中十分关护我们成长。他有一箱子书，常常讲给或是念给我和妹妹听，特别是那些幼年丧父自强自立的故事。也许他病后更感到健康的重要，从汉口回来买个大蓝球，对当时农村孩子来说十分新奇，我和小伙伴们拍啊、踢啊、掷啊，不知忧愁。一次，我跑到生产队仓库前玩，突然下起雷阵雨。他那时疱长得很大，头整天偏着，撑着跑去把我扛回来，浑身湿透，脸色苍白，直喘大气。
后来他病情加重，不能平躺，整天整夜坐在堂屋里一把拖椅上，前面放一个高点的木架子，困了就扑在上面。他不能走动了，心里更加呵护我们。屋后有个四方形水塘，多年的粗树根扎在水中，树根的洞缝里藏有小鱼。我常常躺在塘边，把手伸进洞缝里摸。他怕我掉入水中淹死，可又不能动身制止。一次，他见我又要去溏边，便喊我到他身边有话说，我一去，便将我双手用布带捆住，在他身边站了半天，直到吃午饭时才被“释放”。从此任凭他怎样喊，我不敢过去了。
他病重后那刻骨铭心的场面，在我幼小心灵留下深深创伤，至今记忆犹新。到了晚期，他大小便失常，这对讲卫生的他是多大的折磨啊！每当为他换衣服时，他要爷爷把他甩到后面水塘里算了。这时，妈和婆婆泪流满面，连粗犷豪放的爷爷都眼含泪花，我下意识地含泪跑到财经队长家里，问给我爸爸买棺材的钱贷回来没有。他在死前总是念叨两件事，一是担心死后我们不会“成人”不走“正道”，二是说死了头上的“帽子”摘了人就要轻松了。
我心里最伤痛的是他死的那天。那天上午，他多次喊我到身边，我都没去，妈催我也不去，他说不来就算了。中午，看到他扑在木架子上不做声，我以为他睡着了，才与妹妹悄悄坐在他的对面。突然，木架子“轰”的一声倒了，他口中喷出黄色液体，上身垂弯下来。我妈和他母亲正在厨屋为他煎药，我和妹妹赶快跑去喊到：爸爸跌倒了！妈和婆婆拼命喊他，他双眼紧闭不回音，屋里响起了妈和婆婆撕心裂肺的哭声。我流着泪，心里明白：爸爸死了，他带着惦忧、不甘和压抑，永远离开我们了。那时，弟弟才一岁多，出殡时被人抱着下跪。
每当给他上坟时，我跪在他墓前在心里告诉他，爸爸，放心吧，我们都“成人”了；我们的头上没有你曾戴有的“帽子”；我们一定会走好以后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