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马当活马医
南山的红安村，村里有个董家湾，湾垭壑上住了一个叫董得贵的人。那年大灾荒，他上树捅马蜂窝找糖吃，背上叫马蜂螫了一个包，后来就长成了一个大肉瘤。他爹娘从乡卫生所带到区卫生院，县城也跑了好几趟，洋单方子土单方子都治交了，总是不见好。最后他爹请人把他带到市上大医院去看，医生说：来迟了，不敢动手术了，癌已扩散了，还是回家好好过些日子吧。董得贵回家后，想爹妈也不容易，回家有啥就吃啥，虽然家里已把棺材准备好了，自己能做点啥就帮忙做点啥，不能叫爹妈看着自己躺在床上等死。
因为肉瘤不时有些痛，就叫村里的赤脚医生给他看，帮他诊病输液。村里的赤脚医生姓扬名广福，为人很厚道，有事没事就常到他家去，也总要揭开衣服看一看那个包包，久而久之，扬赤脚医生就对这一个肉瘤有了新的想法。于是就试探地对他爹妈谝着说，你家董得贵背上的肉瘤好象不是那么个症状，得再想个啥门道整整看？董得贵的爹妈听他话里有音，干脆就说：“扬医生呀，你能割疖子割癃包，你就把他背上那个包包割球它，死马就当活马医，反正我家这儿子是在等死，真的死了我们绝不会怪你的，不相信我们给你写个条条。”
条条写好了，扬赤脚医生说，还是叫娃看看，按个手印，我才敢架势。董得贵自己一看，就按上了手印，还乐呵呵地说，扬医生莫怕，你就把我这个死马当活马医。于是，这赤脚扬医生就整一桶热花椒水，叫他面朝天地躺着，将那肉瘤包包泡在花椒水里头。过了一阵，又将小手术刀用酒精灯一烧，心一横，几刀就割除了肉瘤包包，再用酒精一檫开口，敷上药，缝上几针，还没得一个月，人啥事没得，居然全好了。
董得贵摔掉了背上的包包，死缠活缠要给扬赤脚医生当徒弟。
任老汉讲课
早请示、晚汇报的年代，政治是灵魂是统帅，农村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小学生也要接受无产阶级教育。不管是不是老红军，只要是当过兵的就叫他讲红军二万里长征，讲多么苦翻雪山，多么累过草地。这样的政治思想教育课是每周一次，必不可少，目的是叫学生知道过去的苦，明白今日的甜。
于是，学校三几天就要来个忆苦思甜，就要经常找一些解放前家里生活特穷的老人，到学校讲讲过去的苦难生活，请老工人到学校讲家史，听完了忆苦家史，学校就发一碗米糠粉子搅的糊肚子（粥），稀溜溜的叫每个人都吃，不吃不行，那是阶级觉梧的大问题。吃了，还真的管用，农村娃子记得苦是过去，甜是现在。
大坝村的任老汉，六十七岁，苦大仇深，学校请他讲家史，他一讲就说旧社会里他爸爸喜欢赌博，赌输了就把他妹妹卖给别人当童养媳，后来解放了他妹妹才到麻棉纺织厂当了工人。再往下讲，就该说农村，任老汉更是激动有劲，说过去给地主帮长工，起早贪黑，挨冻受饿，一个月只打两次牙祭（吃肉）。解放了，分了田地，不受别人管了，生活也就好多了。可是讲到大集体，尤其是那1958年以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它大声叹气讲：莫说吃米糠，连狗芽菜都没得吃的……。听到这里，坐在学生后面的校长，连忙喊起立，说到伙房喝米糠糊肚子，体验忆苦思甜。这把任老汉气的，烟袋往桌子上使劲一磕，大声吼起来：“我还没讲完，就下课？那时候的苦，是饿死了人的！不听，这些学娃子能晓得吗？”
不得了的女人
三个灾年过后，乡村搞起了社教，社教过后就是文革，解放军支左后，文革结束。文革结束后，生活勉强有些好转，但集体大，大集体经济发展慢，人们的思想观念更是一沉不变，因循守旧保持终日，不敢迈开半步，固有的这种意识，急忙转不过弯来。
乡村的女人，也被那个“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所武装。女子突击队，女子民兵连每个小队大队都有，战天斗地女子是与男人一样。谁敢想到抹口红、描眉毛，哪能想到穿高跟鞋、戴金项链，梦都不敢那样做。在讲究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谁要是遇到花枝招展、浓妆艳抹的女人，那就会遭殃，就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会被人打倒。
乡村的生活在那时一片苍白。
随后到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时期，集镇上开始有人戴手表，公社路上有人骑上了自行车，一些有点手艺的人家里不仅有缝纫机，还玩上了收录机。乡村里若是那一家有了这些东西，那简直是不得了。“三转一响”是当时村里姑娘小伙子的最高奢望，小伙子找对象，姑娘们出嫁，这“三转一响”是一定不能少的。
那时中渭村的黄梓娇，一年喂得好几头大肥猪，完成毛猪任务后，还有几头能换得钱来。她进村里，到公社、去汉阳坪街上，都是骑飞鸽自行车，腕上戴的长城牌手表，明晃晃地在车头前显摆，一路上看见她的人都说：“骑自行车戴手表，那个女人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