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吹先生与孩子们在一起。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父亲已经步入耄耋之年，由于上海的冬天没有暖气，每年冬天父母都要到北京来过冬。父亲的行李箱里有一半都是信件，这些信件是他在上海时来不及回复的，也是他到北京后要做的工作。
父亲对于回复读者、作者的信件十分认真，这是他从事教师、编辑、作家工作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无论来信的是小学生、中小学教师，还是作者或出版行业的领导，他都热情洋溢地回信，从不敷衍。
从上世纪30年代初，他在上海大夏大学半工半读，兼职做幼儿师范的教师，同时应北新书局的邀请担任《小学生》半月刊的主编开始，66年中，他回复读者、作者的信件估计有数千封之多，由于年代的久远，很多信件都已经无从查找。此次由年轻的宝山同乡、散文作家唐吉慧先生多方搜集，汇集在这本书里的信件有150多封。这些信件的收信人有中学生、家长、教师、业余作者、著名作家、出版社同事、作协领导等等。所收录信件的写信时间从1945年到1996年，其中有1949年至1951年致常君实的毛笔信五封，十分珍贵。
每一封信件都有一个故事，特别是一封给他终身的朋友、位育中学校长李楚才先生的。父亲和李楚才先生的友谊真挚又深厚，他本人是教师出身，所以喜欢交教师朋友。1972年他从上海郊区奉贤“五七干校”回到上海不久，就和李楚才先生延续了友谊，每周六晚饭后，他慢慢地步行到李楚才先生家，两位老朋友便开始交流。
写于1948年4月17日的信件，是给为《大公报》副刊《现代儿童》投稿的业余作者张启钰的。张启钰那时正在英国接受水兵培训，他给《现代儿童》副刊寄来稿件，请英国小朋友和大朋友给《现代儿童》写信，介绍英国儿童和水兵的生活，并寄来200多张画片和明信片。张启钰回国后是“重庆号”上的水兵。我父亲曾写信给他，劝他“良禽择木而栖”，意思是要他脱离国民党军队，选择到人民一边。张启钰后来参加了“重庆号”的起义，他是“士兵解放委员会”的27名成员之一。
对孩子的爱贯穿于父亲的一生。在这些信件中有一封是回复一位初中学生周彦菁的，小读者在来信中倾诉了对升学问题的苦恼，父亲写了一封1400字的信，如同一位教师对学生谆谆诱导，鼓励他“挺起胸膛，正视前方”，“迎上前去，思索它，分析它”，为一个初中即将毕业的孩子既指出了要改正的缺点，又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并引用了古贤邵康节先生说过的话：“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岁之际在于春，一生之际在于勤。”要周彦菁同学好好安排时间，锻炼意志和毅力，勇往直前，取得进步。
另外，父亲也曾给1981年获得万国邮联国际少年书信比赛金质奖章的赵爽同学写过十几封信，鼓励她在文学上继续努力，争取做一名儿童文学作家。这次吉慧通过《中国新闻周刊》社黄卫得到了赵爽的通讯方式，并联系到了已经定居德国20多年的赵爽，可惜她由于数次搬家，这封信没有被保存下来。
1977年，儿童文学界开始拨乱反正，文学艺术的春天到来了。在这期间，父亲有给儿童文学女作家杲向真的信件六封，时间从1978年到1990年。父亲的信中对杲向真的新作《酒井》《枫叶红似火》《海的童话》给予了高度评价，对这位女作家在停笔10年后一举写出相当出色的篇什十分称赞。父亲在这文学艺术春天到来的日子也争分夺秒地做了很多工作，他在给杲向真的信中写道，“我在这冬到春，也在《光明日报》《读书》《儿童文学研究》发表了带有理论性的文字。又为《人民日报》写了散文”，为“《中学生》写了关于科学幻想小说作家的短文”，又“写了一篇小说，《榕树》准备采用”，“此外还被约写童话、评论等短篇，以故手头也没空，会议、活动也不少”。1979年10月，父亲和杲向真都参加了全国第四届文代会，他们在北京相遇，一定都为终于雨过天晴，可以为中国的儿童文学事业大干一场而无比兴奋吧。
感谢唐吉慧先生做了那么好的工作，让我们能看到父亲70余年写作生涯中工作轨迹的一瞥，这些信件对于研究父亲的一生提供了很好的帮助。以此书信集为开端，相信会有更多父亲的书信被发现、被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