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刘厦，女，1985年出生。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心理咨询师。诗歌在《诗刊》《星星》《诗探索》《诗选刊》《诗歌月刊》《绿风》《扬子江诗刊》《青春》《草原》等刊物发表。诗歌《小村》获2017年河北作协举办的“美丽河北”征文大赛二等奖等奖项。2013年出版诗集《长草的时光》。散文在《文艺报》《北京文学》《广西文学》《散文选刊》《天津文学》《地火》《岁月》《河北作家》等刊物发表。散文集书稿《遇见生命》入选河北省2018年重点创作选题。
独白者在
世间有千万条路，每条路上都有许多的同路人，走在这样的路上，人们可以结伴同行，可以相互问路。花香鸟语彼此可以分享，风霜雨雪彼此可以搀扶。但是世间还有一条小路，这条路就在人群中隐藏。这条路偏僻而崎岖，这条路唯有寻找者独自行走。
这条路是一种境遇、一种逻辑、一种缺失，甚至是一句话的叙述方式。我在这条路上独自行走，你也在，其实每个人都在，但我们却老死不相往来。
我要虔诚而勇敢地将我看到的一切说出来，不管是可悲还是可笑，不管是不是使命，都是一种必然。
就像苍茫黑夜里，远处那一声无名的鸟叫，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没有人知道这一声鸣叫在呼唤什么。但这一声鸣叫，叫出了黑夜的苍茫，叫出了大地的辽远，叫出了灵魂的孤独。
这一声鸣叫，不为什么，只因为，独白者在。
鬼在我这里
自从我以轮椅的形式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与人群就成了两体，我和世界便遥遥相望。
但开始我并不知道，直到我看到一个狰狞的鬼，我惊慌地对所有人说，你们看有鬼！他们说，哪里有鬼？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他们都看不见，鬼只在我这里。
但我仍然希望他们能够知道，我所看见的这个鬼有多么可怕，我说，真的！真的！太可怕了！
或许也正因为他们看不见，所以有些人相信了。
我便给他们讲鬼的模样，我说，它日夜与我同在，白天每时每秒跟着我，夜晚挥之不去的影子让风高月黑。它让我吃什么都失去了味道，它让我开始讨厌别人的欢笑。只是无人知道这一切。
我以为他们知道了，就可以帮助我对付鬼。但是我错了。他们刚开始觉得刺激，也很同情我的遭遇，但是后来觉得太阴森，就不愿意继续听了。这时我发现，我如果继续说下去，我就是鬼。
因为没有人愿意走近苦难，没有人向往痛苦。躲避不幸，是人生存的本能。
那个鬼始终在变幻着模样吓唬我，每一次都让我毛骨悚然，每一次都让我想大喊有鬼！但我不会喊了，我得自己想办法对付它。
我想让人们离我近点，或者说我想离人们近点，以此抵消我的恐惧，就挑他们爱听的说。
我发现，他们喜欢听英雄的故事。
后来我说，鬼又能怎么样我，说的时候配上灿烂的微笑。瞬间，鲜花和掌声便来了！我觉得好热闹。
原来他们需要有人去承受苦难，去创造奇迹。这样他们便有了抵抗恐惧的希望和信心。
我以为，有鲜花和掌声簇拥着我，有那么多目光陪伴着我，我就不害怕了，那鬼就不敢来了。但当鬼再一次出现，我发现，他们簇拥的不是我，那是一颗遥远的星星。
我依然在这里，他们依然在那里，这里除了鬼对我不离不弃，空无一人。
内部的异类
残疾人的处境，从情感上没有人能够同感，但从理性上推论，残疾人的痛苦其实也简单，我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
比如，你看到那个你爱慕已久的人，正坐在一个舞会的角度喝酒，身边变幻的美女都注意到了他，而他忧郁的目光望向远处，你知道他在期待一个美丽的灵魂，于是你决定出现。但当你优雅地走到他面前，却突然发现自己是一只让人作呕的蛤蟆。
此时，你不知道应该继续站在那里，还是找个缝赶紧钻进去。继续站在他面前，是对他的侮辱，找个缝钻进去，是对自己的侮辱。正在这尴尬的时候，他面无表情地看了你一眼，然后就走了。
我怎么会是一只蛤蟆？每一个残疾人都会将这个问题反复问自己，累了就歇一会儿，然后继续问。
这话如果你问别人，得到的回答是，你本来就是蛤蟆啊，你是一只不接受现实的蛤蟆。回答的方式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又会出来另一个问题：并不是你有了一个不该有的身体，而是你有了一个不该有的灵魂。
于是你决定尝试着忽略灵魂，服从现实，安心做一只蛤蟆，但当难看的蚊虫飞到你面前时，你却怎么也不想吃。
很多大师告诉你，这就是命运，将人的灵魂放在一只蛤蟆体内，是上帝的兴趣。
你便反驳，我凭什么要听他的！我为什么要听他的？
可是，如何才能违抗他的决定呢？如何才能逃脱命运的安排呢？苦思冥想后，好像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死，只有死可以破坏上帝强加给你的模式。可这不是彻底的失败吗？那就活着奋力抗争，可这多像一个圈套，如同蒙着眼拉磨的驴，不停地逃跑，才是它无法逃脱的枷锁。那么如何才能打败上帝？是生存还是毁灭？
