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颂：谈文学》 【法】菲利普•索莱尔斯 著 刘成富 丁午昀 段星东 译
知识分子是脆弱的：过多的经历让他失衡，让他恼怒，让他失足，让他变成沉迷于性爱和毒品的还俗教士。相反，作家是稀有珍品，是正在消失的、独特的、神经官能症患者：他的职责就是使我们感动，使我们做梦，并且最好是以伤感或痛苦的方式。
知识分子与作家之间的对立关系史有待梳理，这段历史是充满激情的、混乱的，通常是私下的，其重要性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还遭到贬毁。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三四十年前：萨特写了热内和福楼拜，海德格尔写了荷尔德林，德里达写了阿尔托，福柯写了巴塔耶，拉康写了乔伊斯，德勒兹写了卡夫卡和刘易斯·卡罗尔。传染肆意纵横，跨界大行其道，艺术家也一样，例如贾科梅蒂、毕加索、培根。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集权专制社会，都不喜欢这种思想家与诗人、哲学家与画家、精神分析家与小说家、语言学家与作家之间的互相渗透。随之而来的发展意味深长：界限被打破，电影掺和进来，尘封的音乐又重新出现了（斯特拉文斯基、贝尔格、韦伯恩），大学以及古老的文化权威遭到质疑，一场爆炸即将发生。这场爆炸因为源于“上层”而格外激烈，与固有的社会分析不共戴天。“你从何谈起？”问得好，问得人哑口无言。不是吗？人人都应各司其职，知识分子应回归本行，回归道德说教，作家和艺术家应回归到宣扬各种价值的工作上。我们曾一度恐慌。回归秩序吧！别再执迷不悟了，人们会告诉你你身处的位置。
在这样一个技术时代，公共空间大多变成媒体空间。过去，进出自由的研讨会座无虚席，这样或那样的思想家基于文学和艺术炮制演讲，但这样的时代已经结束。有人放出豪言，称文学与墨守成规的知识传授是两码事，这样的奢望也已经结束。阿尔托和乔伊斯作品中的思想，远胜于一堂经典的形而上学课程。这种观点被认为是真正危险的、可怕的。知识分子未能尽到自己的使命，他们任由自己被恶毒的美人鱼迷惑。他们应回归集体准则，放弃学科之外的冒险，不再有侧滑，不再有偏向。我们也请求作家止步于个人领域。所有的人都上电视，这也就罢了。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一边是形形色色的思想，一边是各种各样的想象。不要再混在一起，这让人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要再搅乱政治局势，让市场变得一蹶不振。知识分子应重新成为“灵魂工程师”，作家则是被社会学匆匆忙忙治愈了的病人。我们应为心安理得而思考，为无足轻重的忧虑而写作。社会根本不需要对社会边缘化和谵妄感兴趣的思想家，也不需要以思考为己任的作家。因此，边界需要重建，关卡要开始发挥作用。动荡时期，巴黎高师疯了，法兰西公学院成了怪人的聚散地，索邦也一团乱麻。区区一本没有广告的小季刊，就让整个法国的创作陷入了瘫痪。不幸的是，这一动乱进而席卷美国的大学，我们不禁要问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如今动乱消退，一切慢慢恢复正常。知识分子应发挥作用，做召集者，不管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作家应该独自一人，若稍有越界，就最好不要出现或不要说话，如果不能死的话。知识分子与作家之间的任何接触，就像是在重建已解散的联盟。知识分子是脆弱的：过多的经历让他失衡，让他恼怒，让他失足，让他变成沉迷于性爱和毒品的还俗教士。相反，作家是稀有珍品，是正在消失的、独特的、神经官能症患者：他的职责就是使我们感动，使我们做梦，并且最好是以伤感或痛苦的方式。再次强调，不能把他们混杂在一起。混合的下场，我们见多了。
“二战”期间，在纽约，安德烈·布勒东与列维·斯特劳斯之间发生了什么？那是一次成果颇丰的相遇，仿佛一道崭新的亮光。对于当今全球性社会，像居依·德波那样具有反叛精神的大作家怎么会比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知道更多真相呢？为什么弗洛伊德对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感兴趣？为什么上街参加游行的萨特会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读福楼拜呢？一些年轻作家对福柯的《古典时代疯狂史》以及他关于雷蒙·鲁塞尔的著作很感兴趣，那么福柯，他起初与他们频繁来往是为了寻找什么呢？当马拉美出现的时候，德里达也经常见一些年轻作家，那他又是在寻找什么？巴特呢？拉康呢？交谈、晚餐、散步、阅读、紧张的平行生活……没有人能“安定”下来，角色还没有确定，历史似乎还需要这种躁动。今后，历史好像被封存了，意识形态似乎不再存在。因此，思想要变得谨慎、谦逊，但噪音和激动无处不在，所有言辞的本质其实就是意识形态。事实上，一切仍在继续，只不过是在暗地里进行，而且没有征得任何人的同意。体制内的教士们只想自我蒙蔽，在传媒上的接力总是滞后（如果我们跟他们说这些，他们就会恼羞成怒，难道是因为他们不是万能的？）。各种联系相互交织，各种友谊仍在继续，在信息和报刊阅读之外，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此时此刻，谁在想些什么？谁在写些什么？操控系统试图知道或预测答案，但“依然如故”，没有什么是不稳定的。知识分子开始用同样的方式阅读现代作家和经典作家。作家思考自己的处境，嘲笑自己的形象，使用各种技术方法，没有丝毫不满情绪。他们看穿了经济谎言，专注于欲望的即时性和持久性。在旅行中，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民族障碍，他们发现他们的时代困难重重，但可能是最刺激的时代。人们越想限制他们，他们就越觉得需要自由，而且觉得这是可能的。钱是上帝吗？钱什么也不是。出版越来越商业化了吗？越是整齐划一，人们就越想追求独特。非同寻常，独一无二，这就是“思想”的新主题。而知识分子，他们已厌倦闹哄哄的处境，这种处境是人们给予他们的。他们恢复了镇定，调整了自我，重新找回了好奇心。他们觉得，正在发生的转变以及相关的破坏和不幸，仅仅是一种针对他们的挑战。他们在寻求一种新的协议，就像作家寻求一种新的倾听一样。人们想竭尽全力打破他们之间的联盟：真是白费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