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清莫干山裸心堡
这本书，让胡渭成了一条河流的源头。
而他发源于一座叫德清的城市。
我把起雾的眼镜擦干戴好：暖黄色的竹编灯罩、枯萎的干花、带有原始虫孔的长条木凳，以及堆放着的文艺书籍。和同行的人一起几乎用相同的姿势在麦色的沙发上瘫了会儿，我重新起身环视这家叫“三秋”的民宿：粗朴又精致，一种离地三米的田园生活景象。此时，我还没有和胡渭相遇，我的内心像室外的隆冬一样沉重。一天过去了，对于此行的任务仍然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口。
竹篱“茅”舍，柴扉轻扣，以及墙角数枝梅和那一丛丛挂着红果的冬青。胡渭先生，大概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宅院里。不同的是，他的冬天没有地暖。但起码，酒是一样的酒，月光也是一样的月光。
在后山的观景台上俯视，发源于莫干山的村间小溪缓缓淌过，不知胡渭有没有考证过这条河流的走向，历史上有过怎样的名称。
胡渭是谁？
在德清科技馆，他的名字出现在郦道元、徐霞客的下面，是一位地理学家。
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我们对脚下的土地、生活的地方有多少了解？为什么，那条河要在那里拐一个弯再流向远方？为什么一座山阻挡了风的去路就会形成一个小气候？为什么一个人会影响一座城市？为什么一座城市会影响一个人？“城市在通过几百种方式向你传递着信息：你能做得更多；你应该再努力一点儿。”美国人保罗·格雷厄姆在谈论如何选择居住的城市时这样说。一座城市会发出自己特有的消息，比如，“纽约告诉你，最重要的是：你要赚更多的钱；剑桥告诉你：你应当更聪明；巴黎发出的消息是：做事要有风格。”
在摆满了各种无人机和地理测绘仪的科技馆，一袭长衫和一根长辫的胡渭雕像特别醒目。古今之间，冥冥中，他和自己的家乡有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握手。
山有脉，水有势，山川河流都有自己的走向。一个湖泊的形成也许是因为几条涧水的终点，也可能是某次地壳运动形成的堰塞。研究这些，大概比研究人有趣多了。研究者可以从人的关系中争拔出来，像一株植物，穿越黑暗的泥土伸向天空。
分九州，导山水，致五服，这是古人写作《禹贡》目的。治水即治心。一个地方的历史贯穿着一个地方的治水史。人的作用就在于让水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如此才能安居，才能乐业。九州风貌各异，土里拔节的作物也就各有各的身姿和香味，每处进献的贡品自然千差万别。
作为《尚书》中的一章，《禹贡》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最古老的地理名著。因为最古，也就难懂。
上古的人们如何认识天下？贴地前行的他们如何获得俯视的角度？凭一双脚、一艘船、一辆马车怎么绘制地图？就像已经不会耕田的农二代不知道如何回到故乡；像现在的人无法想像采摘时期的先人如何存活。都是技术。
胡渭对《禹贡》产生兴趣是从纂修《大清一统志》开始的。“因得纵观天下郡国之书，凡与《禹贡》山川疆域相涉者，随手抄集，与经文比次，以郦道元《水经注》疏其下；郦注所阙，凡古今载籍之言，苟有当于《禹贡》，必备录之。”
他足不出户，却在故纸堆上走遍了天下。前人的书籍像他操控的一架架无人机，助他理清了黄河的五大改道，分析了风土产物的变化，阐发了自己的见解。他博稽载籍，“古今水道山脉，条分缕析，聚米画沙，如身历目击者矣。”人们改变河道方向，截弯取直、分流，围湖造田，在不断改造生存环境的同时也不断地改变着一个地方的风候。你看，身边那条河从高处一路奔腾而来形塑了多少地貌，而现在她被人类的一把铁锹形塑，不再东奔西突，在百里长堤内温情脉脉。经过千年的时光，人类终于像驯一只兽一样慢慢驯服了她。“致五服”。
胡渭成了一位虚拟旅行者，在青灯枯卷中走至九州的边边角角。山水的脉络在历史的长河中有怎样的变化？他梳理、整合、归纳、阐释；对郡国分合同异、道里远近，他一一爬梳钩稽。三年而成《禹贡锥指》。因为这本书，他从此多了一个身份：地理学家。
地理即风水。风怎么吹，水怎么流，人可以一点点干预，移山填海，最终利我。人的自大大概正是从这里开始的。终极的幻想，人类连地球都可以推动，让它飞向另一个星系。
一生科举无名、金榜无缘的胡渭把自己伏得很低。甚至把自己伏成了一个湖泊；渭，三点水一个胃。在前人的基础上，他吸收、消化，用20卷30万字阐释1193字的《禹贡》，取名“锥指”。
胡渭凭这本书获康熙帝嘉奖，御赐“耆年笃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是评价：“宋以来……注《禹贡》者数十家，精核典瞻，此为冠矣。”《禹贡锥指》也成了家族的传家宝。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他的后人仍然珍藏完好。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无论水再怎么被改道分流，它的目的地始终只有一个；归根结底方向也只有一个。
给当时学术与思想界最大震动的其实是胡渭的另一本书《易图明辨》。这本书上下古今、“穷湖究委”，用实证的方法，厘清了先秦儒学和宋明理学的区别。指出了宋明理学“只是夹带了道家私货的歪门邪道；”为“以疑古、实证、考据为显性特征的乾嘉汉学”开创了局面。
这本书，让胡渭成了一条河流的源头。
而他发源于一座叫德清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