更多的凡人告诉你，做蛤蟆要知足，你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提倡生命是平等的，所以你这只蛤蟆才可以在社交场合出入，甚至可以成为某一个爱心人士的宠物。你要勤奋地吃蚊虫，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益虫。
吃蚊虫是你唯一的出路。第一，你活着就必须吃饭，而上帝分配给你的食物就是蚊虫。第二，这样你对人类社会也就有了用途，你在这里便有了角色。
凡人的好意，大师的点拨，都让一只蛤蟆，不，都让一个人的灵魂遭受挫折。但还有一方面的原因，会让你开始练习跳高，练习伸舌头，积极地学习捕捉蚊虫的本领。
那个原因就是，只有这样，你才可以听到人间的声音，才可以看到人间的颜色，才可以闻一闻烤鸭的味道，才可以躲在某一个臭水沟里，偷偷守在那个你爱慕的人的身旁，看他过着人间的生活。这个原因超越了所有的理论。
具体欲望指引的力量远远大过事物的意义。具体的欲望不可抗拒，也无须争辩，更找不到理由，但它的力量却无比强大。
就这样，一个人的灵魂便以一只蛤蟆的形式存在。
这便是一个残疾人生存的内心体验，虽然有所夸张，但唯独这样，才能抽象并且真实地说出来。
残疾人是人类，但在人类这个圈子里被人们用“残疾人”这个名字圈了起来，成了人类内部的异类。
灵魂和肉体
人们并不将不能飞翔当成自己的缺陷，只有超出了常态，才会引发思考。但我们谁又不向往飞翔呢？
残缺不仅存在于残疾人，灵魂和肉体的不统一，是每个人存在的特征。
当把残疾这个词放在了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便以夸张的形式暴露出灵魂和肉体的分裂。
灵魂和肉体仿佛是两股力量，或是相互对抗，或是相互撕扯。
从这个角度说，世界其实没有其他的东西，只是灵魂和肉体的较量，人生要做的事也只是在满足灵魂或者肉体的要求。
和一个人过不去，又有多少这个人的因素呢？更多的是自己心里的坎过不去罢了。我们做的每一件事，追根溯源都是灵魂或肉体的派遣。
一个人的幸福和痛苦也逃不出这两者的手掌心，当灵魂或肉体其中一方获得成功，另一方也正好没有意见，幸福便来了。但如果一方获得成功或正在努力，而另一方却和它不断地争论，不断地吵闹，痛苦便来了。
一个人为了心智而努力，大多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那便是肉体的痛苦了。而一个人为了名利不择手段，大多要寝食难安，魂不守舍，那便是灵魂的痛苦了。
仿佛人们都希望这两者握手言和，保持平衡，而且几千年来人们也在为之不断地探索，但能够做到的智者却还未出现。
从灵魂和肉体的相处之道来看，人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灵魂的崇尚者，这样的人在生活中比较理想化，注重精神需求，有做人的原则，对自己要求严格。这样的人内心有一片远离尘世的净土，有一份永远美好的孤独。这样的人做每一件事都以灵魂的需求为主，而肉体则成了灵魂的仆人。或许它并不是完全听话，但它的位置是不变的，那就是灵魂在上，肉体在下。
第二种是肉体的疼爱者，这样的人在生活中比较现实，注重实际利益，不看重虚无的原则，但服从现实的规则。这样的人能够清晰地分析出怎样更有利于他这个具体的人，在平庸的生活中看上去更精明。这样的人做每一件事都是以肉体的需求为主，而灵魂则更像它的俘虏，被肉体裹挟。所以它们的位置肯定是肉体在上，灵魂在下。
无论这两者谁占上风，差距小便无妨，如果差距极端化，都是危险的。
如果灵魂的崇尚者和肉体的疼爱者发生争执，往往是后者更强势，因为前者依据的是虚无的理论基础，后者依据的是现实的理论基础。而灵魂或许只属于个人，无法和他人进行争辩，没有公开评论的标准。
第三种是灵魂和肉体的平等者。这样的人灵魂和肉体的踪迹是最明显的，因为他们不分尊卑，所以也因此纠缠不清，始终在较量，永远不分对错。这样的人是一个矛盾体，他一生的路线就是灵魂和肉体斗争的路线，他总会陷入痛苦之中。
我认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熟悉这样的斗争和痛苦。
这样的斗争是以自我矛盾体现的。
记得我十七八岁的时候，我的朋友D，去另外一个镇上高中了，是寄宿，我们便经常写信。也就在那时我发现了书写的神奇，有一些东西说话不能表达，而文字可以。
在信中，我曾提出一个很幼稚的问题：如果一个人身无分文又流落他乡，几天都没有乞讨到食物，马上就要走不动了。他此刻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饿死在街头，一个是去偷吃的。他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问题看似无聊，却是我在反复思索得不到答案后提出来的，因为它关系到我生命的意义，所以这个比喻的提问是精神的求救。
