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一场和近代“百货公司”研究有关的活动，很感慨，因为准备的过程令我想起小时候徐家汇刚建东方商厦的时候，母亲曾经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去“观看”。在印象里，上海人应该对百货公司并不陌生，上海本身似乎就是“百货公司”的象征。所以，那真是很有仪式感的一种“观看”。因为我们并没有走进店去，后来她又骑着车带我回家了。今年某天，母亲偶然跟我说，我们能不能去徐家汇东方商厦逛一逛，我说“有什么好逛的，百货公司都长一样”，但我还是陪她去了。她去一层晃了一圈，果然有点失望，说，“怎么跟以前不太一样，店员好像也和以前不一样。”她心里仿佛有一种煤气灯燃起的愿景，被没有温度的现实破坏了。
母亲一直很希望我能有一个穿制服的工作，因为她从前在工厂穿的是灰蓝色的工作衣。女人的愿望有时候可以很简单，比如《嘉莉妹妹》，应征当百货公司店员失败之后，平时就尽可能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女店员，而不是女工。又比如《长恨歌》里王琦瑶的女儿薇薇，理想也是当羊毛衫柜台的女店员。百货公司曾是女性职业的愿景，尽管历史并不长，但算得上是启蒙。而如今，百货公司店员依然在，类似的职业还延伸至线上，换成了微信平台上的代理。她们的人设与产品结合在一起，展示积极向上、亲子温馨的日常生活的动态形象，实际上和永安公司卖钢笔的“康克令小姐”没有什么区别，是公共空间的媒介。
小时候我们写作文写人生志愿，有人想当宇航员，也有人想当公共汽车的卖票员，孩子的欲望是无知无畏的投射，大到宇宙空间，小到通勤工具。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当成了宇航员，也没有一个人当成了卖票员，公共汽车上已经没有卖票员了。小小的理想也被飞速发展的社会折叠了。现在的年轻人，对虚拟空间的热情有时会大于物质空间。
城市“公共空间”的更迭，伴随着记忆的流逝，总会令人心生恍惚。仿佛并不那么遥远啊，一切往事都历历在目，可一切就是那么遥远了，魔术一样的。不只是东方商厦，童年时候母亲常带我去桂林公园里看桂花，我记得南丹公园里还有竹笋可以拔，我们买衣服会去万体馆的中兴百货，她喜欢吃中兴百货里卖的“掼奶油”。去年，她也央求我再去公园玩一玩，我们特地去了一次桂林公园，现在想起来还蛮“友爱”的。桂林公园有很多猫，也有很多时装表演的老年人，有一些老克勒戴着老花眼镜帮妇女们拍照，也有古典风格的小保姆和老先生勾肩搭背。这令公园也多了一种通俗的、言情的色彩。小说里都有，比如徐訏就描写过徐家汇公园里与异性交往的场面。现在年轻人倒不去公园谈恋爱了。但年轻过的人还良好本分地利用着公园的暧昧史。公园的历史也不长。上海自开埠以来，早期的公共空间是由洋人创建的。因为中国人更喜欢活动的空间是在寺庙。1847年，英国人福钧（Robert Fortune）在他的《上海游记》中曾经吐露他的困惑，“在城市和郊区，寺庙四处可见……占卜者和变戏法的人也是大受欢迎，他们利用其同胞的信任获得不菲的收入。在上海的街头和公共场所，这样的人随处可见。非常奇怪的是，中国人特别喜爱的唱戏或戏剧演出在寺庙里频繁上演。这与我们对宗教和礼节的观念相去甚远……”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百货公司诞生的时期，摩登男女才开始在公园里谈恋爱。公园“既是游息所，又是情场胜地”（《法公园之夜》，1931）张中行曾经通过文化角度分析庙会，认为摩登少女会在商场买高跟鞋，贫家女儿则是在庙会买平底鞋。
我觉得自己大概还是属于庙会那个系统的，热爱风俗节庆……即使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也无法逼迫自己成为另一个人。现在城市里最好看的小姑娘，也不一定在徐家汇活动了。最相信爱情的年轻人，也不一定在徐家汇公园浪掷时间。可徐家汇还是那么特别，对我们住在田林的工人小孩来说，它曾经就是上海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