D刚刚收到信正好休息回来了，我们便当面说起这个问题，她说：那可怎么办呢？要不就先偷一些？等有钱了再去还给人家。我说：那是不是就说明为了生存的需要，可以损害他人的利益？她说：是呀，那也不能当小偷啊。我看见她很认真地思考，因为她知道这个问题对我的重要性。但她却无言了。无论D的聪明才智还是思想品德，都是值得我学习的，她的无言，让我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难度。
那个年纪的想法都是非黑即白的，才会拿如此幼稚的问题请教别人。但这个问题的性质却始终存在。
我之所以提出那样的问题，是因为我看到了我的寄生性，也就是说我的存活要损害他人。
母亲为我们的生活细节日夜操劳，为我们的身体消耗着自己的生命。如果我多喝一杯水，便意味着母亲多弄我上一次厕所，然而她的胸口早已因为反复抱我们而长期充血，心脏也变得肥大。
县医院的一位医生消极冷漠，小时候我多次生病落入她手，每次我都能感受到她对我的轻视，我因此会更加主动的求生，因为我的主动，她会更加反感，因为她的反感，我会更加迫切。这时候我会看到她的嘲笑，她的嘲笑中仿佛出现了两个字“无赖”。
此后我便经常用这两个字来否定自己生存的意义，你活着就是死皮赖脸。
无论我做什么，都要给母亲增加辛劳，我决定经历的风雨，却要母亲一起经受。这让我为梦想努力的过程中，总自责到——你越努力越能证明你的自私。
仿佛上天在惩罚我，而我却在其他无辜的人身上寻找弥补，相当于我在惩罚别人。
如果说这样的矛盾与别人有关，那么还有一种矛盾是属于个人的。
在我第一次面对是否接受采访时，就开始纠结，在这样的纠结中，我接受了多次，也拒绝了多次。
史铁生和其他几位作家合著的小说《男人、女人、残疾人》，主线就是主人公舒展是否要接受采访而展开的讨论。因为这件事极具代表性。它体现出了，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的差距，精神捍卫和生存需求的冲突，灵魂和肉体的矛盾。
接受采访的动力包括：现实虚荣心和利益。对我这个被社会忽略长大的人来说，当摄像机和话筒对准你，无疑具有诱惑力，因为任何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关注。当以赞赏的角度宣传你，无疑你会感受到外界的肯定。这样作为一个社会人的虚荣心就得到了满足。另外就是媒体引起的社会效应，有名的残疾人和无名的残疾人得到的待遇是不一样的。有名的更容易享受到一个残疾人应有的福利，无论是政策条款中的，还是社会主旋律倡导的。而无名的要想得到应有的福利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有名会让我在很多方面减少难度。
不接受采访的声音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灵魂的高傲，对精神洁净的捍卫。或许从这一点上看，我是有精神洁癖的。因为接受采访，就意味着你接受了他人的塑造，而且这种塑造对于你内心的高傲来说具有贬低性。这种塑造总是冷静而刻板地给你加上一些标签；这种塑造总要无情地挖掘，让你大有伤口被利用的感觉；这种塑造用引导和筛选，将你刻画成简单而肤浅的“励志猴”。在不违背实际情况下，在不弄虚作假的前提下，你依然会被媒体塑造成为一个社会需要的榜样，但那个人不是你。在这种肯定中，你仿佛否定了自己。
接受的动力来源于肉体的层面，而不接受的声音来源于灵魂的层面。
如果接受所有的，或许我已经获得某种成功了；如果拒绝所有的，或许我可以将内心的纯净保存得更完整。但我却在摇摆之间。
其实我很不喜欢这样没有坚定认识、矛盾的人，但很可惜我就是，这又是一种矛盾了。
从客观出发，很多人把灵魂和肉体看成了一体，让它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过这也难怪，因为对于外界来说，它们是一个单位。
但在这种情况下，灵魂更容易感到委屈和孤单。因为灵魂毕竟是虚的，而肉体才是实的，即现实的。灵魂要想与外界交流，必须要通过现实，这就很大程度上要受现实的制约。
残疾人让这种制约明显化了。很多时候我都感觉残疾人是不立体的，因为他的很多“我”是无法实践的。比如，我想驰骋疆场或隐居山林都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我总是有这样的错觉，那就是我从未上路。
但是我的确以现实的方式存在，在一种无法选择中作着选择，这让我又看到了灵魂的脚步，它在前行。
或许正是因为有了残疾，我们才意识到灵魂和肉体是两部分。
比如人们常说，身残志不残，虽然这句话明显体现出了对残疾人认识的浮浅，但至少证明人们从残疾这个巨大的伤口处，发现了灵魂和肉体不同的踪迹。
人的存在，或许就是为了将这两股力量彼此牵制、彼此制约的吧。因为只有肉体的局限才能将虚无的灵魂聚集起来，只有自由的灵魂才能让沉重的肉体飞起来。只有灵魂和肉体相互制约和牵扯，才能彼此实现。
……